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論道

湖湘文化是一個兼具時空雙重屬性的地域文化體系，由生活在湖湘大地的各族民眾，在漫長的歷史文化進程中層層積淀而成。夾山茶禪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湖湘文化內(nèi)核——湖湘文化精神內(nèi)核——宋明理學，其內(nèi)里有著來自夾山的萬丈佛光。有人說，中國文化演進孔、朱、曾三大成。又說，湖湘文化“兩桿子”，一曰筆，二曰槍。玩筆桿子的朱熹——朱大成，集理學之大成。既玩筆桿子又玩槍桿子的理學大師曾國藩——曾大成，成了清末中興名臣，古今完人。朱大成，曾大成，沒有“茶禪一味”難大成。

夾山 “三禪三同步”茶禪文化

夾山茶禪文化三禪三同步，伴隨湖湘文化足音從夾山走來，豐富了湖湘文化內(nèi)容。

所謂夾山三禪三同步——

第一個同步，善會開山草創(chuàng)與湖湘文化起始期的“湖湘學”同步。

“會昌法難”不久，善會求師問道，道吾禪師啟示他：“你名聲大，要到上無片瓦，下無立錐”的地方去求師。善會到了一條船上，認定這個無瓦無地之所，可以立身。船子拿起船槳當即把他打下水去，按住他的頭。善會嗆得眼冒金花，求饒說：“不要按了……”。后來船子對善會說了一首偈語：“猿抱子歸青嶂嶺，鳥銜花落碧巖泉”，吩咐善會到深山老林修行去。善會東尋西找，到了夾山，覺得與船子說的偈語意境相同，便住了下來開山建寺。善會開山草創(chuàng)時期悟出的“茶禪一味”與“湖湘”地理區(qū)域形成時期同步，與湖湘文化起始期的湖湘學同步，其意義是深遠的。因此，談及湖湘文化時，不可忽略此一問題。

第二個同步，即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圓悟碧巖評唱，以及《碧巖錄》最終成書，正好與北宋亡南宋立同步。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十卷.宋.圓悟克勤著.覆元本.妙心寺刊本

歷史，從來就是政治的歷史。而不單純是文化的歷史。靖康二年，金兀術(shù)飲馬黃河，攻進汴京。擄走徽欽二帝，百姓尸骨填溝壑。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恨不能洗雪“靖康恥”。恨不能“蹀血虜廷”，殺他個夷種匹馬不留。然而，蔡京童貫奸佞當?shù)馈Ｓ兄鴲蹏牡氖咳藗儩M腔悲憤卻不能殺敵報國。只能哀嘆“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萬般無奈的士人們流向禪門，讓磨難煎熬的心靈有所依托。于是，圓悟《碧巖錄》應時而生，堅忍不磨地繼續(xù)完善和刷新夾山茶禪文化。

圓悟在夾山開講《碧巖錄》恰恰碰在北宋滅亡這一中國文化史上發(fā)生重要轉(zhuǎn)折的拐點上。特殊的時代，使夾山茶禪文化對“文化轉(zhuǎn)折”產(chǎn)生歷史性作用。也就是說，夾山茶禪文化促進了中國文化發(fā)生轉(zhuǎn)折。沒有這個轉(zhuǎn)折，便沒有南宋以后華夏文化的轉(zhuǎn)型，也便沒了朱熹圓融儒、釋、道三教合一促使湖湘文化的成型。一個轉(zhuǎn)型，一個成型是何等重要！

我們在探討夾山茶禪文化與朱子理學及湖湘文化時，另有一重大問題不可忽視，即圓悟克勤在磨難中磨出的《碧巖錄》——“宗門第一書”，表明《碧巖錄》可與《壇經(jīng)》相比。佛教中只有釋迦牟尼的著作方可稱“經(jīng)”。可見，“宗門第一書”——《碧巖錄》的崇高已達極致。既然為“第一”，即有“統(tǒng)領(lǐng)”和“履蓋”的含意。若不正視這一點，便不能清晰看到：夾山茶禪文化對朱子理學和湖湘文化產(chǎn)生重大影響，以及受禪宗熏習而成為湖湘文化杰出代表人物身上的亮光是因為夾山茶禪文化的折射。

第三個同步，明末清初甲申年（公元1644年）“帝王禪隱”與明亡清興同步。

甲申3月19日，崇禎成了古槐上的懸物。李自成做了大順帝。然而，4月19日自成親征山海關(guān)，倉惶而去，倉惶而敗，倉惶而逃。老百姓說他，男怕3、6、9。短短的時間里，伴隨大順帝跳蕩的數(shù)字全是3、6、9。時間雖短，而心路歷程卻是漫長的。其間的痛苦折磨，怎是一言能盡呢！這種結(jié)局，或許命運注定。所謂“命運”，表層上無跡可循，而實質(zhì)上卻是一種因果必然。看了《碧巖錄》的曾國藩說出另外兩句話：“古之成大業(yè)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這或許是注腳，也或許是曾國藩的“克勤”情結(jié)，此是后話。

且說這位“搗碎乾坤驚日月，踏翻宇宙走雷庭”的大順帝在兵敗如山倒的磨難中脫掉龍袍披袈裟，遁隱青嶂嶺入了禪門。他禪隱蓄志，以圖再起，眼看聯(lián)明抗清未遂心愿，便在寺中靜思靜慮，悟出：“事業(yè)盡隨流水去，禪房夢醒夾山青”，他在寺中整整住了30多年，使得叢林大舉，門徒弟子數(shù)千眾。認真修行的奉天和尚常有禪詩自心性本源處發(fā)出，熏染著農(nóng)夫漁樵，使得當?shù)孛袼孜幕斑~進了一大步。隱喻著張獻忠，李自成打敗了明王朝，卻讓滿清辮子王朝沾了便宜的民謠生動感人寓意深刻，如“張打鐵，李打鐵，打把剪刀送姐姐。”這類歌謠在湖湘大地流傳，又引發(fā)若干民間故事，豐富了湖湘文化中的民俗文化。而流落在澧水流域的李氏后裔們，也極大的促進了湖湘文化發(fā)展。如著名作家丁玲說：“臨澧蔣家原為李自成的后裔。蔣家很有錢，而財產(chǎn)多在外地，遷來臨澧這地方，正是明末清初……”有了錢，當然好辦事，也就可以讓后裔們有條件讀書了。原名蔣冰之的丁玲，自稱是李自成的后裔，她讀書能從南京讀到北京，從上海讀到天津。終于成了名滿天下的名人。這大概也是夾山茶禪文化對湖湘文化的貢獻吧。

三禪三大步，在夾山茶禪文化史上邁得鏗鏘有力。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步起始時，都踩在社會劇變時期。大凡此一時期，多有磨難。尤以善會開山時期所遭受的“會昌法難”，最能說明此一問題。

唐武宗會昌四年，武宗下詔，拆除佛教寺廟，迫令僧尼還俗，將千萬頃田地收歸國有。焚燒經(jīng)像，打碎銅鐵佛，做廢品收購。名僧高徒紛紛逃竄，或被迫還俗，或隱匿權(quán)門。而遠走深山者為多。這場發(fā)生在武宗時代的“文化大革命”，史稱“會昌滅佛”。65歲的善會正是在此一時代背景下，以年邁花甲之身幾經(jīng)輾轉(zhuǎn)來到夾山，開山弘法。其間的艱苦磨難，忍受的委屈、歧視、冷遇和無端的指控，或許也只有受過磨難的人才能洞透。而此一磨難，卻極能磨煉意志，煅造思想。但凡經(jīng)過磨難的人，因為受過非人的待遇，總覺一條命只當是撿來的，全不把“命”當回事，其行為及思想往往“橫沖直闖”，不存顧慮。因之，而孕育為敢打敢拼不要命的奮斗精神。湖湘文化杰出代表曾國藩，曾經(jīng)意味深長的說了這樣一句話：“吾平生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咬牙厲志，蓄其氣而長其智。”這句話，便形象描繪了此種意志和精神。而此種特異意志和思想非經(jīng)磨難不能成。正是因了善會草創(chuàng)時期忍辱負重堅忍不磨的精神傳承，才有了夾山寺“帝王禪隱”時期的正殿九進，占地百畝，而不得不“騎馬關(guān)山門”的繁榮和“茶禪一味”的佛光遠映。

據(jù)此看來，夾山茶禪文化草創(chuàng)時期堅忍不磨、百折不撓、敢為天下先、敢于犧牲的殉道思想之“種”，便是湖湘文化內(nèi)蘊的“基因”。也就是歷史上所言的“種族”因素，也可理解為“文化傳統(tǒng)”的“基因傳承”。隨著歷史演進，它已內(nèi)化為湖湘人的一種人格特征，一種心理積淀。

此種“基因傳承”的力量是無法估量的。錢基博先生說：“吾湘之人，厭聲華而耐艱苦，數(shù)千年古風未改。惟其厭聲華，故樸；唯其耐艱苦，故強”。湖湘人不畏艱苦的精神風氣，就是指自強不息，堅忍不磨的奮斗精神。這種精神為湖湘文化中“數(shù)千年之古風”。這種“古風”中有一股——善會開山建寺時便融進了“茶禪一味”的禪風。

夾山“茶禪一味”向宋明理學的影響

茶禪文化杰出代表圓悟克勤是兩宋最有影響的高僧。著名學者南懷瑾這樣評價他：“圓悟克勤是個了不起的禪師。圓悟克勤之好，在于學問好、修持好、樣樣好，可以作為修證的榜樣”。對圓悟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他指出：“南北兩宋時期的圓悟禪師，可以說是劃時代的人物。研究起來，宋代理學家的思想發(fā)展及修養(yǎng)的變化，都與圓悟克勤有關(guān)系”。

所謂宋明理學，其最高范疇“理”的哲學基礎(chǔ)即為禪學的“心性”。而茶禪文化的精髓——禪境，便是心性的產(chǎn)物。理學家們提出：“心即理”，“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兩相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理學不過就著禪學的框架而構(gòu)建自己的理論體系。至于理學主張的“靜坐修養(yǎng)”、“收斂身心”，則更是茶禪 “靜慮息念”的直接搬用。因此，梁啟超把宋明理學稱為“儒表實佛”是有道理的。王夫之也說：“無佛學即無宋明理學”。顧炎武說得更明白：“今之所謂理學者，禪學也”。

對此，圓悟克勤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正是他寫的《碧巖錄》，為理學的核心——“理、氣、心、性”的體用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使宋明理學完成了這一圓融儒釋的歷史使命，使“茶禪一味”能站在儒的立場，可以稱為“禪儒一味”。而站在禪的立場，又可稱為“儒禪一味”。自此，禪與儒變?yōu)橐惑w兩面，半儒半禪，亦儒亦禪，或逃儒入禪，或逃禪入儒。

于是，南宋以后的儒學也出現(xiàn)了許多新面貌：

其一，南宋儒者的語錄典籍，受《碧巖錄》影響致深，理學家的不少語錄由禪宗的語錄轉(zhuǎn)化而來。

其二，禪宗有“公案”，理學家亦有了“公案”。

其三，儒家“道統(tǒng)”觀的形成與確立，因禪宗“宗統(tǒng)”觀的影響，而同樣強調(diào)“心傳”。

…………

至于南宋后，儒家思想及心性論方面的變化，也隨“茶禪一味”的融入而煥然一新。本文以宋明理學的兩個代表人物——朱熹和曾國藩為例，于后述之。

禪宗對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影響

南宋，湖南興起“湖湘學派”。湖湘學派先驅(qū)胡安國及兒子胡宏都以“性”為宇宙本體，認為理學中最高范疇是“理”、“性”，顯然受禪宗心性說影響。而圓融儒釋道的朱熹集宋代理學大成，更是促進了湖湘文化的成型。可見，禪宗極其深刻影響了湖湘文化的思想傳統(tǒng)。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

朱子理學綿延夾山一脈——朱熹從小生活在“和尚窩里”，喝著碧巖品牌的禪宗思想乳汁。

他的先祖大多與禪宗青原系和尚有著拉拉扯扯的聯(lián)系，或從其禪宗思想中吸收了營養(yǎng)。朱熹的祖父朱森、叔父朱槔以儒入禪。朱熹的父親朱松、岳父劉勉之兩人都因習禪而成為道謙禪師的朋友。朱熹的外祖父祝確也是一位出色的禪徒。朱熹的母親以及兩個舅舅——祝華、祝莘也是以儒生習禪的角色。

朱熹的很多學友也參禪且吸取了理學體系建構(gòu)者“二程”的學養(yǎng)。程顥自稱“出入老釋幾十年”，而后借用禪學思維方法反過來讀儒經(jīng)，方始有所悟了。所謂“格物致知”實受禪宗 “頓悟”的影響。

朱熹本人也向道謙和宗杲習禪悟道。道謙禪師是大慧宗杲的得力弟子。宗杲是圓悟徒子，道謙為其孫，源出圓悟一脈。朱熹17歲認識道謙后，道謙以禪宗兼儒學教育他，朱熹悟到了納釋入儒的妙處。他18歲參加會試，唯一帶的那本書，便是道謙編的《大慧語錄》，居然中了進士。受道謙影響，“半日靜坐半日達摩，半日讀書半日漢儒”的朱熹多次致書宗杲，他與宗杲在天心寺暢談佛禪，朱熹豁然開悟后，給宗杲寫了一首《天心問禪》詩：“年來更惑青苔路，欲叩天心日不撐。幾度名山去作客，半墻禪院水為僧。漱流枕石心無語，聽月煮書影自橫。不待鐘聲駕鶴去，猶留夜籟傳曉風”。宗杲收到這首充滿敬意的詩后，也回寄一偈給朱熹：“天心一晤朱元晦，相忘已在形骸外。莫言多日不相逢，興來常與精神會”。

他倆互相珍視著“興來常與精神會”的情感，形如一人。日后的考據(jù)學者評價說：“劉子暉為朱子取字‘元晦’，與宗杲字‘曇晦’有關(guān)系”。可見，他倆密切的情感不同一般。

隨著朱熹與宗杲相識后的密切交往，朱熹更清晰看到了皇帝御賜法號的宗杲禪學中有著：一是積極進取；二是慷慨批判，給報國無門的士人以安慰；三是獨立不羈，頗具反潮流精神；四是強調(diào)“妙悟”等四大特色。這類特色構(gòu)成了朱子理學的思想營養(yǎng)劑。

思想或精神是現(xiàn)實生活的反映，有什么樣的生活，就有什么樣的思想精神。從朱子“社會關(guān)系”和“家庭出身”的淵源中，我們看到了朱子在其成長的生活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的思想與夾山茶禪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導演出兩個后果，一是直接造成朱子理學中佛禪成份。二是直接影響了朱熹對佛禪的態(tài)度。兩個后果使朱熹在承前啟后，創(chuàng)建朱子理學時自覺不自覺吸收了佛禪思想。

如朱熹論述“窮理”的途徑——“格物致知”時，認為先是“格物”，而后豁然貫通的思想，就是禪宗漸修和“茶禪一味”中“頓悟”思想的反映。

又如朱熹最喜歡的那本《大慧語錄》卷28中，有宗杲說的這樣一段話：“儒即釋、釋即儒、僧即俗、俗即僧；酥酪醍醐，攪成一味”。這則源自《碧巖錄》中的所謂“截斷兩頭”的不二法門，被宗杲演繹成這般境界，顯然促進了朱熹日后提出“即物窮理”，而為“實事求是”的衍生奠定了學術(shù)思想基礎(chǔ)。此處所謂“攪成一味”，筆者認為就是我們說的“茶禪一味”。

可見，朱熹集理學之大成，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影響最大的哲學家和經(jīng)學家，是在綿延著夾山茶禪文化氣氛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和家庭環(huán)境中完成的。朱子理學有著夾山一脈。

張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

朱張渡口蕩漾碧巖余波——公元1167年8月，滿腦殼禪宗思想的閩學代表朱熹來到長沙，專程造訪滿腦殼禪宗思想的岳麓書院主事、湖湘學派代表張栻。從此史稱“朱張會講”的論壇展開了。兩位圓融儒釋的大師開壇講學，湘、贛、川、浙及江蘇等地學者紛紛而至，席地而坐。此一盛況的背后，有著深刻的時代原因。兩宋之交各類矛盾的引發(fā)與徽宗成了“三沉”皇帝關(guān)系極大。他的字畫詩堪稱一絕，前幾年，北京嘉德拍賣會上，他的一幅畫創(chuàng)下2350萬元的天價。可見他的一流的藝術(shù)才華之一斑。但他的“三沉”：沉戀字畫詩，使他不理朝政。沉戀道教，自稱“道君皇帝”，大興道觀，干擾朝政。沉戀女人，與李師師風花雪月，疏于朝政。文人說他迷于艷事。因而，使得他政治上一塌糊涂，可謂古代的“兩個凡是”——凡是中國皇帝有的毛病他都有，凡是英明君主的優(yōu)點他都沒有。在歷史上寫下——他就是昏庸、無能、懦弱的化身。

據(jù)史載，靖康二年正月開封城破，“哭泣之聲遍于閭巷，聞者不勝其哀”。金兀術(shù)擄走徽欽帝及后妃、皇室，貴胄家人等，共一萬四千多人的大批俘虜北去。漫漫數(shù)千里，一路之上，金兵隨時于隊伍中拉出一名女人侮辱，同行者以袖掩面，不忍相聞。徽宗皇帝艱難的熬到了黑龍江的五國城，過著羈押的日子。他的夫人，就是那個南宋高宗的母親。

斯時，文明處于無文明的腳板下，文化處于無文化的掌心里。跟野蠻的金人講廉恥，講人倫，講禮儀，講孔夫子的儒家倫理，完全是對牛彈琴。

在漢族知識分子眼中，金兀術(shù)之流的惡行，絕不是對昏庸倒霉的徽欽二帝的侮辱，而是對中國數(shù)千年文明的踐踏。“臣子恨，何時滅”？于是，他們決心“盡屠夷種，迎二圣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于是，以岳飛為代表的主戰(zhàn)派，以“一旅孤軍”，一鼓敗虜。眼看可以“一鞭直渡清河洛”，搗碎金朝黃龍府。但是，奸佞當?shù)溃咦诨实鄣乃叫乃鶓]：上屆皇帝回來了，他這個宋家鋪子的“法人代表”往那擺呢！于是，求和。于是，把那杭州當汴州。

儒教文化讓野蠻踐踏得“斯文”掃地，信道教的皇帝做了俘虜。戰(zhàn)將岳飛屈死風波亭。憂心重重的文人絕望了，只能壯懷激烈的“仰天長嘯”，空有淚滿襟。老百姓也絕望了。朝野上下夢魂無所依。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素有憂患意識的士人滿腔熱血，急需謀求精神出路，尋找到一條渲泄情感的通道。

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xiàn)的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程度”。當宋人不能用傳統(tǒng)的儒學解釋社會現(xiàn)象和安慰煩悶熱燥的心靈時，充滿禪宗思想的“朱張”論壇，便在粉墨登場時受到了廣泛的歡迎，朱子理學也就加快了前進的步伐，日益走向成熟。如果沒有“茶禪一味”的忝入，朱張論壇也只會門前冷落車馬稀。

世界上所有“事”的發(fā)生，都有一個“理”。這就是朱熹說的“即物窮理”。朱張論壇興盛的“理”，主要是——朱張三次見面。第一次見面在宋孝宗隆興元年臘月。張栻的老爸張浚是圓悟克勤的學生，也是岳飛的“戰(zhàn)友”。張浚時為右相，張栻也為皇帝看重。父子兩人都是天子大堂座上客。而朱熹僅是泉州同安縣的主薄。而同安縣的地理位置，是一個“老、少、邊、窮”的地方。朱熹無權(quán)無錢，沒人瞧得起亦如筆者般的寒酸角色。朱熹依著兩人在書信中建立的學術(shù)交流情感，冒著穿骨的冷風走上了拜訪的道路。堂重臣張栻非常熱情的接待了他。兩人一見如相知若干年的老友。各自暢談學術(shù)思想。僅隔一年，朱熹千里迢迢趕去為張栻的父親張浚送葬。盡管張栻有失父之痛，但卻忍著悲痛與朱熹熱熱和和談了三天。宋乾道三年，朱張兩人有了長達兩個多月的第三次見面。話題從“太極”之“理”展開，朱熹極為贊同湖湘學派胡宏的源自禪宗的“未發(fā)為性，已發(fā)為心”的觀點。朱張論壇也隨之開張，兩人口水飛揚的大談其心性關(guān)系，從禪宗“靜悟”到“誠心、純心、養(yǎng)心”等一系列心性理論及修養(yǎng)方法和“存天理、滅人欲”等理學思想。具體內(nèi)容因當時沒有錄音機，已無法詳知。但據(jù)史載，記載朱張論壇的活躍場面確十分詳細。

岳麓書院的學規(guī),最早源于朱熹的《書院教條》

朱張兩人在岳麓書院和城南書院兩地輪流講演，同舟往返湘水之中，“朱張渡”由此得名。兩地講學達兩月之久，聽講的人奔走相告。聽講之盛，有“一時車馬之眾，飲池水立涸”之說。明白點說，因聽講的人太多，用來燒茶水的井水，很快吸涸了。這或許有點夸張。更有夸張之說：聽講的人為了能坐在前面一睹朱子“芳容”， 個個快快跑，人人跑得快，跑著去爭一個座位，免得在后面聽不清朱子講的什么，竟然連腳下的鞋子都跑掉了，而不愿彎腰撿起穿在腳上，擔心后面涌來的人把自己踩倒在地上，以致地上的鞋子被清潔工撿了幾籮筐。

朱張會講于岳麓，這一思想史上的大事發(fā)生，湖南才在中國正統(tǒng)主流文化中取得獨具影響的一席之地。夾山茶禪文化也趁此機會走入文壇的合法席位。這一文化系統(tǒng)，從宋迄明清一脈相傳，進而使其思想的光芒折射到近、當代。

長沙朱張渡 文津牌坊

朱張二人講學期間，橫渡湘江來去兩個月之久。此后，人們將朱張涉江渡口稱為“朱張渡”。張栻辭世后的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撫史，移節(jié)長沙，仍取古渡口來往于岳麓書院與官衙公署。白天辦公，晚間講學。講的就是圓融儒釋的朱子理學，聽講門徒多達千人。如此看來，“文化”這個東西確實需要兼容并蓄的互相交流。而這個朱張渡口，便成了朱張圓融儒釋進行交流的起點和橋梁。也可以說：朱張渡亦是夾山茶禪文化慧映湖湘的歷史之渡。程朱理學綿延夾山一脈，朱張渡口蕩漾碧巖余波。

曾國藩與夾山茶禪文化

湖湘文化杰出代表曾國藩，在夾山茶禪文化靈光沐浴下，靜慮、靜修、靜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收到了前無古人的效果。因而被稱為“百代之師”、“古今完人”、中國文化“三大成”中的“曾大成”。但，若無“茶禪一味”“曾大成”便難大成。

曾氏一介書生，“原想著書立說”做名“經(jīng)師”。但太平軍起事，滿清“中央軍”與之交鋒，屢戰(zhàn)屢敗。曾氏奉詔辦團練，卻屢敗屢戰(zhàn)，終致打敗了太平軍。湖湘文化“兩桿子，一曰筆，二曰槍。”都成了曾國藩治軍最厲害的“兩板斧”：一殺人，二洗腦。對部屬洗腦是理學大師的絕活。曾國藩深知“誰控制了人們的思想，誰就控制了他們的行動”。他總是拿“存天理，滅人欲”的鋼筋鐵箍，死死套在部屬的頭頂，有事無事念著咒語。“洗腦”——便成了曾氏的看家本領(lǐng)。自湘軍成功，老字號的“曾剃頭”鋪號商標便早已在人們心中注冊了，足以說明此位“參禪精子”夠狠辣的。他對禪宗涉入之深非一般人可比。曾國藩寫的禪詩，大多來自“茶禪一味”的禪悟，深奧難懂，解讀甚為不易，隨便摘錄幾句：“更向禪宗參玉版，花豬竹鼠肯分否？”、“拈花參妙諦，惟神功能發(fā)能收。”

曾國藩

以上數(shù)句，反映了曾國藩對禪宗的體悟。既可看出他努力參禪修定的結(jié)果，也可看出湖湘士人心中對《碧巖錄》的一種“情結(jié)”。曾國藩深知禪宗是從“靜”中來，靜坐靜慮，是禪者參禪悟“理”的重要課程。外不動心為禪，內(nèi)不動心為定。關(guān)于他的參禪靜悟，在其日記中多有記載：

道光22年臘月初八所立課程“靜坐”一條：“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半時，驗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zhèn)。”他體會到要真正入靜，需拋棄一切雜念，“然心有私著，無著則靜矣，抑亦誠矣。”此處“私著”，“無著”正是《碧巖錄》中反復提到的地方。當我們回望他書齋靜悟，身“如鼎之鎮(zhèn)”感悟“茶禪一味”時的情景，覺得曾國藩長期堅持參禪，確實收到了濾心清神的效果。

取名字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思想取向。曾國藩在確信禪宗有益于凈化人心之后，改名曾滌生。他在道光20年4月22日日記中：“滌者，取其滌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意：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曾國藩就是這樣模范的實踐著新知與舊學的關(guān)系，圓融著儒釋，經(jīng)世致用。即以禪滌心而走向入佛的新生。

本文不妨仍舉一例說明曾國藩參禪靜慮、靜修而達到靜治：

曾國藩在一則日記中寫道：“訛言是日擬斬立決，人邀同往西市觀，欣然樂從，仁心喪盡，此時悔之而不速反，徘徊良久，始歸。曠日荒謬至此，尚得為人乎？”

被斥之為殺人如麻的“剃頭匠”竟然寫出不忍看殺人而感“曠日荒謬”，說自己簡直不是人。如此作派，怎不被腐儒們抓住把柄，而斥之為“偽”、“奸”、“詐”呢！

理學大師曾國藩——這位“百代之師”，“古今完人”，既殺人又參禪的思想及行為，當傳統(tǒng)儒學無法解讀，只能指認為“偽”、“奸”、“詐”的時候，我們卻可用夾山茶禪文化智慧的解剖刀來解析思想氣度了。

太平軍起事，洪秀全用來動員群眾的思想武器，是從西方傳教士那里道聽途說來的天主教義，并加以中國化而演譯成的“拜上帝會”。曾國藩正是看到了洪天王思想深處的漏洞，深知傳統(tǒng)文化才是綿延中華數(shù)千年的命脈，便以捍衛(wèi)文化名教作口號，動員士大夫和鄉(xiāng)下老實農(nóng)民參軍參戰(zhàn)，這便是——湘勇。

這支部隊成立時，便如園悟克勤禪師般敢于“超宗越格”。此處的“超宗越格”，指的是：人們歷來把憑著朝廷給的“編制”，即序列、職位、吃著“皇糧”的軍隊、機關(guān)、單位和官員視為“正規(guī)”。而曾國藩用禪宗“超宗越格”的創(chuàng)新精神組織起來的生力軍——湘勇沒有“編”，不吃皇糧，經(jīng)費來源是“政府財政預算外自籌資金”。此一經(jīng)濟基礎(chǔ)確立了“湘勇”無所依賴的生存意識。因而，生來便有強勁的沖擊力。曾國藩不停地用園融儒釋的理學思想去給他們“洗腦”， 無往而不勝。一場滿漢之間的兩個腐朽政權(quán)的打架，被理學大師說成是維護名教。也就是說，湘軍出師，是為了捍衛(wèi)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他的過人之處，便是通過靜慮、靜修，讓禪宗智慧啟迪自己，在“茶禪一味”中找到了一個恰當?shù)挠刑栒倭Φ目谔枺盏搅遂o治的效果。

太平軍一直被上世紀的“一元論”者稱為“革命軍”，蒙蔽了不少人。馬克思在1862年指出：“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chǎn)物”。

一場滿漢之間的戰(zhàn)爭，與其說是腐朽的清王朝打敗了太平天國，是曾國藩打敗了洪秀全，實為理學大師帶著湘勇用湖湘文化打敗了變種的天主教——“拜上帝會”。可以理解為是夾山茶禪文化向湖湘文化折射著光芒。對于“曾剃頭”不愿去刑場看殺人的一對看似矛盾的現(xiàn)象，用《碧巖錄》的光輝去映射，疑問即刻冰釋。無怪乎，中國佛教權(quán)威學者王志遠說：“當哲學走到走不下去的時候，不得不借助宗教。”

“宗門第一書”——《碧巖錄》告訴眾生：人生至高境界是一種靈魂生活，這種靈魂生活是主善的。佛禪推崇非暴力主義精神，把戒殺放在最主要地位。曾國藩對佛教戒殺止暴之旨深有體會。其心仁慈，不忍殺生。不僅不忍殺生，連觀殺，亦認為是“仁心喪盡”。但太平天國思想理論不合中華文明國情，太平軍的行為在理學大師眼里更是一種“惡”行。按《碧巖錄》卷一第四則：“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腳，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底人，自然殺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除“大惡”既是行“大善”，這在《碧巖錄》的三十六對中，也己講得非常清楚。他平定江南，已經(jīng)除了“大惡”，放下屠刀即可成佛。所謂成佛就是尋求完善，由“殺人不眨眼”中獲得“自由自在分”。于是，他平定江南后，即著手遣散湘軍，并且首先從九弟國荃下手。讓自己的親兄弟和心腹部隊首先得到“自由自在分”。這便是曾國藩由“無我”、“忘我”保住了“有我”成佛的高明之處。

曾國藩參透了《碧巖錄》禪宗要旨。在每日必修功課——靜慮中，他徹悟“外不離相即禪，內(nèi)不亂即定，外禪內(nèi)定，是為禪定”。“徹悟”的曾滌生所慮知的用今天的話來說：禪是一種世界觀，方法論和認識論，他的內(nèi)心對打仗殺人與放下屠刀的認識依從禪悟，已達不受任何外界現(xiàn)象和自我情緒的影響。他“悟”的是“無我”繼之發(fā)展為“悟空”。這便是他尊崇的禪宗最根本的教義之一。何以為證？如心腹愛將彭玉麟眼看湘軍如日中天，以十二字密信遞曾國藩，勸其背清舉事稱帝。而曾閱之即撕，小聲迭呼：“不妥，不妥，不可再議。”刀光劍影鐵馬金戈的軍旅生活過去了，一片片肉身鋪地，一顆顆頭顱鮮血淋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理學大師再也不愿看到滴血的人頭飛血落地。于是，便有了自裁湘勇，便有了前述日記中所記。又何以為“偽”、“奸”、 “詐”呢！儒學的不足啊，確實不能對人間萬象解釋盡凈。而禪宗卻輕而易舉的把看似矛盾的現(xiàn)象淋漓盡致的“禪”清了。怪不得朱熹要以“茶禪一味”為學養(yǎng)，圓融儒釋道三教，集理學大成。

曾國藩生前以軍功加封太子太保，封一等候爵。人的肉身是可以消耗掉的，但是人的思想仍然可以傳承。思想的傳承遠遠勝于一個肉身。久受禪風熏習的理學大師死后，謚文正。曾國藩生前有圣相之稱，死后有圣哲之“謚”。荷葉塘的一介書生，可謂生前隆盛，死后隆極，隆盛至極。圓融儒釋道的理學大師朱大成曾寫下一首詩，似乎是賜給這位高足弟子曾大成的偈語：

半畝方塘一鑒開，

天光云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曾國藩，他的肉身從荷葉塘走出來，他那思想的“方塘”中，卻因了夾山“茶禪一味”的“活水”流淌，而有了天光云影般的佛光。使人不得不感嘆：曾國藩被湖湘文化孕育得如此豐滿，竟然是碧巖泉水的滋潤啊！

（作者龔敏龍為湖南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

編輯：雷春嫍 審核：曾景昌 簽發(fā)：饒金山

有趣的靈魂在等你

cdzk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