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趙佶，號宣和主人，宋朝的第八位皇帝，書畫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先后被封為遂寧王、端王。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病逝的時候，因為沒有子嗣，所以，太后向氏則于同月立趙佶為帝，次年改年號“建中靖國”。

解讀宋徽宗變法，在傳統學術界一般將其定性為：對前任變法的“罷黜”。其實，這一時期并非“另起篇章”，而是對前任的一種“另類接盤”。

那么，為何對宋徽宗變法的解讀更多偏向于負面，大概與這位皇帝啟用的大臣有很大關系，甚至，還與他的個人愛好扯上了聯系。這不免帶有濃烈的“道德”審視色彩，而這，也是他那時面臨的一種情況。后人評價，其父親（宋神宗）變法過于激進，客觀地說，應該是他對結果的期待過高，過于理想化。

而這，必然會將一些暗藏的矛盾挑破、激化。

其中，有一個表象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拉鋸戰，亦或說“黨爭”。然而，徽宗繼位之后，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真諦”，這一切并非為了國家，而純是為了個人私心。于是，他的“馭國、馭臣”理念形成了——無偏無黨、正直是與、清靜無為、顧大局、識大體，就很好了。

只要政事無失誤，大家發揮各自才能，天下即會太平。

但是，他臣子們的“思想意識”并沒有和他同步，而是將前面的變法思想更加“高度提煉”了。若說前面是“立政造令，悉法先王”，到了他這里，便上升到了“圣人之治”。既然思想認識的核心發生了“遷移”，那么，作用的結果，就成了一種“政治肅清”，而非之前的理想目標，一切開始圍繞著“政治形象”建設。

這也是后人會困惑的地方，而這時期的士大夫們，已經有了自己最基礎的“思想意識”。前期的系列變法，其實，就是對這種思想的“驗證”，更為政治建設提出了各自的“口號”。其實，他們一直都沒有放棄，但是，變法的結果卻是“不盡人意”，他們惟有選擇“改道”，在后人看來，這就顯得非常“反叛”。

臣子們的內心向往一個理想的“圣君”統治時代，但是，宋徽宗他本人，卻只想要一個天下太平。那么，如何“平息”各黨派為了“理想”而無止境的爭斗呢？最簡單的辦法莫過于：讓自己成為臣子們眼中的“理想”，當然，這不是“真”的，只是一種“形象”。

至少，在“視覺”上給予這幫士大夫一個支持，讓他們明白，他們的努力并非白白付出。

分析下宋神宗變法時期的社會現狀，社會危機已然有了“一觸待發”的痕跡，這帶來的就是“政治危機”。

盡管，到了他這里，宋朝并未崩盤，但是，如果不做調整，結果，就走進了死胡同。至于后來南宋的新政體格局，應該是借鑒了前人，希望走一條新路而避免失敗，不應該算作完全的另起爐灶，畢竟，班底還是那些人。這一時期，在變法事件的過程中，至始至終都伴隨著一個“主題”。

那就是：士大夫對皇帝的“高要求”，一種理想化的要求——圣君。當然，這背后是有原因的，北宋中葉，儒學再度復興，皇帝勢必要成為天下的榜樣。這并非是對皇帝的“要求”，而是期望通過各種施政設想的實現，去“打造”出一位“圣君”。

眾所周知，變法很是波折，所以，這個“打造”就“擱淺”了，到了宋徽宗時期，這幫士大夫依舊沒有放棄。不過，這一位倒是非常配合，既然做“實事”無法實現你們的理想，那就換個思路，咱“塑造”“圣君”。

那么，宋徽宗是如何做的呢？

這位皇帝尊信道教，于是：有人就說，他從這道教獲得了靈感，讓自己變得“神秘”、“神話”，具有了“神”的色彩。惟有他的“墨寶”，讓人意識到，他還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其實，他只是恪守了他上任時的“感言”——清靜無為。

以一種“若即若離”的姿態，和政事保持著不親不疏的關系，讓人琢磨不透他的真實想法，這才能維持了他的“神秘感”，進而讓人不自主地對他“膜拜”。那么，這就自然延伸出了一個問題：這個皇帝的權力是被架空了，還是得到了加強了？

宋代和其他朝代還不太一樣，皇帝比較“民主”，所以，看似他們的權力被架空了。也因為，宋徽宗很是放縱他的臣子們，這也是他被后人痛罵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從他選拔“人才”的角度去看，他手中的權力卻始終握得很緊。宋徽宗酷愛書法繪畫，甚至，以此來作為選人才的標準。

如果，宋徽宗沒有話語權，那么，些士大夫是不會讓出位置，給一些只會畫畫的人。

后來，雖然宋徽宗被罵得很慘，但是，如果客觀的分析他的“馭臣”策略，還是可見他的一些智慧。只是，只想“清靜無為”的君主，勢必只會以“妥協”來換取安寧，就如他在大敵當前傳位一樣。而這樣的表面文章，只會博得一時美名，換來的卻是千秋的遺憾。

【《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紀一》、《宋史·卷二百四十四·宗室》、《靖康稗史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