「平臺獲取利益一直存在爭議，尤其是像水滴籌這樣的公益平臺，當慈善遇上商業，如何用更加合情合理的方式擴大平臺影響力，救助更多患者，成為了需要水滴籌和我們共同解決的問題。」

>>>

"生病急用錢,快用水滴籌"

這是水滴籌的宣傳語，對于很多因病致貧的家庭來說，水滴籌所帶來的眾籌救助模式，讓他們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絲希望，也讓眾籌成為大眾共獻愛心、幫助他人的一個渠道。

△ 水滴籌籌款顧問工作流程

但最近，一則短視頻卻引起了人們對于水滴籌的質疑。視頻里水滴籌的“籌款顧問”在醫院內，用“掃樓”的方式引導患者發起水滴籌籌款，并由公司向完成任務的“籌款顧問”發放報酬。這一舉動讓公眾開始質疑：慈善事業真的適合用來做生意嗎？

不久之前，第六季《奇葩說》出過“給做好事的人發紅包,你支持嗎?”這樣一個辯題，節目里正反雙方激烈的討論給我們留下來深刻的印象。然而，這樣一個辯題現如今卻真實的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許多網友對于水滴籌線下有償推廣提出了質疑，或許做好事該不該發紅包這個問題的確值得討論。

善款一直是一個燙手的山芋，今年雙十一期間抖音大胃王“浪胃仙”承諾將直播賣貨的收益全部捐贈，但卻因電商回款時間過長，沒能及時捐贈遭到質疑，不得不先墊付15萬元。

同樣地，娛樂圈內，做慈善一直是明星提升社會認同度的方式，但章子怡、楊冪等明星卻都因種種原因遭遇過“詐捐門”事件。2010年1月22日，一網名為“善款去向”的網友在天涯社區發帖稱，章子怡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間宣布過的多宗捐助善款，均沒有兌現。而楊冪在拍攝《我是證人》期間承諾捐贈給視障人群的打字機及盲杖，也在多方的推脫下，陷入了“詐捐”還是“托捐”的謎團中。這兩次事件過后，章子怡演藝事業陷入低潮，而楊冪則因此次事件依然被網友不時指責。

△ 楊冪回應“詐捐門”

回顧這些事件，其實輿論發酵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對于做慈善的人“動機不純”的質疑。我們不會對一個流浪老人捐款提出質疑，是因為我們相信這個幾乎一無所有的人捐出的每一分錢都是充滿了善意，但對于明星或者網紅來說，“別有所圖”一直是外界對于他們做慈善的一個猜測。

盡管許多明星和普通人一樣對于苦難都有著深切的同情，并且也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幫助更多人，但在公眾已經非常反感明星天價片酬的當下，捐款作為樹立良好形象的一種公關方式，成為了明星團隊爭相在做的事情。而此次的水滴籌事件暴露出來的近乎“傳統銷售”的地推傭金模式，和明星團隊捐款造人設的行為一樣，讓公眾產生了“生意”污染了“善意”的憤怒，這種憤怒除了源于動機質疑，更源自于社會生存底線的打破。

我們曾經期待的水滴籌，是公眾視角下一次“好人做好事”的創新嘗試，但是技術和模式的創新絕不是被包裝的“演員”們謀取利益的工具，我們的善意也不是用來給他們買單的。

《奇葩說》里，反對“做好事給紅包”的秦教授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奇葩星球不缺做好事的人，也不缺給好人的紅包，缺的是老奶奶。這揭露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當一件事可以得到收益時，他就會變成一門生意。

△ ”奇葩說“里秦教授反對”做好事發紅包“

回到水滴籌事件，之所以這樣一個曾經挽救過無數絕望家庭的平臺會遭受攻擊，就是因為“眾籌慈善”可以得到收益，而當有利可圖之時，水滴籌就變成了一門生意。

其實知著君并不意外水滴籌會受到質疑，因為盡管每一個捐贈者和被捐贈者都是純粹地在做慈善，但對于水滴籌來說，它是在做平臺，做一個期待流量、期待投資的商業公司。

就像無數明星被質疑一樣，當你把其他訴求，尤其是商業訴求引入到慈善事業中時，引起眾怒是遲早的事。

思考一下眾籌慈善的意義，對于社會來說它更像是一個極端負面背景下的一絲希望。當一個家庭需要進行眾籌慈善、網絡捐款的時候，必然意味著很多獲取幫助的渠道已經封閉或者無效。我們在水滴籌中的每一筆捐款，背后都是自發性的對于絕望無助的兜底，而當大眾因感同“絕望”而伸出援手時，任何一點“道德”、“情感”上的瑕疵，都是引爆負面情緒的導火索。

學者Isen使用“溫情效應(WarmGlow)”來指幫助者在幫助中獲得積極的、自我感覺良好的情感體驗，并且這種情感體驗決定了幫助者的幫助意愿。可以看出，在很多情況下，眾籌慈善、個人捐贈的行為動力往往來自于人們的情感上的滿足，且由于幫助者數量的龐大，個體很難從中獲取更多非情感層面的名利，因此更加強化了“情感”這一關系紐帶。

△ 水滴籌獲得的商業投資

2016年，一個名叫“羅一笑”的女孩通過一片微信文章出現在深圳市民的視線中。文章由羅一笑的父親羅爾撰寫，講述了女兒身患白血病的不幸遭遇，引發了無數市民的同情。人們紛紛向這個這個女孩伸出援手，籌集善款達到了200多萬，然而沒過多久，羅爾被曝出在深圳有三套房，因要留給兒子因此沒有變賣。此事狠狠敲打了公眾的善意，人們紛紛感到自己被這個曾經是主編的父親欺騙了，“溫情效應”帶來的善的力量瞬間轉化為憤怒的聲音，討伐這個父親，最終羅爾退還了所有善款。

可想而知，當某種產業化、商業化、金錢化的烏云籠罩在水滴籌平臺之上時，對于公眾的情感體驗會造成的打擊只會比當年的羅爾更加猛烈。“溫情效應”營造的積極情感是巨大的，有多少人曾經感同身受的難過，就有多少被欺騙后的情緒反彈。

相較于企業家和明星們寄托于捐贈的額外期待，眾籌中的個體與受捐者之間只有情感連接。而情感連接相較于利益關系來說，是孱弱的，易變的，公眾情緒產生的有多快，消磨和轉為負面的速度就有多快。因此，當公眾出現被欺騙感時，唯一的善意紐帶也被割斷了，更何況欺騙背后的深層原因是為了“賺錢”，恐怕世間沒有比這個更符合“吃人血饅頭”的定義了。

這也是為什么，“慈善丑聞”對于明星來說，是最可怕的負面新聞之一。正如我們不希望有人借著“做好事發紅包”的機制成立黃牛公司、做好事公司，建立做好吃發紅包產業鏈一樣，我們也不希望明星拿我們對于社會絕望的反饋謀取“名利”，因為他人的名利，永遠站在自我善意表達的對立面。

尤其當這筆錢是拯救絕望時，把善意做成生意，更是撕碎了整個社會對于絕望的最后一次拯救。

在此次事件中，除了對于傭金的憤怒，很多矛頭指向的是地推過程中混亂的審查機制。作為平臺的水滴籌，其能夠存在且被相信的本質是“捐贈者”與“受捐者”之間純潔的單線關系，平臺不會從中收取費用，人們也不用擔心自己的善意會成為平臺和“患者”共同謀利的工具。

但很多“籌款顧問”在地推過程中，并不對于受助者的經濟情況和疾病類型做嚴格的審查。這樣一種“疏忽”其實本質上在消解著水滴籌賴以生存的單線關系，換一句話說：此時，捐贈行為的促成并不僅僅來源于患者，且來源于平臺員工與患者的“交易”。這樣一種單線關系的打破，會隨著平臺的發展，而逐漸成為引爆慈善事業的一個個地雷。

我們理解水滴籌需要獲取流量，也需要回應更多在絕望中掙扎的患者。但它更要了解的一點是：慈善本就是如履薄冰地在建構一個無關金錢利益的利他行為，引入第三者和第三者收益，其實是再次將慈善推入利己與利他的爭斗深淵。

我們可以想見，當一個成熟的慈善眾籌平臺壯大之后，能夠幫助多少重要的家庭，但在其壯大的過程當中任何一個程序都應該是合乎規則，能夠實現程序正義的，否則正義程序缺失之下，對于做好事初心的揣測，不僅會毀了一個本應健康的慈善平臺，更會讓亟待幫助的家庭失去最后的希望。

△ 水滴籌對于事件的回應

因此，想要維護好水滴籌乃至其他慈善眾籌平臺賴以生存的“單向捐助關系”，就需要在以下兩個層面實現程序的完善：

第一：對于“籌款顧問”制度進行公開。雖然引入獎勵制度實現線下引流會有諸多問題，但知著君并不認為這樣一種職業的存在是不合理的。通過正當的勞務關系推廣水滴籌有利于更多人得到幫助。但需要注意的是：這樣一個群體和工作制度需要細化、透明、公開，讓其工作被監督，才能有效地降低公眾因被隱瞞而產生的質疑我。

第二：規范“籌款顧問”的工作方式與制度。規范的顧問工作本質上不會影響正常的“單向捐助關系”，而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于顧問的工作方式與工作材料進行程序規范，例如引進醫院合作制度，確定立項材料，建立項目質量評估懲處制度，都能夠有效地防范因雇員謀利而造成的虛假立項問題。

盡管慈善與慈善平臺的“動因”往往決定了公眾的積極情感體驗是否會被消解，但是就像我們無法揣測做好事的人是出于善意還是生意，對于眾籌平臺成立動機和行動目的的揣測也是毫無意義的。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動機不純就阻止他做好事，但我們能做的，是用一個透明、健康的程序規則，去減少公眾對于“動機”的揣測，幫助每一件好事落到實處，這才是對于商業慈善平臺應有的態度。

水滴籌觸犯了眾怒，但并不代表這樣一個“做平臺，助眾籌”的模式是邪惡甚至于無效的，很多時候消解“生意”與“善意”敵對關系的，是嚴格細致的規則，只有程序正義，那些對于“動機”的不安才會真正被平復。

參考文獻

[1] 利他主義對個人慈善捐贈意愿的影響研究.陳曉清

[2] 微公益事項屬性對個人捐贈意愿的影響.賈雪梅

[3]水滴籌道歉了、線下服務停了 互聯網籌款還能信嗎？.新浪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