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小說生成史論》，陳洪著，中華書局2019年9月版。
內容簡介
早期小說，學術界通常用來指唐代以前的文言小說。該書利用出土和傳世文獻，從生成史視角，考論中國早期小說的創作主體、文體特點、存在形態、歷史文化背景等若干問題，提出了一系列較有說服力的觀點，如漢代以前的子書、巫史之中即有小說，其基本形態是“譬喻故事+議論”，故事只是小說生成的母體，議論才是小說的核心追求等。這些研究和觀點，是早期小說史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值得學界充分關注。
目 錄
緒論
第一章 “小說”、“稗官”及“小說家”
一、? 先秦兩漢“小說”涵義的生成
二、? 稗官、閭里小知與小說家
第二章 “語”、“說”：古小說的根源
一、?“語”類文體的形成?
二、?“說”類文體的形成?
第三章 故事：古小說的母體
一、? 敘述的故事?
二、? 故事的文化功能
第四章 子書之流：古小說譬論的淵藪
一、? 出入子史的《晏子春秋》
二、?“譬論”的形成：以《韓非子》為例
三、?“譬論”的定型：以《說苑》為例
第五章 巫史之流：古小說敘事的溫床
一、? 從神圣敘事到世俗敘事?
二、? 子史對故事傳說的模塑?
第六章 古小說生成的文化歷史語境
一、? 道教與《列仙傳》、《神仙傳》?
二、? 佛教與六朝小說
結 語
附錄 《列仙傳》成書年代及其小說史意義考論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緒 論
古小說又稱早期小說，學術界通常用來指唐代以前的文言小說，是與宋元以來的通俗（白話）小說相對而言的。新世紀以來，隨著出土文獻的不斷涌現，人文理論的不斷本土化，重寫中國學術史、重寫中國文學史的熱潮興起，古小說研究與詩經學、諸子學研究一樣，忽然又熱鬧起來。
《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
總體來說，學者們的眼光主要集中在古小說的定義、起源、作者和文體等四大問題上；研究的方法和依據也有很大的改觀，即原生態、發生學等新方法以及出土文獻新材料。十多年來的研究成績是斐然的。
但由于對古小說定義的分歧爭論，使得古小說的研究沒有走得更遠，在即將突破的目標附近停滯了下來。許多研究者徘徊在古小說到底是“史之余”、還是“子之流”的岔路口上。
主張古小說為史書之余者，多參照西方小說的情節、人物形象、虛構和環境等特點，指認《山海經》、《穆天子傳》乃至《左傳》為小說，但同時又無法解釋《漢書·藝文志》所列十五家小說；認為古小說為子書之流者，則說古小說可以沒有情節、可以沒有人物形象、可以不要虛構[1]，但同時又避而不談《山海經》、《穆天子傳》、《晏子春秋》。
其實，這種子、史的糾結從《漢書·藝文志》開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今天，一直是矛盾地存在著的。“一種文體，它是歸屬于史部，還是歸屬于子部，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分類問題，而是對其文體職能的不同確認。子部的核心職能是議論，史部的核心職能是敘事，兩者的職能是大不一樣的”[2]。
《四庫全書總目》
在我們看來，無論是議論性的小說，還是敘事性的小說，它們之間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有故事。有了故事這個共同點，子部小說與史部小說最終在文學的召喚下是可以走到一起的，但其代價是子部小說逐步弱化了其議論而趨于敘事，史部小說逐步拋棄了其“征實”而趨于虛構。
描述子部小說如何擺脫其母體子書議論的職能，史部小說如何掙脫其母體史書“征實”敘事的職能，顯然是本著構成的兩條主要線索和重要內容。
故事本身雖然在歷代公私目錄中、學術史上沒有獨立的地位，連一個文體的名分都沒有，但其構建文體的功能卻是巨大的。舉凡經、史、子、集中，都少不了故事這種重要的構件。正如章學誠所言：“六經皆史也。……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古人事見于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3]。
在文史不分明的時代，言事與言理、記事與記言，并非涇渭分明。分門別類，是后來的事，到西漢末劉向父子整理國故文化時代，達到了空前的頂點。這種分類化整理，其實也湮滅了許多文化事物的本來面目。
與對古小說定義的模糊認識有關，古今論者對古小說的起源、起點和作者等問題也頗多爭議。
班固之出于稗官說，張衡之出于方士說，劉知幾之源于史傳說，胡應麟之源于諸子說，魯迅之源于神話傳說，袁行霈“多源共生”說等等[4]，以及小說興起于先秦，興起于戰國，興起于漢代，興起于魏晉，或興起于唐宋等等意見[5]，都令人眼花繚亂，莫衷一是，但爭論也深化了對某些問題的認知。
《余嘉錫論學雜著》
比如關于稗官的討論，余嘉錫遍考先秦典籍，認為稗官是“天子之士”，其職責如采詩，是采言、傳語者；袁行霈、潘建國從秦漢詞語出發，認為稗官是“散居鄉野的、沒有正式爵秩的官職”，如周代的土訓、誦訓、訓方氏和漢代的待詔、方士侍郎之類無實職的小官；而饒宗頤、陳洪、王齊洲分別從出秦漢出土文獻和語音學的角度，考辨出稗官乃是縣、鄉級的屬官，稗與俳優之俳音義相通，職責相似[6]。
至于古小說的文體問題，上一個世紀學者多關注古小說的文體特征，所以好指認某些先秦作品為小說。
魯迅、陳夢家認為《汲冢瑣語》是小說，李劍國則進而論其為最早的志怪小說；胡念貽認為《逸周書》中的《王會》、《殷祝》和《太子晉》三篇都是短篇小說；趙逵夫以為《莊子》里的《說劍》、《盜跖》和《漁父》三篇也是小說[7]，陸永品說“莊子是中國小說之祖”[8]，近年馬振方又通過系列考證，得出中國小說發軔時代的文體特征包含“自覺虛構性、完整敘事性和非寓言性等”的結論[9]。
而新世紀以來，學者則多注目于古小說文體的發生，所以好討論古小說文體的構成機制和發生過程。
廖群認為先秦存在一種由“說”、“傳”、“語”構成的講故事的“說體”，夏德靠則以為小說是先秦三種類型“說體”之一；段庸生承余嘉錫之緒，以為“采言”是古小說發生的成因[10]；俞志慧考證“語”是一種古老的文類，過常寶說“‘小說家’的文獻方式就是匯集某些‘語’、史事和故事，并且指出它的游說意義”[11]。
《古小說簡目》
筆者認為“說”、“語”、“傳”本身并不是小說，而只是子部小說的源頭，子部小說的發生學模式是譬喻故事+論議。
從“說”、“傳”、“語”等討論古小說文體的生成，其實是偏重于子部小說的。而從“巫”、“史”等探究古小說體式的發生，則是偏重于史部小說的。二者不可偏廢。當前，似乎對后者的研討還比較薄弱，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山海經》、《穆天子傳》、《汲冢瑣語》等與神話、仙話、志怪小說的形成，還有諸多探討的空間。
李劍國認為“古小說的起源和形成，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個小說發生學模式， 即故事--史書--小說。
從敘事意義上說小說起源于故事, 而從小說的孕育母體上看也可以說小說起源于史書。
從早期小說的類型、題材來分析, 作為小說敘事源頭的故事大體可以概括為五大類, 即神話傳說、地理博物傳說、宗教迷信故事、歷史遺聞、人物逸事”[12]。這一發生學模式提出“故事”作為小說發生之要素，堪稱卓識。
不過筆者更傾向于把神話（巫話）與故事區別對待，把史部小說的發生學模式概括為神話、巫話、仙話——故事——史書、小說。史書與小說其實是“孿生”的，都具有故事的共同特征，其區別不過是“征實”與“憑虛”；這一環節在整體上要次生于神話、巫話和仙話。
魯迅《古小說鉤沉》手稿
從發生學探討古小說，其實從魯迅的休息講故事說、余嘉錫的小說出于稗官說就開始了，但只有在出土文獻達到一定的積累以后，發生學研究所需要的一些原始材料才能顯示出研究對象(古小說)構成和生成的“原生態”。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春秋事語》，定縣漢簡《儒家者言》，銀雀山漢簡《晏子》、雙古堆漢簡《晏子》、木牘《家語》，王家臺秦簡《歸藏》、慈利楚簡《逸周書》、《吳語》，尹灣漢簡《神烏傅》，上博戰國楚簡《容成氏》，郭店戰國楚簡《語叢》[13]，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等，以及漢畫像石中眾多敘事性圖像，都為重新建構中國古小說的生成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的新材料，提供了若干重新審視傳世古小說文獻的“探點”。
文化闡釋當然也是研究古代小說不可缺少的視角，近十余年的成果也頗為豐碩[14]。但本文不是討論某些思想與古小說的具體關聯，而是試圖從歷史文化語境中去考察古小說生成的外部機制和動因。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思想，便會生成什么樣的小說。思想的魔力是永遠不可低估的。
從研究的性質而言，本著作不屬于理論體系的建構。目前的古小說研究還沒有達到或不適宜進行理論總結的階段，但這無疑是許多論者（包括筆者）將來的期待。本文主要是就古小說生成史上某些重要問題，進行“探點”式的考察，以期對這一領域的學術研究有些具體性的貢獻。
后 記
寫后記時的心情是十分復雜的，其中要感謝的人不少，不能忘記的事亦太多。
《詩化人生——魏晉風度的魅力》
我與古小說研究結緣算起來竟有三十個年頭了。1989年初，學校派我到復旦大學中文系做訪問學者，蒙陳允吉先生不棄，親自擔任指導老師。
先生碩學潛思，在佛教與唐詩研究領域造詣尤為深厚，其《唐音佛教辨思錄》享譽海內外。研讀先生惠贈大作，聆聽先生“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等課程，受益頗多，得以初窺佛教與古代文學研究門徑。
其間，又經先生介紹，得以登門問學于王運熙、王水照、章培恒、黃霖、陳尚君等名師，頗受啟迪。此后撰寫一些文章，因而多與佛教文學研究有關。這本小冊子中的佛教與小說部分，即植根于這段求學經歷。
1994年夏，我考取蘇州大學博士研究生，有幸拜在錢師仲聯先生門下。先生為一代國學大師，譽滿天下。讀博三年，蒙先生厚愛，不棄我駑鈍，不煩指教，不斷鞭策，感銘至深。其間，又得嚴迪昌、楊海明、吳企明、王鍾陵、王英志諸師點撥，以及“三馬一錢”等諸多師兄師友幫助，獲益匪淺。
96年初，欲以“佛教與中古小說”為博士畢業論文選題，惴惴求問于先生。先生略作沉思，便欣然同意說：“我年輕時滿喜歡讀文言小說。時下研究佛教與詩歌者多，從佛教研究古小說者少。這個方向和選題滿好咯。”還當即指示了不少參考書目。得到先生的鼓勵，我才安心撰寫該選題。
《佛教與中古小說》
97年夏終于以良好的畢業論文獲得答辯委員會的一致通過，并得到了章培恒、吳功正、楊海明等座師的贊賞。讓我感激不已的是，先生以90高齡，不顧正在住院醫療，毅然抱病出席答辯會！
畢業辭行之時，先生關切地問及我今后的學術研究打算，并親筆題寫了“中國文言小說史研究”書簽。
遺憾的是，直到先生鶴去，我也未能完成先生期望的擴充寫作任務，只修訂出版了《佛教與中古小說》（學林出版社，2007）。所幸該書獲得江蘇省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聊以祭告先生之靈。
2008年，我以“中國早期小說生成史研究”為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有幸得到專家垂青（批準號08BZW025），得以順利進行古小說史研究。
我試圖利用新舊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從生成史的角度，進一步探討唐前小說與經史子巫的源流、衍變和生成關系，完成先生的期望。不料寫作過程異常艱難，這一寫竟近十年！個中有個人疏懶、當時學界不太認可、新出土文獻不齊全等諸多原因。從申報選題伊始，李昌集教授給予鼓勵、啟發頗多。
其中有不少想法，還是在05、06年我與昌集先生為拍攝“全國名師皆我師”（百家）研究生視屏課程，一起訪問海內名家的途中研討的結果，也是受周勛初、傅璇琮、羅宗強、劉世德、孫昌武、李劍國、陳洪（南開）、李時人、項楚、趙逵夫等著名專家治學經驗啟迪的結果。2014年，我終于提交了結題申請，感謝有關專家的肯定和鼓勵，課題鑒定獲得了“優秀”等級。
在該書即將面世之際，我還要感謝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諸位領導的大力支持，感謝李昌集先生的慨允題簽，感謝中華書局編輯部李忠良、王傳龍等同仁的悉心審閱，精心校改，感謝無數知名與不知名幫助過我的同仁！
2019年6月27日
作者簡介
作者近照
陳洪(1959—)，江蘇連云港市人。現為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曾出版《詩化人生－魏晉風度的魅力》《佛教與中古小說》《中國早期小說生成史論》等8部著作，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佛學研究》等重要刋物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先后主持國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江蘇省社科規劃等基金項目6項；曾獲江蘇省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教育部教學成果二等獎(排名2)、江蘇省教學成果一等獎；國家級特色專業負責人。現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為先秦漢魏六朝文學、佛教與文學。
上下滑動查看注釋
注釋：
[1]參見袁行霈《〈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考辨》，《文史》第七輯，中華書局，1979年；李劍國《小說的起源與小說獨立文體的形成》，《錦州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2]陳文新：《“小說”與子、史——論“子部小說”共識的形成及其理論蘊涵》，《文藝研究》2012年第6期。
[3]章學誠撰、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2頁。
[4]詳見龐金殿《中國小說起源說概論》，《寧夏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張同勝《關于中國小說起源的思考》，《汕頭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5]詳見葉崗：《論中國小說發生期的期限》，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6]詳見陳洪：《稗官說考辨》，《中華文學史料》，學苑出版社，2007年；王齊洲、伍光輝：《“稗官”新詮》，《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7]參見趙逵夫《論先秦時代的講史、故事和小說》，《文史哲》2006年第1期；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8]陸永品：《莊子是中國小說之祖》，《河北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
[9]馬振方：《中國早期小說考辨·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頁。
[10]廖群：《“說”、“傳”、“語”：先秦“說體”考索》，《文學遺產》2006年第6期；夏德靠：《先秦“說體”的生成、類型及文體意義》，《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段庸生：《采：小說發生與古小說民族特征的文化成因》，《重慶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11]俞志慧：《語：一種古老的文類——以言類之語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過常寶《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體及話語方式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5頁。
[12]李劍國：《小說的起源與小說獨立文體的形成》，《錦州師范專科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可參看熊明《漢魏六朝雜傳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5月。
[13]詳見胡平生《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4]例如程國賦《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王青《西域文化影響下的中古小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萬晴川《巫文化視野中的中國古代小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丁敏《佛教神通——漢譯佛典神通故事敘事研究》（臺灣：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陳洪《佛教與中古小說》（學林出版社，2007年），羅爭鳴《杜光庭道教小說研究》（巴蜀書社，2005年），俞曉紅《佛教與唐五代白話小說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較早的還有李豐懋《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