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足，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資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一代文豪蘇輊兀立于游 滾滾奔流的長江之畔，“想公瑾之神”，“壯公瑾之業”，感慨萬千，以一闋千古絕唱《念奴嬌·赤壁懷古》，抒發出他對風流儒雅，功勛彪炳的周公瑾的無限向往和景仰。
其實，早在三國時代，周瑜便以他的膽略兼人，氣度恢宏和雍容大雅贏得了大家，甚至是敵人的仰慕--
孫權贊賞他“有王佐之資”，稱帝時還念念不忘：“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程普折服于他的氣度恢宏，“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曹操之托前來游說周瑜的江左名士蔣干曾感慨道：周公瑾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動也！。甚至連劉備也不得不對他表示敬服夸他，“文武籌略，萬人之英，而又氣量廣大。”
但遺憾的是，隨著千年歲月的流浙，這樣一位才華卓越，氣度雍容的一代懦將卻在百姓的心目中蛻變成一名妒賢忌能，器量狹小，目光短淺而又意氣用事的青年將領。以至于雖然沒有任何一部史籍提及那位諸葛孔明在赤壁人戰開始后到底做了些什么，但在千年后的今天人們仍不得不花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爭論蘇軾詞中那位“羽扇輪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英雄到底是誰。由此，不禁令人感嘆歲月待周公瑾太不公平。那么究竟從什么時候開始，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儒雅雍容被歲月的洪流沖刷得面目全非的呢？
（一）
首先，讓我們來追溯雅文化系統中周瑜形象的歷史變遷。
提及三國歷史，首先提到是必然是陳壽的《三國志》。這部成書干西晉的史書，是以曹魏為正統上承漢祚的，因此書中極力掩飾魏武的失敗，以至于赤壁之戰只用“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數十字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令人根本來不及意識到這場戰役在鼎足三分中的決定性意義。即便在這樣明白的正統觀的指導下，陳壽為周瑜所作的仍是佳傳一篇-政治上高瞻遠矚，忠心耿耿；軍事上“膽略兼人”，智勇雙全；人格修養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尤其是在《武帝紀》中諱莫如深的赤壁之戰，在《周瑜傳》中描術得鮮明而生動，而無論是戰前的“驅馳于顛危之際”決策破曹；還是戰時的挽強為弱，火攻破敵；抑或戰后以清醒的體局意識力拓荊州進取益州，都翔實而深刻地展示了周瑜卓越的軍事才華。甚至在卷末，陳壽還意猶未盡地評論道：“建獨斷之明，山眾人之表，實奇才也！”
到了東晉，情況為了一變。偏安江左的封建王朝，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巧妙地選擇了同樣害據一方又與漢室有宗廟之繼的蜀漢作為正統，最顯著的代表就是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其書雖不存，但《晉書》木傳稱其書“于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受漢禪晉，尚為篡逆”。在他流下來的一系列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是以曹、孫為逆賊，貶周、魯為小人的。但作為史官，秉筆直書是最高原則，無論如何揮灑春秋史筆，事實畢竟是事實，于是他只有在默認了周瑜“摧魏氏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之后，在正統論上大做文章，認定周瑜為“小人”之因是在于他“盡臣禮于孫氏于漢室未亡之日“（《別周魯通諸葛論》”）。通過習氏很不情愿的文字，我們仍可以窺見周瑜在《漢晉春秋》中掩蓋不住的才華與魅力。
習鑿齒的這一正統觀在當時及稍后的南朝產生生了不小影響。南朝宋時的裴松之在廣征博引各類史料為《三國志》作注時，雖然原則上是沿襲陳壽以曾魏為正統的體例，但是卻在不知不覺中加入孫少對曹操很不恭維的內容，對劉備倒是極盡偏袒之辭。即便在這樣一部正統觀產生微妙變化的用品中，周瑜形象仍保持著他的督智忠誠，他的性度恢廊--諫阻納質于曹公威副之時；“折節容下”在程普陵侮之際；力辭蔣干于鄱阻來說之日……一個個生動鮮活的小故事對其在人格上進行了大膽的升華，甚至不惜以一個對他極其力稱贊的劉備來說很不光彩的故事來襯托周瑜的威震四海--據裴注引《江表傳》曰：“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備）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威聲遠著，故欲疑暨之。”
有唐、北宋兩代，九州歸為一體，自然便承襲了統華廈的西晉王朝的正統觀。但往事畢竟早已成為歷史，昔日勝負成敗和人物褒貶再也不象陳壽撰《三國志》那樣微妙而敏感，因此此時的史學家們更具有秉筆直書的優勢，如《資治通通鑒》便首次以揚揚灑灑數千言翔實具體地記錄了赤壁之戰的風云變幻，充分地肯首了它在三足鼎立局面形成中的決定性意義。在這樣一部相對客觀的信史中，周瑜作為曹魏對立面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在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六出現，編撰者竟無不貶辭，甚至稱其“不悖人義，魯肅，呂蒙輩不能及也。”
隨著金人的鐵蹄踐踏了宋室的半壁河山，正統問題重新變得微妙而敏感。與金人以曹魏為正統相對立，以朱喜為首的現學大師們又選擇了血統論作為“帝蜀寇魏的理論依據。”《通鑒綱目》在“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之后便直書“漢照烈帝章武元年。”
但紫陽《綱目》中周瑜的形象依然是雄風不咸，光采依舊。而陳亮在他的史論中更是給予周瑜極高的評價：“呂蒙之徒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奇才必公乎”（《呂蒙論》）；“使斯人不死，當為操之大患，先主無處矣！”（《呂蒙論》）
隨后的元明清三代，多承朱喜的“帝蜀寇魏”論。雖然這一時期沒有三國的專史，卻有一部將宋元以前歷史人物分類品評的《藏書》。那位號稱能“權衡當世，程景千古”三類名單中，可風當時史學界對周瑜的敬仰和推崇。
從《三國志》到《漢晉春秋》，從《資治通鑒》到《通鑒綱目》，或以曹魏為正統，或以蜀漢為正統，反反復復，眾說紛紜。而人物的善惡褒貶也隨之潮起潮落，數度浮沉。雖然身處夾縫中的東吳無論在哪一種正統觀念下都處于頗為 的地位，但周瑜去以他卓越的才華和崇高的人格在歷代的史傳文學中始終保持著、固有的穩定性。定一點在詩詞這類雅文學作品中也有清晰的反映--
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棧船掃地堅。
烈火張天照云海，周瑜地此破曹公。
--李白（赤壁歌）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開國虎爭時。
交兵不假揮長劍，已破英雄百萬師。
--胡曾（唐）《赤壁》
“予嘗覽前志，壯公瑾之業；歷于廢墟，想公瑾之神。息駕而昂，徘徊不能去”昔漢綱既解，當涂方熾，利兵南浮， 江漢失險。公瑾嘗寡制眾，挫強為弱； 燎火一舉，樓船灰飛；遂強吳之臂，壯蜀之趾。
--梁肅（唐）《周公瑾墓下濤序》
相當周郎年少，氣吞區宇。萬騎臨江豺虎噪，千艘烈炬魚 龍怒。卷長波，一鼓困曹蹣，今如許。
--戴復古（南宋）《滿江紅》
……
無論是“擁有曹反劉”或是“帝蜀寇魏”，在這些熟讀經史深受雅文化熏陶的士大夫們的字里行間依舊始終如一地充盈著對周瑜的 無限崇敬和由衷欽佩，從而使這位雄資英發，風流懦雅的周瑜周公瑾象浮雕一般屹立在雅文學的畫廊中。
（二）
任何一個民族都有雅俗兩種文化，既然以禮樂詩書為內核的雅文化系中，周瑜的形象沒有發生多大變異。那么就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在以民間意識為內核的俗文化系統中那位婦孺皆知，幾成“妒才忌能、意氣用事”代名詞的周公瑾源起何處。
三國故事在三國時代結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間有所流傳。但遺憾的是，我們至今仍無法從有限的資料中了解到在俗文化系統中，周瑜的形象在南宋以前是如何演變的。而所能找到了年代最為久遠的資料，就是宋元之際出現的話本《三分事略》。在這部為適應市民娛樂需求而產生的話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經是一落千丈，出現了質的下跌--
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為一已私利而置國家安危于不顧。當曹軍揮師南下之際，他傲慢地拒絕了孫權的任命，只是“每日伴小喬作樂”。至于決意破曹，卻是孫權派人送去的一船“金珠緞”和孫明以“曹相取江吳，擄喬公二女，豈不辱元帥清名”之言相激，這才不得已為名利而“掛印延會”。
在軍事上，他看似頗有才華，施苦肉計，定美人計，用帳幕船支”借箭；但更多的時候卻是才智平庸，屢戰屢敗：戰曹璋狼狽而逃；取荊州潰不成軍；攻西川卻被張飛斷了后路，似乎人可敗之。這種矛盾，起伏不定的軍事能奇怪而勉強地揉合在他身上。
在人格修養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狹隘。在黃鶴樓被劉備吹捧數句，便忘乎所以，醉灑誤事，醒來之后還要“高罵眾官”；赤壁之戰中欲除孔明之因竟是“吾施妙計，使曹軍片甲不回，而諸葛侵了我功”；甚至見到張飛背后旗上寫著“車騎將軍”也要氣惱一番“牧牛村夫故言欺我，我家孫權官小如張飛”并懷恨在心。
史傳文學中那位“雅量高致”、“性度恢廊”且“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的周公瑾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這樣一位才智碌碌，目光短淺，妒賢忌能，庸俗淺”庸俗淺薄的平庸之輩。那么，小說家緣何待周公瑾如此不公呢？這種匪夷所思的變異是否就是宋無之際根深蒂周的“魏篡立，吳割據”的正統論使然呢？
其實，正統觀念固然可以對講史這種市并文學產生一定影響，但從根本上來說，它并不是使用瑜形象發生質下跌的根本原因。
其一，所謂的正統觀只是一種“義不相授受而強相輟系”的工具（王夫之《讀通鑒論·敘論一》），是統自者為維護自身統治而制造的社輿論。宋元之際固然是“帝蜀寇魏”盛極一時，但周瑜畢竟不是這種觀念關照下特別敏感矛盾焦點，因而許多受懦理浸淫極深的士大夫尚能仗史直言給他極高的評價，而民問藝人又怎么會更為執著去津樂道那一姓祚的正統觀點，以至于廢盡心機地連這個曾經聯合劉備并拒曹軍的周瑜都不放過呢？
其二，歷史上的三國正統觀，如走馬燈式地變化頻繁，但正如我們所追溯的，周瑜這一形象無論在何種正統觀指導下的公私典籍中始終具有極高的穩定性，膽略兼人，雍容人雅是他固有 個性。既然歷經上千年各種正統觀的洗禮都未曾褪色，又怎么會宋元之際這種并不新鮮的正統觀下發生質的突變呢？
其三，話本是市民娛樂的產物，而市井間“尊劉貶曹”的觀念早已有之。據《東坡志林》載：“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乏聚從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感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而與此同時，以曹魏為正統卻是官方正統觀的明確意向。可見，市民的好惡不可以統治者的正統觀念為轉移的。他們對人物的褒貶品評是有著自己的立足點和出發點，而他們的“擁劉”與官方的“帝蜀”的正統論是完全屬于兩個不同的系統。因此，周瑜形象在宋元之際的突變不能簡單地歸為正統觀念的作用（當然并不排除它也發生過一定的影響）而是有著與雅文化系統中的正統觀念全然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原因。
宋元時期，城市經濟的迅猛發展和門閥制度的淡出，使得市民的隊伍不斷壯大，同時他們在經濟上的力量也出現了質的飛躍。然而，作為一種特殊新興的社會力量，在長期“重農抑末”的迷霧中，他們在政治上仍處于受歧視，被壓迫的地位，于是，一種在政治上渴求平等，迫求權力的愿望在他們心底滋生發展，正如汪洙在《神童詩》中的一再提到的“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講史、尤其是“說三分”之所以能為廣大市民所喜愛，鞏怕不僅在于它的娛樂性，更在于它是“為市井細民寫心，”從市民的角度和理解去看待三國歷史，從而寄托了市民的思想情感和政治愿望。那么，就讓我們追尋《三分事略》中“擁劉貶曹”的思想軌跡去探究當時的民間藝人到底是從什么角度演化這段金戈鐵馬的歷史，去改造那些叱咤風云的人物的。
市民雖長期處于被壓迫，被歧視的地位，但他們畢竟還沒有發展成為能與封建地主階段相對抗的政治力量；相反他們的政治愿望還相當簡單，渴求的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平等與權利，而且“他們不能設想沒皇帝，只能希遇到的是一個好皇帝；他們的理想中的領袖，就是有仁有義的明君。”而史傳中的劉備便向來以“以人義為號召，在《三國志。龐統傳》的裴注中他曾說“今與吾為水火昔，曹操也。曹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曹以橘，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這種“弘毅寬厚”以及知人待士不論貴賤的作風，無疑是市民理想中的曙光。
況且，“義”在宋元之際已經突破了儒家思想的傳統定義，成為市民道德取向中的最高準則，他們常常以結義為紐帶使這種“義”升華為一具有超越一切的生死不渝的精神力量。而劉備與關羽，張飛之間“寢則同床，恩若兄弟”（《關羽傳》）的關系極為符合市民的道德準則，于是他們便讓劉、關、張以“義”相聚，而且終身守“義”，至死不渝。
再者，劉備雖名為中山靖王之后，但他早年“販履織席”的生活，卻使他實際上已論入早期 賤的市民隊伍中。然而他卻發跡于微未之中，定建工業，這無疑非常投合市民們“發跡變泰”的愿望。
于是，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取向，擁劉而貶曹孫便逐漸在民間形成了迥異于正統觀念的另一評價系統劉備集團的方向發展。不幸的是，周瑜卻正是東吳集團中與劉備最為對立的人物之一--
據《三國志·周瑜傳》載周瑜曾舊疏孫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資，而有關羽，張飛能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吳，盛為筑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猬割士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云雨，終非池中物也。”本來各為其主，這是一條極有遠見的美人計。但是，講史話本畢竟是籽適應市民的文化需求而產生的，帶有濃厚的市民意識和情趣，而市民普遍的文化層次又決了他們不可能站在一定的歷史高度去把握全局，去理解一個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周瑜，更不可能清醒地意識到政治斗爭中的殘酷性是切不可與人格上的卑劣混為一談的。愛僧分明的他們是決不允許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劉備受到他人如此“陷害”的，因為害人之心切不可有是市民道德準則中至關重要的一務；加之周瑜“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的士族出身并不是令他們太喜歡。于是，在《三分事略》中便出現了一個為好惡鮮明的市民所津津樂道的心胸狹隘，才智平庸的周瑜。
從作品中不難看出《三分事略》是完全把周瑜作為劉備集團的對立面來處理的，并且采用了一種低層次的單向、平面的手法來貶斥周瑜，以此來反襯出劉備集團人物的忠義智信。這種幼雅樸素的手法，使得周瑜的性格只能顯現出單一而平面的狹隘與平庸，甚至是愚蠢，相當的臉譜化，簡單化，不過這倒是頗為符合說唱文學易懂易唱，人物性格單純而鮮明的特征。
這種受市民意識影響的創作傾向延續到元代的雜劇中便越發地明顯了。
元代三國戲有40種，涉及到周瑜的有《隔江斗智》、《黃鶴樓》、《龐掠四都》以及《周公瑾得志取小喬》和《周瑜謁魯肅》。
后兩種完全是淪落于市井中的書會文人“借他人灑杯澆自己胸中塊壘”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們讓周瑜落魄為窮困書生，借他之口抒發出“窮書生半世干忙”的若悶傍徨，而又借他的否極泰來，飛黃騰達傳達出希望出仕，得遇明主的愿望。在這兩部作品中，周瑜的才能修養倒是與史書頗為接近，“文武兼濟”，“每回臨陣，無不干功”，待人“用禮施謙讓”，但遺憾的是這些作品與三國矛盾毫無瓜葛。
而在那些實質性示三國矛盾的作品中，一旦觸及孫劉矛盾，那么創作傾向則與《三分事略》一脈相承，甚至有過之而不及。諸葛亮的千智慧和謀略在戲里寫得很突出，而周瑜依然是一個低層次的權襯人物--在二人的明爭暗斗中，孔明總是比周瑜棋高一著，無論是暗設陷井的鴻門宴，還是誰著笑臉的美人計，都被孔明--識破，所謂“周瑜枉用千條計，輸與南陽一臥龍”。在諸葛孔明面前，周瑜越發顯得智術短淺，低能可笑而又妒才忌能。
就這樣，一個與雅文化系統中的褒物文字形成鮮明對照的周愈形象，于宋元之際，在強烈的市民意識的關照嚇誕生了，并隨著戲曲的廣為傳喝而深入人心，家喻戶曉。
（三）
元代社會廢止了科舉制度，讀書人沒有了進身之階，士人淪落到十分悲慘的境地，甚至有“八娼九懦十丐”之說。由此一大批滿腹詩書的文人放棄了懦業，加入到市井文學的創作中來，使其創作日趨成熟。羅貫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對于羅貫中，由于史料所限，我們知之甚少，只有賈仲明在《錄鬼薄續編》中一條寥寥數十字的記錄：“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陷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終。”但從他一系列歷史題材的作品中，我們仍可能窺見他是以史學家文學家和書會文人三重身分步入《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創作的。
作為一名落拓江湖的書會文人，一方面早年通誦讀的對賢之書必然使他深受封建正統觀的影響，更何況身處元代這樣一個民族矛盾尖銳，人心思漢，血統論正統觀盛極一時的社會背景下。另一方面，既然混跡市井，他對市民對歷史的認識與評價不免有所認同；而也所創作的藝術形象也必須投合的股務對象--市民固有的心理觀念和審美心態。正是這樣帶有強烈民族意識的正統觀念和市民意識的有機結合，使得羅貫中在創作中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漢室之胃”的“仁義之君”劉備作為正統代表，并使這種思想傾向滲透了他的藝術構思。
但是，作為史學家和文學家，羅貫中無疑又此那些民間藝人清醒得多。
劉知幾在《史通》中說：“夫史官執筒，宜類于斯，茍愛而知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精神的影響。在三國故事廠為流傳，離史實越來越遠之際只得者題署：“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無疑是有著恢復歷史本來面目的用意的。
而用為文學家，從審美需求上考慮他自然也不能滿足平話雜劇中那種低層次的，扁平的人物形象。
于是，這三種身份的結合，使得羅貫中巧妙地融匯各人歷史時期中既龐雜紛繁又孤立簡單的文史資料，“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以審美理想之虛，駕御史籍材料之實，按照藝術規律，匠心獨運地創造出一個個滿生動，多層次，多側面的人物形象，而周瑜正是其中一個不配的典型。
不能否認，《演義》中的周瑜形象比宋元以來任何一部文學作品中的周瑜形象都更接近史籍中的原形。他結交孫策，開拓江東，定建霸業；他舉薦魯肅，納降甘寧，舉賢任能；他諫帷幄：施反奸計，定苦肉計，設連環計，要弄老奸巨滑的曹丞相于談笑之際，最后火攻破敵，建立不朽功勛。
在塑造周瑜膽略兼人，雄資英發的懦將風范時，作者廣征博引各類史料，甚至是大段大段地引用《資治通鑒》的原文來強化人物情節，既增強了小說的歷史感又有助于淡化讀者心目中那個雖遠停信史卻又很深蒂固的周瑜形象。有時為了突出周瑜卓越的才華甚至不惜對史料進行挪移和改造。此如曹操派蔣干勸降周瑜是實，但那并不發生在赤壁之戰時。本來裴注引迷段史料只是為了突出周瑜的雅量高致，患心不渝。但羅貫中卻據此敷演出灑灑揚數千言的“群英的忠誠正直，更有他的自信敏銳，足智多謀。”
即便作者以一個史學有的良知不遺作力地刻畫周瑜的雄才大略，雍容儒雅，但小說畢竟是小說，光有歷史的有實性，并不等于有一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形象；更何況指導全書的“擁劉”的思想傾向和小說的創作規律迫使作者必須具有鮮明的立物，對三國各方必須采取鮮明的態度，最終著力突出的也只能是劉備集團的中心人物。于是，在作品中的劉備之仁關羽之義，張飛之猛，趙云之勇以及孔明之智，無不絢麗多資，閃爍著理想主義色彩的濃厚的古典浪溫主義色調。對于其它人物，便只能以陪襯面日出現。
因此，無論在歷史的舞臺上周瑜如何叱咤風云，但在《演義》中去終究無法擺脫作為陪襯的命運，并且可能毫不夸旨地說他是諸葛孔明的頭號陪襯人物。
的確，《演義》的周瑜確是足智多謀，智勇雙全，他的才略甚至可能蓋過一世奸雄。但是，在與諸葛亮的交鋒中卻處處受制，屢屢敗北。此如在“智激周瑜”中，周瑜面對主和、主戰兩派，左歷逢源，鎮定自若，充分展示他的處變不驚，才壓群臣；但一遇上諸葛高，僅三言兩語便僅入孔明敬中，捉襟見肘，自漢弗如，“本欲孔明來求我，僅卻是我求孔明矣”。在赤壁之戰中，雖面對曹軍百萬雄師，他卻談笑自若，揮灑自如；但他越是雄資勃發，越是指軍定就越發顯示出諸葛亮的從容不迫，神機妙算，因為任何一計都逃不出孔明的眼睛，任何一計都在孔明的預料中，而且旗鼓相當，這時的勝利就越發地襯托出孔明的才智卓著了，正如毛宗所說的“以周瑜之乖巧以襯托孔明倍乖巧”。
然而，作為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孔明需要的不僅僅是足智多謀，神機妙算，還必須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寬宏大量的坦蕩氣度和覺著老練的雍容氣的雍容氣質，而這一切與史載的周瑜性格類型太相似，不易產生性格上的碰撞，那么故事情節將無法展開，諸葛亮的個性更無法得到充分的展示。
為了塑造那位人格近乎達到自我完善的賢相名臣，同時也為了照顧市民心目中固有的周瑜形象，作為一名出色文學家的羅貫中不惜突破史料的束縛與限制，吸收民間文藝想象的空間，進行小說藝術的虛構，對周瑜的性格加以改造，并以他的心地偏狹反襯孔明的胸無芥蒂，以他的意氣用事反襯孔明的覺著老練。如當周瑜用借刀殺人之計派諸葛亮去聚鐵山劫糧孔明明知是計卻安然受命，過后即以周瑜不擅陸戰之言激之；不料周瑜悖然大怒，竟要置統師職責于不顧而親去卻糧；此時的孔明卻不以為意僅而提醒此行的危險性，周瑜這才清醒過來只得作罷。周瑜的氣量狹小，意氣沖勸和孔明的寬宏大量，沉著光練都在對此中清晰地展現出來。其實，任何一部史書都沒有提及瑜亮問的如此恩怨，但赤壁之戰后周瑜給孫權上書告誡要謹防劉備時，提及的只是關、張二將，對孔明只字未提。由此可見，諸葛亮的才能與地位在當時都沒有引到周瑜的重視，那么周瑜又怎么可能去與一個無名小輩為難呢？但是為了中心人物塑造的審美需求，這種對照性的描寫還是始終貫穿著周瑜與孔明的交鋒，以經改造了周瑜形象來僅襯出諸葛亮的性格魅力，而市井文學巾周瑜那偏狹沖動的個性經過小說家的妙竺筆生花便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越發地鮮明生動了。
但在表現周瑜的性格上，出色的文學修養使得羅貫中并沒有象講史雜劇那樣完全采用一種低層次的漫囤手法來展現，而是一方照顧民眾心理中根深蒂固的周瑜形象，一方面從審美德需求發糾正話本雜劇中的偏頗，匠心獨運地將周瑜這一形象放互交錯，并與具體環境交互作用發生碰撞--
順對待江東君時，他推薦昭張，舉薦魯肅，任用黃蓋，謙讓程普，充分表現出他舉賢任能的人將風范和“性度恢廊”的胸襟氣度。而在與劉備集團人物的交往過程中，他則顯得氣量狹小，妒才忌能。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性格性征本來是會令人物性格產生不合諧的分裂，但作者卻通過周瑜派諸葛瑾勸孔明入吳共成大業這一看似不經意的細節，巧妙地將他性格中的正反兩面融鑄在一塊兒。可見，周瑜所忌的只是“孔明為劉玄德所有”，“使孫孔明而為東吳所有則不忌矣”。而孔明對劉備的忠誠使得對江東事業同樣忠心耿耿的周瑜必然要“愈敬之，愈服之，愈殺之。”這種政治斗爭中勢不得已的妒才忌能與本身人格修養的性度恢廊便在“忠誠”二字下得到了巧妙的統一，而正是這種矛盾的統一使得《演義》中的周瑜形象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豐富復雜的藝術魅力。
就這樣，羅貫中以史學家的良知把被話本戲曲貶抑得一無是處的周瑜拉回到近似歷史原形的同一層閃的高度中來；以書會文人的意識職留了市井文學中周瑜那固有的狹隘沖動的個性；同時又以文學家杰出的想象利構思使這兩種僅相承的性格素質受制予特定的具體的環境的變化，將二者巧妙地融鑄在一個嶄新的周瑜形象之中，從多角度多側面塑造出一個性格層次豐滿復雜，既源于歷史又高于歷史的獨特的“這一個”。
意大利著名歷史學家、美學家克羅齊曾經說過：“歷史，假如它有什么意義而不是一個空洞回聲的話，那么它就是現代的”。歷史不是一本凝固不變的教科書，在評述歷史時，時代的激情和民眾的心理必然要滲透到歷史的客觀的必然的事實中來。正如《人論》作者卡西爾怕說的“歷史必須是由過去給予的，但是這些問題本支配的”。
講究“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陷惡”的實錄原則的歷史尚且離不開時代的激情利民眾的民理，那么歷史語文學更是如此。周瑜形角的歷史變遷表明歷史文學雖然是以歷史作為表現對角，但作家對歷史對藝術的認識、理解和把握總是與特定的時代社會息息相關的，因而歷史文學總必須與時代精神利民眾心理相融匯。但僅于此，還是不夠的。一部成功的歷史文學，一個成功的歷史人物形象，還必須具有一定的藝術層次，符付一定的審美需求，從歷史的真實出現，按照藝術創作的規律卻塑造人物形角，使人物性格即符合民眾的心理又具有審美的價值。只有這樣，才能使藝術形象在歷史的隧道中穿行，又能自由地在文學領空翱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