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五世孫翁萬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翁同龢日記》手稿，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滄桑變化，曾經飄洋過海的翁家先祖珍貴手澤終于又魂歸故國，可謂得其所哉。翁家慷慨捐贈的義舉，令人敬佩。

《翁同龢日記》非同凡響，與王闿運《湘綺樓日記》、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葉昌熾《緣督廬日記》號稱晚清四大日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以一孔之見簡單談談這四大日記的內容特色及作者其人。

翁同龢日記

翁同龢是宰輔，李慈銘、葉昌熾為進士，王闿運僅是個舉人，數次考場鎩羽而歸，終身未得一官半職。但王氏才情獨大，足以與其孤傲狂放的性格相匹配，在翁、李、葉三人中間盡顯一道異端的光彩。

同治中興，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皆以功勛卓著成為位高譽隆的一代名臣，士林對之十分敬畏。王闿運卻傲視這三位巨公，在他的日記中隨時加以貶損：

江寧之克，朝廷未求金帛，而曾氏上言一無所有，豈藏珠而有愧心乎？是立言之謬也。（《湘綺樓日記》12頁，岳麓書社，1997年。以下簡稱《王記》）

曾國藩、曾國荃兄弟歷經多年，最終攻下太平天國首都南京（江寧），挽救了搖搖欲墜的清王朝，建立了“同治中興”的功勛。由于此舉功勞之大，挽狂瀾于既倒，清廷未主動來催問攻下南京之后是否繳獲多少金銀財寶，而曾氏卻上書說“一無所有”。故王闿運諷刺曾氏兄弟是否私吞太平天國財產，“豈藏珠而有愧心乎？”——歷史真相可以讓相關專家去細細考評，但王闿運對曾氏兄弟不滿之情已躍然紙上矣。

王闿運對李鴻章也無好感。原因是李鴻章曾自夸“自鴻章出而幕府廢”，意即他李某是全能天才，無論用兵打仗，出謀劃策，還是撰寫奏稿、文牘往來，樣樣可以一手包辦，完全不需要任何幕府智囊來輔助。故王闿運痛斥李鴻章“人無恥有如是耶？”斥責他目中無人太驕橫了。王闿運認為他在日記中記下李氏這句謬論，“一記則少荃已服上刑，此《春秋》之義也”（《王記》257頁）。意即把李鴻章牢牢地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了。

南北朝時期史學家魏收曾高調宣稱：“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下地。”王闿運亦自負才高，在這里大大咧咧顯示出一種歷史將由他評說的氣概。

曾國藩、左宗棠曾經共同戮力打敗太平軍，但后來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左、曾兩人已不和鬧翻，分道揚鑣。同治十年（1871年），王闿運去拜見曾國藩，敘敘舊，相談甚歡。王乘機勸曾與左捐棄前嫌，和解一下算了。曾國藩回答說：“彼（指左宗棠）方踞百尺樓，余何從攀談。”（《王記》256頁）意即左宗棠目前正是春風得意之時，目空天下，我曾某就是想去攀談親熱亦無從下手呀。

曾、左之恩怨在此且不去深究，但后世讀者可以想一想：王闿運一介布衣，竟然在談笑風生之際，自居和事佬，盡力撮合兩位心高氣傲的總督巨公重歸和好——這種高難度的勸和，通常唯有朝廷皇帝陛下才能下諭實施——可見他王闿運內心深處確實已經自命不凡至一種常人戛戛乎難以企及的境界。

王闿運有謀略，有文才，冰雪聰明，但“文章憎命達”，自古庸才多福者不計其數，懷才不遇者比比皆是，王的文字確實具有獨特的韻味。同治十年他雇舟游南昌，停泊在滕王閣故址附近，發了一通感嘆：

當余廿歲游南昌，初不自意能成立如此；及余卅歲重游，又不自意不富貴如此；今余卌歲三游，蓋不自意老大如此。（《王記》270頁）這段文字感慨自己早年聲名鵲起，受到權傾天下的朝廷大臣肅順激賞，要與其結為異姓兄弟，曾有平步青云之機遇；同時悲嘆而立之年卻未能一展胸中抱負，進入富貴場中（因肅順在“辛酉政變”中遇害）；最后又悲嘆不惑之年因曾、左、李之權臣有目無珠，不識人才，以致他功名無望，只能“老大徒悲傷”了。這一通感嘆一波三折，在平平淡淡的文字中盡顯一種凄婉悱惻、“我見猶憐”的韻致，卻不見一個哀字、一個悲字、一個怨字，顯示了一位具有特殊才華人物的高度自尊，而他的文字功力已臻于化境。

雖然王闿運對于曾國藩兄弟并不恭敬，但曾國藩死后，他的兒子曾紀澤還是以重金邀請王氏撰寫《湘軍志》，這表明王闿運文才在當日確實名重一時，無人可及。近人汪辟疆稱贊王氏詩歌“其精思盛藻，近百年來幾無與抗手，光、宣后詩人不足以知之也”，進一步說明王闿運有多方面的才華。

越縵堂日記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毫無疑問是晚清四大日記中影響最廣泛、內容最豐富的一部日記，原因在于李慈銘是把日記當成他的傳世之作來刻意經營的。《越縵堂日記》有數百萬字，涉及面極廣，如朝廷政治，友朋應酬；談經論史，讀書札記；評騭人物，快意詆罵；乃至個人榮辱際遇，家道興衰沉浮，甚或晴雨風雪，天象變異，皆一一筆之于《日記》之中。

咸豐死后，慈禧聯合恭親王奕訢密謀發動一次宮廷政變，以非常手段突擊逮捕載垣、肅順等贊襄政務八大臣。其中肅順因強烈阻擾慈禧垂簾聽政之企圖，被后者視為眼中釘，必欲殺之為快。據薛福成《庸庵筆記》所載：“將行刑，肅順肆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為人臣子者所不忍聞。又不肯跪，劊子手以大鐵柄敲之，乃跪下，蓋兩脛已折矣，遂斬之。”薛福成之記或得之于傳聞，李慈銘對此事卻是親眼目睹：

是日肅順棄市，囚車過門，強出觀之。肅順白服，縛甚急，載以無帷小車，親屬無臨送者。（《越縵堂日記》1974頁，廣陵書社，2004年。以下簡稱《李記》）“白服”是因為咸豐剛死，肅順所穿的喪服尚未更換便被綁赴刑場；“縛甚急”是五花大綁勒得特別緊；“載以無帷小車”則等同于游街示眾，讓小民百姓沿途盡情觀看。這里僅舉一例。實際上，咸豐、同治、光緒三朝京城中發生的許多事件，在《越縵堂日記》中皆有或詳或略的記載。

李慈銘仕途不得意，故閉戶刻苦讀書，勤作札記，為常人所難以企及：“夜再閱《巢經巢經說》中考定喪服大功章鄭注二條，反復詳繹，為最其要略，以小字補書于初七日日記眉端，至二更后，燭再盡而罷。……經學最不易言，《儀禮》尤苦難讀。然遇此等疑義，探索之余，渙然冰釋，其樂自勝于看他書。今夕續燈，細籀此文，如獲異寶；經義悅人，如是如是。”（《越縵堂讀書記》793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巢經巢經說》一書是晚清“西南巨儒”鄭珍所作，其中“喪服大功章鄭注二條”應該是最枯燥無味的古代關于喪服制度的論述，但李竟反復研究，“如獲至寶”，并能從中享受到無窮樂趣，感嘆“經義悅人，如是如是”。后人從《越縵堂日記》中輯錄出許多李氏讀書札記，取名為《越縵堂讀書記》，內中涉及對經史子集近千種古籍的評論，時有創見。無怪乎當時李慈銘拜見大相國翁同龢時，翁同龢謙虛地坦承：論學問，李慈銘應該是他翁同龢的老師（參閱拙文《禮部侍郎李文田的秘技》，載《人間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

但李慈銘脾氣甚大，亦以利口罵人聞名于世。他罵湖廣總督張之洞“儉腹高談，怪文丑札，冀以眩惑一時聾瞽”（《李記》10317頁），因為張引誘才子樊增祥進入他的幕府，而樊曾是李的門生。著名書法家趙之謙亦曾受到李慈銘的謾罵：“有妄人趙者，亡賴險詐，素不知書，以從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錄，謂漢學可以腐鼠也。時竊購奇零小品，以自夸炫。……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矣”（《李記》8552頁）。甚至連得王闿運也遭到李的苛評及詆罵：“閱《鄒叔績集》，……遺書前刻楚人王闿運所為傳，意求奇崛，而事跡全不分明，支離蕪僿，且多費解。此人盛竊時譽，唇吻激揚，好持長短，雖較趙之謙稍知讀書，詩文亦較通順，而大言詭行，輕險自炫，亦近日江湖佹客一輩中物也”（《李記》8558頁）。李氏在《日記》中還罵過郭嵩燾、馬建忠等名人，言辭極為刻薄，在此不一一贅述。

錢鍾書雖然夸獎《越縵堂日記》“其書行世者既至五十一冊，閟而弗睹者尚有二十一冊之眾；多文為富，日記之作自來無此大觀焉”，但同時也批評李慈銘肆口罵人的不良作風：“李書矜心好詆，妄人俗學，橫被先賢。”（見《復堂日記》錢鍾書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緣督廬日記

葉昌熾以目錄版本學、金石學享譽于世，所著《藏書紀事詩》和《語石》就是這兩方面的代表作。葉氏《緣督廬日記》約有二百萬字，始于同治庚午（1870），終于民國六年（1917），長達四十多年。葉昌熾仕途亦坎坷多折，青年時代赴京城參加會試，多次落第，直至四十一歲方才考中進士。因此葉氏對考場的作弊行為極為關注。1886年，他南下襄助擔任廣東學政的好友汪鳴鸞，并赴惠州主持童生考試，在《日記》中有不少記錄：“惠州考政弊竇孔多，聞號舍中有隧道以通傳遞，可為駭咤。”開始閱卷，“閱至丑初畢，彌望黃茅白葦。”所見試卷“怪怪奇奇，無所不有”，“有一卷極佳，必抄襲也”。后又赴香山、新會、新寧等地監考閱卷：“昨日卷余分新會一百八十七本，非無充然盈幅者，率皆腦滿腸肥，令人欲嘔。”“續閱旗籍卷，文理荒唐，可為噴飯。”

葉氏似乎對廣東考生沒有好感，或斥之為“腦滿腸肥，令人欲嘔”，或者嘲笑考生腦袋內一團亂草，即“彌望黃茅白葦”。不過廣東考生膽子實在太大，除了挖地道至考場送參考材料外，還有以下駭人聽聞的現象：

聞昨點名時有登屋送懷挾者，皆藏洋槍，邏者不敢誰何。余所閱卷有貼紅紙于卷端玄詞征薦者。連日復試，對出筆跡不符者數卷。風氣如此，真不成事體矣。（《緣督廬日記》1258頁，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以下簡稱《葉記》）

“登屋送懷挾者，皆藏洋槍，邏者不敢誰何”，這簡直就是“耗子”挾槍準備痛擊“黑貓警長”，而后者嚇得只能退避三舍。其次，葉氏閱試卷時發覺上面貼有紅紙標識，用玄妙而捉不住把柄的語句來向閱卷考官推薦相關考生，即“玄詞征薦”。這說明考官中有“內鬼”。況且還有槍手代考，“對出筆跡不符者數卷”。總之，在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的筆下，廣東考生的智商不高，但作弊的膽魄卻奇大。

《緣督廬日記》內容有幾個特點：一是葉昌熾結識許多著名藏書家，如蔣鳳藻、繆荃孫、鐵琴銅劍樓瞿氏兄弟、潘祖蔭、吳大瀓，見過不少珍貴宋刻本，如《陶淵明集》《管子》《易林》《老子》《文中子》等等，并感嘆“宋本可貴如此”，能夠改正訛誤甚多。二是葉昌熾宦游途中，到處搜訪考察古碑石刻，如“得唐墓志造像共八通”（《葉記》第3405頁），“錄會昌三年天寧寺陳榮經幢一通”（《葉記》3411頁）。三是葉昌熾文筆佳美，描繪旅途中山水風景，不亞于《徐霞客游記》。這是有原因的。王季烈指出葉昌熾青年時代“銳意治詞章，為文力追漢魏，唐以后不屑學”（《緣督廬日記抄》序），對于文章之道下過一番苦功。

晚清四大日記的版本

以下簡略談談晚清四大日記版本流傳：《翁同龢日記》192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影印手稿本（線裝四十冊），1970年臺灣成文出版社出版趙中孚整理的排印本（共六冊），1989年大陸中華書局出版陳義杰整理的排印本（共六冊），2011年中西書局出版由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的排印本（共八冊）。《湘綺樓日記》192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影印手稿本，1997年岳麓書社出版馬積高主編、吳容甫點校的排印本（共五冊）。《越縵堂日記》出版過程比較曲折，192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越縵堂日記》五十一冊，1936年又出版《越縵堂日記補》十三冊，198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荀學齋日記后集》九冊。2004年揚州廣陵書社加以匯聚，重新影印全帙《越縵堂日記》，精裝十八冊，這是該日記迄今為止最完整的影印手稿版本。《緣督廬日記》原本有四十三冊，卷帙繁富，后來王季烈抄錄“原稿十之四”，1933年出版《緣督廬日記抄》。1990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四十八冊線裝本，以日記全貌問世。2002年該書又影印出版十二冊精裝本，是最便于讀者閱讀研究的一個版本。

單單以日記本身而論，《越縵堂日記》的名聲大概不輸于《湘綺樓日記》，但如以作者的才學及聲望去衡量，李慈銘與王闿運相比或許還相差一段距離。何以這樣說呢？茲舉兩例以略見一斑。

其一是：以學術高標準論，學界認為李慈銘“于經、小學未有著述，似難列于儒林”，只能“列入文苑”（《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45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而王闿運則撰有《周易說》《尚書箋》《周官箋》《儀禮箋》《春秋公羊傳箋》《谷梁申義》《尚書大傳補注》等一系列著述，故王氏在《清史稿》中被列入《儒林傳》。

其二是：李慈銘由于學術聲望不夠大，雖一度曾被李鴻章邀入天津問津書院作短期講學，但晚年窮困潦倒，以致“五窮纏骨，百憂煎心”，需要其學生輾轉托人推薦其入川教書，以療饑救貧（《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109頁）。而王闿運譽望甚隆，四川總督丁寶楨慕名以重金禮聘王氏入川，主講尊經書院，培養出幾位頭角嶄露的弟子。由于名望實在太大，入民國后王闿運還被袁世凱聘為國史館館長。

歷史就是如此吊詭：在晚清四大日記作者中，王闿運的功名地位最低，僅是舉人，但學識才情卻最大，故他晚年有自己獨特的衣缽傳人，如川人廖平得其今文經學之真傳，而加以發揚，下啟康有為著《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為戊戌變法奠定理論基礎；如湘人楊度得其縱橫捭闔之才，雖一度誤入歧途，成為洪憲一朝的風云人物，被袁世凱稱為“曠代逸才”，晚年卻又修成正果，參加中國共產黨。至于后來在畫壇大放異彩的齊白石，在當年王闿運門下只能算是一個“詩近薛蟠體”而尚未登堂入室的編外小徒弟罷了。孔子曾提倡“有教無類”。王氏門下不僅有木匠齊白石，還有鐵匠張正旸、銅匠曾紹古以及僧人八指頭陀，這四人經其點撥，日后皆“螣蛇化龍”，成為一代名家。援此而論，二千多年后的王闿運亦可稱之為孔子“有教無類”思想的罕見杰出實踐者了。

本文摘編自《文匯報》，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