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的,第一次說起“老安”,除了拍《鏡子》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和《你好安德烈》里龍應臺的兒子,大多數(shù)人,不會第一時間想到一位在中國,生活了40年的意大利人。
1959年出生在意大利米蘭的安德烈·卡瓦祖蒂,還是AC米蘭足球俱樂部前主教練安切諾蒂的高中同學。
今年是他在中國的第38年,人人都叫他老安。
他是一位攝影師以及紀錄片導演,采訪過中國半個文藝界的人,參加過無數(shù)大大小小的展,他的漢語流利到時不時夾雜“他媽的”水平,卻鮮少接受采訪。
懷揣著對神秘老安的無限好奇,我們來到了他在北京東邊的工作室,和老安聊了聊。
1996年,出于老本行攝影的職業(yè)習慣,老安想記錄當時處于巨變中國的一些藝術家,其中有個英年早逝的作家,叫王小波。
而這一段影像,卻成為了整個互聯(lián)網關于小波生前,留下的唯一珍貴影像。
他的文字,為無數(shù)年輕灑熱血的青年,樹立了一座座武裝頭腦的燈塔,成為當代文青的精神領袖。
△鏡頭前的王小波
關于王小波為何能在當代年輕人中間還如此受追捧,我問老安,作為記錄者怎么想這件事,他也感到很是意外。
回憶起當年,他的書除了在臺灣,市面上壓根沒得賣,但老安卻挺喜歡小波這個人,說他是一個自由的思想者,跟他相處的很隨性,可以隨便談任何事。
你會發(fā)現(xiàn)生活中的小波,并不符合你讀文字時對他的想象。他說話溫柔,輕松卻又蘊含著能量,會讓你覺得很舒服。
王小波也在《沉默的大多數(shù)》里,轉述了這位意大利朋友說的話:
“除了臟一點、亂一點,北京城很像一座美國的城市。”
△90年代的北京迪廳,圖源Getty
出于對處在風云變幻下中國人精神狀態(tài)的好奇,他和意大利攝影師巴爾比埃利決定,采訪一些文人和藝術家,他們把這些影像資料,收錄在一個叫《北京三部曲》的合集里。
△回憶起90年代采訪的這幫人,老安整個人開始興奮起來
后來中央電視臺《人物》欄目要做王小波的紀念節(jié)目,就是找老安要的視頻資料。
除了王小波,還有像玩搖滾的崔健、彭磊,叛逆的韓寒、余華、阿城這樣的文人;藝術領域也有方力鈞、栗憲庭等藝術家。
△當代藝術家方力鈞
甚至也有剛做完變性手術的金星,總之中國大半個文藝圈,老安都找他們采訪了遍。
老安對每一個采訪對象都很印象深刻,但一說起最近紅火的彭磊,他也挺納悶:
彭磊火的時間特怪,老安說按照正常音樂市場邏輯,搖滾樂手一般會在年輕的時候火,而不是發(fā)福的時候才紅。
老安將這些都記錄在他的攝像機里,有些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公布出來,他覺得很可惜,這一摞的錄像帶,就一直在他的柜子里放著。
老安回憶起90年代,什么都是新鮮的,文藝圈也特熱鬧,沒有商業(yè)資本的干擾,電影學院的人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我不想當男的,那就做個手術,像跨性別的舞蹈家金星走上舞臺主持,這在當時人看來,都是無法想象的。
△跨性別主持人金星
當年扎堆的新興觀念涌入國門,還有各種古怪的電影、破格的行為藝術,他們干的事聽起來就很帶勁,老安說那是年輕人最自由的狀態(tài),他也很享受觀察世界變化的感覺。
《北京三部曲》后,老安自己也攬了不少電影的活,包括呆在北京時,給彭磊的電影《樂隊》擔任攝影;
△彭磊執(zhí)導,老安攝影的電影《樂隊》,還在上海一個電影節(jié)拿了最佳導演獎
以及《末代皇帝》的副導演寧瀛,也找來老安為她的電影《無窮動》拍攝,其中那段洪晃被網友廣泛轉發(fā)的表演名場面,誕生于此。
△2005年上映的《無窮動》,一部調侃知識分子精神泡妞的黑色幽默電影,放今天來看也不過時
老安在人們迎接新世紀的巨變之際,扛著攝像機,記錄下一個個古怪的藝術家和正經的學者,有的還在意大利國家電視臺上放過。
但大多數(shù)人還是對這個隨和的老安充滿疑惑:他為什么要來中國?
老安年輕時就對攝影、文學和音樂充滿著興趣,走進老安的工作室,一墻的電影錄像帶很是搶眼,有一大半都是VHS錄像帶,早已被更新迭代的DVD和藍光碟淘汰。
他回憶起自己的第一個手持DV,想著可以把熱愛的三件東西通過影像結合,于是攝像機就沒停過。
△工作室里,老安一墻的電影錄像帶
但有次在海上,老安拿著攝像機工作時,直升機把他從高處丟到沖鋒舟,老安的第一個攝像機,就在著陸給摔壞了。
△老安的第一個sony ccd手持攝像機,壞了之后一直沒處修,在櫥柜擱了幾十年
而40年,足以塑造一個人對國家的認識。
在老安來北京城之前的20多年里,那時的意大利,很像改革開放初的中國,二戰(zhàn)后的經濟開始振興,“小康”家庭越來越多,每個人都滿腔熱血,生活充滿希望和干勁。
△年輕時的老安
電視臺上安東尼奧尼的《中國》,打開了老安對中國的想象:
在世界地圖上,只有這塊幅員遼闊的土地,老安對其一無所知,再加上他對象形文字的符號喜愛,他決定親自探訪這個神秘的國度。
△安東尼奧尼在1972年拍攝的紀錄片《中國》,記錄下中國真空時期的真實影像
但當時意大利只有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大學有中文專業(yè),在專業(yè)老師“中文學不會,會了也白學”的勸導下,老安還是硬著頭皮上了。
1981年,20年的政治運動和社會實驗才結束,中國國門彼時剛剛開放,大三的老安也趕巧得到來到中國的機會,應南京大學中文系的邀請,成為改革開放后最早的留學生。
當時作為一個外國人,在中國上哪都得需要介紹信,沒這東西還買不著票,老安被輾轉無數(shù)的飛機、輪船、火車給整到崩潰,但老安笑著說自己還是幸運的。
△《鐵軌》,老安,1984
隨著中國經濟飛速發(fā)展,中國開始迅速接近老安離開時的意大利,這個東方神秘國度開始清晰明了。
老安剛來中國,身邊的中國朋友都還不知道何為“法拉利”,但沒過多久,越來越多的紅色跑車開始在北京城飛馳轟鳴。
△90年代北京第一位喜提法拉利,手持大哥大的商人
處于巨變之中的老安,在物欲海洋、手機和互聯(lián)網還未席卷中國之前,用相機記錄下了那段短暫的平靜。
△老安在1981年的上海城隍廟拍攝的《Chinese People》
第二年,在復旦大學公費留學的老安,拿到了教育部的獎學金,每個月大概有140塊錢工資。
但他把所有錢都花在了旅游和拍照上,到處拍照,用黑和白記錄下中國的街道和老百姓。
△老安作品,《少女》,南京,1981
而老安最近在山西長江美術館的個展,展出的正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
他對北京的第一印象是:長安街修那么寬挺浪費的,路邊不斷循環(huán)著紅色歌曲,零星的公交車會偶爾經過。
△老安作品,《舞臺》,北京,1981
后來在上海和平飯店,老安在電梯里碰到兩位意大利人,他們被老安地道的中文給嚇到,讓他畢業(yè)就可以來他們的意大利鋼鐵企業(yè)工作,地點在香港。
老安作為跨國企業(yè)的第一個中國員工,終于有機會全國跑,像探險家一樣到處冒險。
老安的中國大冒險,在1990年畫上句點。
1990年,40歲的老安來到文藝復興的北京,開始了他的影像生涯,因為這里有太多文化和社會現(xiàn)象值得被記錄。
△2011年,他和北京作家徐星拍攝了關于宋莊藝術村的紀錄片《5+5》,還在電影節(jié)拿了獎
我插了一嘴問老安,你有沒有想過假如你沒來中國呢,他反而笑著對我說,他并不羨慕在意大利的朋友,他們的生活緩慢,還是在中國有意思。
后來,老安也成了家,有了兩個小孩,都在北京讀書,為了養(yǎng)家,老安也會去接些電視臺專題片,給潘石屹拍形象宣傳片掙錢,還在《三聯(lián)生活周刊》寫稿子。
2018年,受好友盧悅之托,老安給一個在北京的展覽《臆想倉庫》拍紀錄片,認識了策展人大石,受大石之邀,給他在上海策劃的展覽《好奇柜III》也拍攝了紀錄片。
△老安為好奇柜展覽拍攝的紀錄片
這是一個關于娃娃的展覽,內容涉及到手工藝、神秘學、自然科學、歷史、宗教等各個門類。參展人的身份五花八門:設計師、藝術家、公務員、城市拾荒者、教師、作家、學生……
老安并沒有準備任何提綱和規(guī)定問題,大部分時間都是由參展人自由發(fā)揮,有些話題和娃娃無關,甚至和展覽無關,卻意外的能捕捉到他們古靈精怪的真實性情。
這些青年藝術家,和老安之前的拍攝對象相比,已經是另一個時代的生人。
他說拍完這些年輕的藝術家,他反而覺得這些年輕人都特清醒,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很聰明,看待世界也比我們冷靜的多,沒那么急功近利。
△正在拍攝參展好奇柜參展人的老安
而老安自己坦言:“雖然大環(huán)境變了,每個人都無法花時間把一個東西慢慢消化沉淀,但沒法怪就是這個時代造成的,可能每個人都是如此,快速短期的達成某一目標,也許能轟動一時,但堅持在做一件事的也越來越少,因此在這個時代,也不會再出現(xiàn)像王小波這樣的人。”
他點了根煙,接著對我說道:可能就像你現(xiàn)在寫的這篇報道,過幾天就不會再有人記得這篇文章,說完我倆也都笑了。
我問老安下一個拍攝的計劃,他跟我說了一個在大豐村呆過的藝術家,跑到小縣城創(chuàng)辦藝術村的故事。每個村民都是藝術家,有啞巴、有瘋子,他們就在這個村子里畫畫、捏泥巴,他們的故事和作品,還在當年的藝術圈轟動了一段時間。
老安說他想把這個故事記錄下來,但因為一些原因擱置了。
采訪結束,我們走出門,才注意到他的工作室其實就是個家,是老安自己建的小別墅,以前和畫家劉小東、馮夢波是鄰居。
現(xiàn)在他們都從這個小區(qū)搬走了,而老安房子外酒紅色的斑駁油漆,也已經開始脫落,我又想起屋里老安爽朗的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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