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湖帆舊藏《唐張昕墓志碑》后吳氏題跋

篤好金石碑帖的吳湖帆先生不僅一生多收珍本善拓，并且常常在品鑒賞玩中，獨具眼光，別出心裁，遂有集唐初歐（陽詢）書《化度寺》、《九成宮》、《虞恭公》、《皇甫君》四碑宋拓成“四歐寶笈”，配隋代《常丑奴》、《董美人》二志精本為“既丑且美”等種種故事，流風雅韻，至今膾炙人口。而其于有唐昭陵諸碑之搜求考藏所用心力，亦堪稱一代絕響。《東方早報·藝術評論》本期刊出陳麥青先生對此研究的文章，相對鮮為世知。

一

晚清金石碑版研究名家葉昌熾在其《語石》中謂：“唐太宗昭陵，在醴泉縣九嵏山，周圍百二十里，渭繞其前，涇環其后，歧梁西峙，其南則終南、太乙，列為屏障。陪葬兆域，穹碑相望……據《唐會要》所記，陪葬者一百五十余人，尚有子祔其父、孫祔其祖者。當時墓各有碑，荒厓斷碣，沉霾不少。”并指出：“昭陵為唐碑淵藪，撰人書人，皆極一時之選，學書者所當奉為楷模也。”另一金石學家羅振玉，則在前人王蘭泉《金石萃編》、孫三錫《昭陵碑考》等基礎上，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成《昭陵碑錄》，“所據之本，必求精拓足拓，或據舊拓宋拓；每遇一本，必參校一過，故金石文字之著錄，如予之于昭陵諸碑，前人殆未有其比。”（《石交錄》卷四）因“唐昭陵陪葬諸臣之有碑版傳世者，據宋以來諸家著錄，凡八十有八，而今之存者，僅二十有八。”遂分三卷，一一錄存，依次為：《溫彥博碑》，《段志玄碑》，《文安縣主墓志銘》，《孔穎達碑》，《順義公碑》。《房玄齡碑》，《褚亮碑》，《豆盧寬碑》，《薛收碑》（以上卷上）；《高士廉塋兆記》，《崔敦禮碑》，《張胤碑》，《李靖碑》，《尉遲敬德碑》，《蘭陵長公主碑》，《許洛仁碑》，《杜君綽碑》，《清河公主碑》（以上卷中）；《紀國先妃陸氏碑》，《張阿難碑》，《馬周碑》，《阿史那忠碑》，《李積碑》，《乙速孤神慶碑》，《乙速孤行儼碑》，《唐儉碑》，《牛秀碑》，《姜遐碑》（以上卷下）。至宣統二年（1910），又以新見，更作《昭陵碑錄補》，再收《宇文士及碑》，《程知節碑》，《越國太妃燕氏碑》，《房仁裕碑》及《周道務碑》五種。而差不多就在同時，尚屬少年的吳湖帆先生，也已從同鄉前輩王同愈（栩緣）處，初識昭陵碑拓，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所刊上海博物館藏稿本《梅景書屋題跋記》（佘彥焱整理）中，有吳氏癸酉（1933）跋其自藏明拓（葉石君舊藏本）《唐曲阜憲公孔君碑》，略憶其事：

余少時于王栩園丈書室，喜翻閱昭陵碑本。當時丈謂世間碑版莫如唐，唐莫如昭陵，可惜多遭剝落為憾。若能盡得宋元明古本，一大快事也。余時才十六七歲，清鼎將革。今丈巍然白發，真若魯殿靈光。余廿余年來肆力收貯昭陵舊本，不下十余品，攜與共讀，定知丈之笑顏開也。余之嗜此，皆丈獎飾之力，故記及。

王同愈（1855－1941），字文若，號勝之，別署栩緣。江蘇元和人，光緒十五年進士。曾從吳湖帆祖父吳大澂游，著弟子籍。工書擅畫，學有根底，顧廷龍先生稱其：“于學無所不窺，客吳氏齋中，多見古器法物、書畫名跡；官京師后，與吳郁生、葉昌熾、費念慈、江標上下議論，于金石文字、書畫、目錄之學，賞奇析疑，極盍簪之樂。”其《栩緣隨筆》（收入顧廷龍編《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中有說昭陵唐碑一節，略謂：“唐昭陵碑，撰書者皆廟堂作手，文字茂美，實冠有唐。村民苦有司之征拓煩擾，逐字打損，故至今十泐八九，非盡剝蝕于風日，銷爍于氊椎也……”恰能印證吳氏所記。而由吳氏舊藏冬心齋本《常丑奴墓志》后王氏題跋中，更可見兩家通好之誼：“光緒九年（1883）秋客游愙齋師戎幕時，嘗借臨一通，時師方督屯寧古塔，幕府清閑，輒以金石文字相賞析，今已閱卅四寒暑。師之嗣孫湖帆，雅好觚翰，篤嗜金石，可謂能繩祖武者矣。因再借摹一通，并書數語，以志師友淵源之雅。丁巳（1917）三月王同愈。”故吳氏所藏碑帖之銘心絕品者如梁《蕭敷敬妃墓志》合冊、“四歐寶笈”等，多請王氏署簽題端，觀款跋尾。《丑簃日記》（收入梁穎編《吳湖帆文稿》，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9月）中，亦時記兩人往還交情，并有校碑評賞之樂：“蔣谷孫攜《七姬志》來，乞栩丈題。午后栩丈來，與余藏本細校，知蔣藏黃小松本猶非原石所拓，亦舊翻舊拓之精者耳，翁覃溪、黃小松俱被朦過。細校后方識兩本有自然、牽強之別，渾厚、逼仄之分。”（1933年3月3日）

二

吳氏所收昭陵諸碑舊拓之數，有其自述，先如前引《唐曲阜憲公孔君碑》后癸酉（1933）自跋中所說：“余廿余年來肆力收貯昭陵舊本，不下十余品”；至庚辰（1940）秋跋舊拓《唐高唐公馬周碑》殘本時，則謂：“余收昭陵石墨十余年來，所獲舊拓，幾及二十品”。今以筆者所見《梅景書屋題跋記》、《丑簃日記》等相關文獻著錄及個別實物，恰亦二十種。其中最有名的上海圖書館現藏吳氏“四歐寶笈”之一宋拓《虞恭公溫彥博碑》，為吳氏夫人潘靜淑家傳陪嫁之物，有潘氏題記：“此冊為先伯父文勤公所藏名拓也，先仲午公付余寶藏。湖帆初集昭陵諸碑，以此為冠，今與率更宋拓三碑為四歐堂鎮寶矣。”而《文安縣主墓志銘》因原石為吳大澂督學陜甘時所獲載歸，故吳氏藏本系其“以明墨舊楮”，“手自精拓”，并且還多有贈答友人者，《丑簃日記》1938年11月12日記：“往謁陶蘭泉，承賜《李太妃志》甚精，余以《文安縣主志》答之。蘭翁胸襟豁達，風趣尤佳，雖是忘年初交，偶以志同道合，頗相得。”次年5月3日又記：“下午沈劍知、陳少蓀及包天笑先生來，長談……贈劍知《唐文安縣主墓志》拓本一張。”又有諸友贈讓者：明拓（趙撝叔校本）《許洛仁碑》，“乃先外祖韻初沈公舊物，后以贈仁和魏稼孫，中有趙撝叔審定印。去年秋間，陸廉夫先生長君云伯兄貽余（甲戌七月）。”陸云伯名翔，畫家陸恢之子，民國二十四年（1935）法人伯希和在滬應吳氏之請，為題“四歐寶笈”中宋拓原石孤本《化度寺》時，陸翔為翻譯，并將其漢譯之伯希和法文題語，書錄于旁。舊拓《清河郡公主碑》，“為潘博山所贈，較王氏《萃編》所錄多字也。”明拓《唐莒國公唐儉碑》，“谷孫家藏宋刻《草窗韻語》，以密韻名其樓，索余為之圖。樓藏書畫碑帖至富，余往往得寓目。此《唐儉碑》谷孫近得嘉興錢氏者，出以示余。余摩挲不釋，即以貽余。深感嘉惠，而樓圖益艱輕下筆矣。（庚午二月）”“辛未十二月廿六日，正東冠滬濱，烽煙四繞，只杜門枯坐，乃以理畫債遣悶，遂為谷孫作《密韻樓圖》卷，幾不知門外天崩地坼也，因記于此。”舊拓《唐高唐公馬周碑》殘本，“為吾友陳淮生先生舊物，昔歲贈余者。”明拓《唐梁文昭公房公碑》，“此本余得易于閩友陳淮生。淮生知余有昭陵古拓之好，專相讓也。”而吳氏自行購獲者，亦復不少，其日記中即有述及：“（1931年4月29日）到集寶齋購初拓《尉遲恭碑》（康熙間出土本）。”“（1938年3月23日）午后與偉士步至孫伯淵處參觀書畫會，選購舊拓《尉遲恭》、《高士廉》碑二冊，《尉》碑有張叔未題字，《高》碑有楊大瓢題字。”《梅景書屋題跋記》中，更時有詳記：明拓（葉石君舊藏本）《唐曲阜憲公孔君碑》，“壬申（1932）歸里避暑，獲見此冊，嘆為奇觀，因收入四歐堂矣。”《牛秀碑》，“此冊尚是康熙間舊拓，庚午（1930）秋日得于滬上。據碑估云，出自宜都楊惺吾孝廉家也。”“同時所得者，尚有《繼國先妃陸氏碑》半截本。”舊拓（“武”字未損本）《唐褒國忠壯公段志玄碑》，“此冊為十年前所得，張叔未家流傳出者。”舊拓《唐太常卿褚亮碑》，“此冊為老友楊君元為搜羅所得，校羅叔言《昭陵碑錄》多出七八字，亦舊拓明證。”楊君元似系經營舊書碑帖者，《丑簃日記》1938年3月30日曾有記及：“午后……楊君元來，為遷設舊書肆于近處兜生意。”而嘉樹堂陳郁先生近獲四歐堂舊藏《唐張昕墓志》，后有吳氏題贈楊氏跋語，則更可見兩人交情：“君元楊兄，余十余年金石至交，為余搜羅昭陵諸舊本。前年得此拓，亦兄之力也。即以此拓奉之，冀畢氏四石舊拓之絡繹相合，當亦兄之愿也，辛巳正月十三日倩庵記。”至于未記來源者，《梅景書屋題跋記》中有：舊拓《唐汾陰獻公薛收碑》，《蘭陵公主碑》，明拓（石殿撰跋本）《唐薛國公阿思那忠碑》；《丑簃日記》1933年1月10日亦記：“訪褚禮堂，取宋拓《李靖》、《姜遐》碑二本，未遇。”同月13日：“大雪。午后冒雪訪褚禮堂丈，取《姜遐碑》歸，《李靖碑》猶未題就也。”至16日：“陳巨來攜褚禮堂處所題《李靖碑》來。”另有《崔敦禮碑》，見于張彥生先生《善本碑帖錄》（中華書局1984年2月），著錄為“吳湖帆藏潘祖蔭本”。

搜求之下，吳氏又多假眾本，悉心考校。僅《梅景書屋題跋記》中，就可見其所據者有：密韻樓明拓半截本及謝安山藏無錫華氏宋拓半截本《孔穎達碑》，毛意香舊藏（吳步蟾手裝）本《尉遲恭碑》，王蘭泉所拓整本《許洛仁碑》，北平李氏所藏宋拓賈秋壑本及劉氏聚學軒藏翁覃溪舊本《房玄齡碑》，王蘭泉拓整本《蘭陵公主碑》，潘文勤藏王蘭泉拓《阿思那忠碑》等。并以王蘭泉《金石萃編》、趙子函《石墨鐫華》、朱（楓）氏《雍州金石記》、羅振玉《昭陵碑錄》、方藥雨《校碑隨筆》諸家所錄，參互排比，逐字勘訂。《丑簃日記》1938年5月24日也有“校《房梁公碑》（李氏本）”之記，與《梅景書屋題跋記》中“明拓《唐梁文昭公房公碑》”條下諸跋所列校勘明細，正屬一事。校碑之外，吳氏還時述鑒賞心得，語多精要，如明拓（葉石君舊藏本）《唐曲阜憲公孔君碑》：“舊藏葉九來跋本《姜柔遠碑》，存九百余字。紙墨拓工，與此一轍。前人題者咸云宋拓，與此簽題宋拓者相同，實皆嘉靖間可靠明拓耳。其他號明拓者，僅乾嘉本耳。”《薛收碑》：“《薛收碑》書與《崔敦禮碑》極相似，皆《龍藏》、《伊龕》之亞。”《牛秀碑》：“此碑書法與《南安懿公張琮碑》最相似，昭陵諸碑若《段志玄》、《尉遲恭》碑亦極類，或當時出一手所書未可知也。”《唐文安縣主墓志銘》：“書法與大歐陽《醴泉銘》、河南《三龕記》異趣同軌，唐志中無上品也。”舊拓《唐太常卿褚亮碑》：“玩索其隸法，方整嚴峻，與歐陽率更所書《房彥謙碑》似相類……昭陵碑中隸書者雖少數，然如《馬周》、《乙速孤行儼》二碑書法，較此遠遜。”而于明拓《唐梁文昭公房公碑》，更極為推重：“唐昭陵碑書無一不精，尤以褚書《房梁公》、歐書《溫虞公》二碑，出大家手。余曾得宋拓《溫公碑》，今得此明拓《房公碑》，堪稱二美。余尤嗜褚書，并及嫡派，如《王居士銘》、《思恒律師志》、《姜柔遠碑》等，皆為世傳名跡，而褚書中尤愛此《房碑》。”“《王居士銘》得其凝重，《姜柔遠碑》得其疎宕，《思恒志》則得其蘊蓄，《信行碑》得其挺秀。凡得其一枝半葉，已足名世，此褚書之所以為大成也。”并及沈尹默先生：“近代書家功力之深，當推吳興沈尹默先生為巨擘。沈氏于褚書，尤揅精獨到。前日顧余，論及書學，彼以歐、虞、褚三家并重，尤以褚書最心折。褚書諸碑，莫不詳及，而尤尊此《房梁公碑》為褚書極詣。余深服沈氏論書之精，其論褚氏為尤精，因記錄于碑后，俾后鑒者之參證也。（戊寅花朝）”戊寅為1938年，《丑簃日記》該年3月30日有記：“沈尹翁來，還所題《磚塔銘》，又觀覩談昭陵各碑，尹老最推重褚河南，在歐、虞之上，可直繼山陰，為嫡派宗子。余素尚重褚書，可知不侔。”由此可知，吳氏自己那一筆娟秀瘦勁的書法，或許即是其長期浸淫昭陵諸碑、尤得褚書神髓的生動寫照，正如其評《清河公主碑》所言：“玩其筆意，疑出薛氏，與《石淙詩序》是一家眷屬，宋徽宗瘦金體，亦從此出也。”

三

昔日張彥生先生《善本碑帖錄》（以下簡稱張氏《碑帖錄》）、王壯弘先生《增補校碑隨筆》（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7月。以下簡稱王氏《增補》）、馬子云先生《石刻見聞錄》（收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碑帖鑒定》。以下簡稱馬氏《見聞錄》）等碑帖鑒定名家著錄，皆據各自所見所聞，對吳氏舊藏昭陵諸碑中的部分精善之拓，有所品評，且不乏參考價值，因稍集錄其文，并附及相關者，用此借窺吳氏所藏品質之一斑。

《虞恭公溫彥博碑》

張氏《碑帖錄》：“上海吳湖帆本，今藏上海博物館（筆者按：今在上海圖書館），有印本，首附翁跋，整紙全文本，此拓最全，行二十五字。”王氏《增補》：“吳湖帆藏宋末拓本，（首行）‘碑’字已泐成一白塊，然末行‘泉室麟閣’之‘室’字未損。”仲威先生《碑帖鑒定要解》（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年8月）中，將同在上海圖書館的吳氏四歐堂本與另一清內府舊藏本比勘后指出：“清內府本當為北宋拓本，可能為傳世最早拓本；四歐堂本當為南宋拓本”，然其“字數之多，為現存諸本之冠。”

《孔穎達碑》

張氏《碑帖錄》：“所傳宋元拓本有三，趙世駿藏宋拓本，有明邵瓜疇、謝希曾、楊大瓢、趙自長跋。字占上半全碑三分之一，首行‘大唐故太子右庶子、銀’、‘護軍阜憲公孔公碑銘’等字可見。上博吳氏本，明裝，字較清晰；故宮李氏本，似明初拓，字尚可見。”王氏《增補》：“傳世墨本以故宮藏臨川李氏舊藏宋拓本為最。此外趙聲伯舊藏本、上海博物館藏吳縣吳氏本，皆元明間拓本。周季木云：‘宋拓八百余字本舊藏謝氏契蘭堂，庚子為趙聲伯所得。近為日人以三千金收去，真海內孤本也。’按：此石今尚在陜西，并非孤本，惟近拓存字不多耳。除趙聲伯本外，臨川李氏藏一本，存一千七百余字，乃宋拓佳本，勝趙本多矣。”

《崔敦禮碑》

張氏《碑帖錄》：“見明拓二，一本由西安收來，一本歸朱翼庵，今藏故宮，原明裝黑邊小本，濃墨精拓，有小殘頁……又見吳湖帆藏潘祖蔭本，墨色與明拓基本同；西安本首殘缺，此潘本中有殘缺，今歸上海博物館……孟氏藏乾隆初拓本，后歸吳湖帆。首有于志寧制文等字，有部分清晰可見。此本或今藏上博，裱整張，有孟題字。”馬氏《見聞錄》：“1931年左右，西安發現一本明初拓本，十八開零八行，每開十四行，每行十字十一字不等，又為明黑紙鑲邊兩面裱……此本共為一千四百六十六字，后有無名氏跋，云較吳縣潘氏所藏者尚多十余字。此本以后為朱翼庵藏，現存故宮……又見沈鄭齋一本，為乾隆拓本，首行‘于志寧’等字尚存，前數行已泐損四十余字，后數行均漫漶，僅存二百五十余字。”而王氏《增補》僅曰：“石久佚，近又出，仍在陜西昭陵。傳世舊拓本稀少，北京故宮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館有藏本。”

《文安縣主墓志銘》

張氏《碑帖錄》：“志陜西醴泉嘉慶間出土，先歸縣人張氏，同治十二年歸蘇州吳大澂，運江蘇蘇州家中……見吳氏家精拓本，字細瘦如兩石，書體似褚遂良。近拓已全漫漶。”王氏《增補》：“同治二年歸吳縣吳氏后拓本，字畫漫漶細瘦殊甚。”

《李靖碑》

張氏《碑帖錄》：“所見最舊拓本為吳湖帆舊藏本，首行字多清晰，明裝精潔第一，今藏上海博物館。”筆者近日往上海博物館參觀“吳湖帆書畫鑒藏特展”，不意于該館歷代書法陳列展內，獲見吳氏舊藏《李靖碑》，共展示四開，一為沈尹默先生署端:“宋拓唐衛景武公李靖碑，明項氏天籟閣舊物，昇字未損本，湖帆珍藏，沈尹默題。”另三開均為碑文，其中首開有槜李項氏及“吳湖帆”、“四歐堂藏昭陵石跡”、“吳潘靜淑”諸印。又有一開左下角有吳氏題記：“南豐趙氏藏宋拓《李靖碑》弟九行昇字已泐盡，實趙本僅明拓，此真宋本也，昇字未損，可證在昇字損后、卌人未損前陸續泐損者有四十余字，此本皆完好。壬申十二月廿一日燈下校記。”而馬氏《見聞錄》則謂：“朱翼庵舊藏元明間拓本，為現時所見此本碑拓之冠，現藏故宮，較中晚期明拓‘斷鰲’未損本尚多六十余字，今特記于下……”

《姜遐碑》

張氏《碑帖錄》：“見上海吳湖帆、潘祖蔭舊藏本，上截全文宋拓本，首行姜君碑全，碑字大部完好，字口鋒芒如新，絕佳。明剪裝本，今在上海博物館。”王氏《增補》：“聞吳湖帆藏有宋拓本（此冊舊藏潘氏攀古樓，今在上海圖書館）……（吳倩本未見）。”據筆者所知，上海圖書館藏碑帖中，似無此本。惟近聞上海博物館確有吳湖帆舊藏《姜遐碑》，惜未能一見，不知是否即為張彥生、王壯弘兩先生所記者。

吳湖帆題簽本《唐儉碑》

吳湖帆題簽本《唐儉碑》封面

《唐儉碑》

張氏《碑帖錄》：“見明初最早拓本，原上海吳湖帆舊藏，首行名銜完好可見，三行‘君諱儉字茂約’等字可見，十七行‘於茲逾浚’之‘於’字完好。每行四十余字，較清初拓多四百余字。碑字肥方，面貌與近拓不同……吳氏藏明初拓本，今藏上海博物館。”今上海圖書館有此碑舊拓數種，其中一本為淡墨精拓，二十開，每開八行，每行八字，凡張氏《碑帖錄》所記三行“君諱儉字茂約”及十七行“於茲逾浚”之“於”字等，皆可見或完好。面板有吳湖帆題簽：“莒國公唐儉碑，明拓本。庚午秋吳湖帆題。”下鈐“丑簃長年”白文方印，但全本無任何吳氏收藏印記及題跋。承當年從上海圖書館普通書庫中撿出此本的仲威先生見告，此本發現時，后面那塊護板已經失去，僅冊尾二開空白頁，與前面各開相連，應是裝裱時原狀。而《梅景書屋題跋記》所錄此碑下，則有吳氏庚午（1930）正月、二月、冬至、冬至后十日及辛未（1931）六次題跋，其中“淡墨籠紗，有靚妝出水之妙”云云，似與上圖吳氏題簽本墨色庶幾相符；更有意思的是，吳氏庚午二月之跋中提及“此《唐儉碑》谷孫近得嘉興錢氏者”，上圖吳氏題簽本內，恰有朱文“錢”字小圓印及“錢公度”小方印各一。又冊中夾有散葉一開，尺寸較此冊略大，為褚松窗隸書所題：“唐莒國公唐茂約碑，停云館藏明初拓本，谷孫世大兄秘笈。己巳年十又一月褚德彝署首。”盡管如此，今上圖此本與《梅景書屋題跋記》中著錄之本究竟是何關系，仍莫能最終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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