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事業在中國，我的成就在中國，我的歸宿在中國?！?/p>

“我要盡最大力量來建設自己的國家，讓中國人民過上幸福、有尊嚴的生活。”

錢學森說到，也做到了。而“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這個振聾發聵的“錢學森之問”，在今天，依舊值得每名國人思考。

1955年底，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有兩人對坐而談。

其中一人問道：“中國人搞導彈行不行？”

另一人聽完后斬釘截鐵地回答： “外國人能搞的中國人為什么不能搞？中國人比他們矮一截？”

聽完后，發問者非常高興。

這段對話，后來開啟了中國科技工業的一個新紀元。對話的發問者是時任哈軍工校長的開國大將陳庚。

回答者便是剛剛從大洋彼岸回到祖國的錢學森。

1955年9月17日，當錢學森乘坐著克利夫蘭總統號游輪，幾經輾轉回到祖國之時，故土煥然一新的面貌令這位早已名滿學界的科學家大為吃驚。

彼時第一個五年計劃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神州大地呈一片生機勃勃之景象，這讓躊躇滿志的錢學森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入國家的建設工作。

而歸國之前，在“麥卡錫主義”的狂潮下，錢學森剛剛經歷了5年極度屈辱的軟禁生活。

在那5年時間里，錢學森曾被囚禁在美國一個小島之上，四周布滿電網，這位“麻省理工學院最年輕的教授”在那里被折磨了整整13天，出院的時候境況堪稱凄慘。

“他不僅失去了13磅（約12斤體重），還失去了語言的能力。”后來錢夫人蔣英女士回憶道。

這段經歷對于錢學森來說，是不折不扣的屈辱，美國人的霸道蠻橫，中國人的孱弱無力，這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那時中美國實力對比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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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錢學森在寫給毛主席的求救信中寫道：“被美國政府拘禁今已五年，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p>

當年的錢學森就是帶著這樣一顆赤誠之心，歷經千辛萬苦，才最終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記得當年，美國人不愿意放錢學森歸國，他們說：“錢至少值5個師！”

在這一點上，美國人確實有先見之明，回國之后，錢學森：

擔任中國首枚導彈的設計師；

成功設計核導彈；

參與研制人造衛星和洲際導彈；

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

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力學系主任，為“兩彈一星”培養大量人材；

又開展載人航天研究，被后人譽為“中國航天之父”。

幾乎在新中國科技領域前進的每一個巨大步伐里，我們都能找到錢老的影子，這些貢獻豈是“5個師”三字就能草草囊括的？

而就在錢學森歸國參加建設不久，他馬上就給自己在美國的一位好友寫信，信中錢老殷切熱情地說：

“我們現在為力學忙，已經把你的大名向科學院管理處掛了號……請兄多帶幾個人回來，這里的工作，不論在目標、內容、條件方面都是世界先進水平。這里，才是真正科學工作者的樂園！”

這封信的對象，是遠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任教的著名空氣動力學家郭永懷。

當收到師兄錢學森的信，郭永懷當即向學校請辭準備歸國。

美國同事知道彼時中國貧窮，完全給不了郭永懷相匹配的條件，紛紛勸他留下，結果他說：

“家貧國窮，只能說明當兒子的無能。我自認是一個中國人。有責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設祖國?！?/p>

不僅如此，為了避美國盤查，他甚至燒掉了自己的手稿。

1956年9月30日，在錢學森歸國近一年之后，郭永懷同樣回到了祖國的臂彎。

歸國時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周恩來問郭永懷有什么要求，郭永懷說：

“我和學森等同志相比，已經回來晚了，我只想盡快投入工作！”

之后，中國力學研究所成立，錢學森擔任所長，郭永懷擔任副所長。

再之后，在我國的原子彈，氫彈研發過程中，郭永懷成為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

可命運無常。

1968年12月4日，當郭永懷帶著一份至關重要的熱核導彈實驗數據乘飛機飛回北京的途中意外失事。

當人們找到郭永懷的尸體時，尸體早已燒成了焦炭。 臨死前，郭永懷和他的警衛員牟方東緊緊地抱在一起，當人們將他們尸體分開時，發現那份裝在公文包里的數據完好無損。

錢學森知道后，悲慟痛哭。

郭永懷逝世20天之后，中國熱核導彈實驗圓滿成功。

為中國科技事業，郭永懷做到真正意義上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而除了錢老和郭永懷這對同門師兄弟，令一對師生也為新中國的科技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他們就是鄧稼先和王淦昌。

鄧稼先在拿到美國普渡大學博士學位后的第9天就回到了1950年的中國。而獲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的王淦昌早在1934年4月份就回到了祖國。

離開德國之前，王淦昌對著一眾同僚說： “科學雖然沒有國界，但科學家卻是有國界的，身為中國人，我的祖國正在蒙冤受難，我要回去為她服務。”

而說起鄧稼先和王淦昌為祖國作出的最大“服務”大概要屬原子彈的研究了。

50年代的中國在西方大國的核威脅，核訛詐下惶惶不可終日。

1959年6月，蘇聯撤走了所有的專家，赫魯曉夫說：“沒有我們，中國20年也造不出原子彈！”

一年之后，錢三強和劉杰部長將王淦昌鄭重其事地約在了一間辦公室里。

劉杰說：“王先生，今天請您來，是想讓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請您參加領導原子彈的研制工作?！?/p>

聽完后，王淦昌目瞪口呆，他望了望一旁的錢三強，只見老友用力點了點頭。

片刻后，王淦昌回答：

“我愿以身許國。”

從此，他化名“王京”，開始了新的征程。

鄧稼先也是如此，得知即將調職參加原子彈研究的當晚，鄧稼先對妻子許鹿希說：

“鹿希，我要要調動工作了，去北京，以后這個家，就靠你了?！?/p>

之后，他“消失”了整整28年。

在黃沙漫天的羅布泊，惟有馬蘭花和鄧稼先、王淦昌們相伴。

在一次國宴中，陳毅元帥問鄧稼先：

“那個東西啥時候響噢？”

由于實驗的時間還沒有確定，鄧稼先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王淦昌在一旁回答道：“正在準備轟爆冷試驗?！甭犃诉@話，陳毅深感欣慰。

終于，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傳來一聲巨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了第5個能夠造出原子彈的國家。

而在這背后，是鄧稼先們多年來承受的精神和身心壓力。

有一年除夕夜，王淦昌和鄧稼先在帳篷里小酌，酒過三巡，鄧稼先感慨地說道： “叫了王京同志十幾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

話音剛落，兩人抱頭痛哭，多年的壓力，實在不是一兩句話能言說道盡的。

最終，鄧稼先和王淦昌獲得了原子彈和氫彈各10元的獎金。很多人以為立下這種豐功偉業，得怎樣巨大的嘉獎才足夠分量？

真的沒有，他們的獎品就是“兩彈元勛”四個字和20元人民幣。

在那個年代，許多人都有著“無問西東”的氣質，這在當下充斥著利己主義的大環境里，早已成了實打實的稀缺品。

當然，除了錢學森，郭永懷，鄧稼先，還有程開甲，錢三強，姚桐斌，趙九章，彭桓武，黃緯祿等等。在新中國23位“兩彈元勛”中，就有20位有留學經歷。

他們于烽火連天時節，遠渡重洋求學，又在祖國最需要他們的時候，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幾乎每一位都可以寫一本蕩氣回腸的個人史。

真國士，必胸懷天下也。

記得錢老在離開美國時曾說：

“我打算回中國去，與中國人民一道建設國家，使中國人民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p>

回看如今的中國，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軍事實力排名世界第三；

即使和美國人打貿易戰，我們也一點不怵。

或許，錢老當年所說的“有尊嚴的幸福生活”已然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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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唯愿我們都不忘記，到底是那一些人，到底是怎樣的精神，引領我們走到這里。

煌煌華夏，貴在繼往開來。

2019年，借錢學森先生逝世10周年之際，緬懷一代國士。

猶記得錢學森先生曾在一篇學術報告封面寫下這么一句話——

Nothing is final.

望我輩承中華傲骨，行至柳暗花明處。

THE END

作者：犬儒

編輯：北樓8層女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