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讜以《國史補》等五十本書為資料來源撰寫成唐代筆記總集《唐語林》。《唐語林校證》，由周勛初校證《唐語林》后重新出版。本文所用書為《唐語林校證》（下文皆簡稱為《唐語林》），凡不列書名只列條目的引文均出于此書。
《唐語林》也沒有本紀這一類按年按月日記載國家大事和政治活動的體裁，因為筆記體和本紀體的分工不同，篇幅不同。
一、樸實的敘事風格與活潑的敘事風格的區別
我們以唐玄宗為個案，分析本紀體樸實的敘事風格與《唐語林》筆記活潑的敘事風格的區別。《唐語林》里有唐玄宗的條文共100條，唐宣宗90條，《舊唐書》本紀第八，《唐語林》“豪爽”476條分別如下：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曰：昭成順圣皇后竇氏。垂拱元年秋八月戊寅，生于東都。性英斷多藝，尤知音律，善八分書。儀范偉麗，有非常之表。三年閏七月丁卯，封楚王。天授三年十月戊戌，出閣，開府置官屬，年始七歲，朔望車騎至散堂，金吾將軍武懿宗忌上嚴整，訶排儀仗，因欲折之。上叱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聞而特加寵異之，尋卻入閣。長壽二年臘月丁卯，改封臨淄郡王。圣歷元年，出閣，賜第于東都積善坊。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于興慶坊，長安中，歷右衛郎將，尚輦奉御。
神龍元年，遷衛尉少卿。景龍二年四月，兼潞卅別駕。十二月，加銀青光祿大夫。州境有黃龍白日升天，嘗出畋，有紫云在其上，后從者望而得之，前后符瑞凡一十九事，四年中宗將祀南效，來朝京師。①
玄宗為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游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上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餡，乘馬而去。（476條）
《舊唐書》記唐玄宗去京師之前，只記一事，他臨行前問筮的情況：“蓍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唐玄宗自言門第官品之事，史書不收。本紀記國家大事和皇帝的政治活動，此事無涉政治，故不收。《舊唐書》里記唐玄宗叱武懿宗事，一兩筆而已，476條記唐玄宗自言門第事，描寫了外形，“戎服臂鷹”。報了門第以后，寫“諸少年驚起，不敢復視，”來渲染玄宗在“卑損”之時仍有少年血氣，476條敘事力求生動有趣，《舊唐書》玄宗本紀敘事，時間、官職、事件，講述清楚則可，人物對白、人物描寫很少，史書的重點在明治亂之跡，對人物官職變動的關注是對治國安邦的關注，涉及的事件、人物很多，為了節省篇幅，敘同一件事有時不如《唐語林》詳細：
六月，山東諸州大蝗，飛則蔽景，下則食苗稼，聲如風雨，紫微令姚崇請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痤，以救秋稼，從之。是歲，田有收獲，人不甚饑。（《本紀第八》第175頁）。
開元初，山東蝗，姚元崇奏請遣使分捕，上曰：“蝗蟲，天災也，由朕不德而致焉。卿請捕之，無乃違天乎？”崇曰“《大田》之詩‘秉界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行之所以安農除害，國之大事也，陛下熟思之！”上曰：“事既古，用可救時，朕之心也。”遂行之。是時中外咸以為不可，上謂左右曰：“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自是有司結奏，捕蝗十分去四。（95條）。
《唐語林》有些條文不見于史書，像841條、842條：
劉禹錫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余年，不曾過愈論著文章，此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為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吃耶？”韓曰：“席十八吃不潔太遲。”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
以上兩例出自劉禹錫之口，劉禹錫和柳宗元都很自負，韓愈和劉禹錫、柳宗元關系還不錯，但韓愈反復向憲宗表明他與永貞革新集團的區別，反對永貞革新以討當權者歡心②。劉禹錫在216條記柳宗元《平淮西雅》有妙于韓愈《平淮西碑》之處，由這幾條可知，劉禹錫早年仕途順暢，被王叔文視為宰相之器，但改革觸及宦官、藩鎮利益而失敗，劉禹錫流放偏遠之地多年。劉禹錫對韓愈有機會成為御用文士，到最后官運、名聲、政治資本比他好，感到不服氣，再說韓愈的狂妄是出了名的，憲宗因為韓愈諫迎佛骨一事，生氣的不是韓愈批評他，而是用語太重，“愈為人臣，敢爾狂妄（《舊唐書》第420頁）”。劉禹錫自然可以舉幾個例子，善意地嘲笑他。《唐語林》里劉禹錫所說的這些事，史書無載，出自劉禹錫之口，使我們對韓愈、劉禹錫有更具體的認識。
二、《唐語林》更注重趣味性
史書記皇帝，將相，文士，多從一生所為出發，盡可能做到公允。以《唐語林》中有40條條文的李德裕為例，《舊唐書》指出他作為重臣，能建功立業，然而好報私仇，《唐語林》所錄李德裕四十事，幾乎多屬正面，唯有894條稍提及李德裕好報私仇，“此非藥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當朝時，為私憾黜于此者。”《舊唐書》卷174《李德裕傳》雖記李德裕代牛僧孺為揚州大都府長吏，牛僧孺交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給張鷺保管，李德裕到鎮后，“奏領得止四十萬，半為張鷺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為吏隱欺，請罰，詔釋之。……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舊唐書》第4521頁）”。李德裕想陷害牛僧孺之心，路人皆知。李德裕還擅用職權，冒天下之大不韙，令李紳、鄭亞等竄改《憲宗實錄》，《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紀》：“時李德裕……復恐或書其父不善之事，故復請改撰實錄，朝野非之，”卞孝萱證明：“竄改實錄是李德裕‘移投荒服’的罪證之一。③《唐語林》專主敘事，評論甚少，把對歷史事件的評價權交給讀者：
寶歷中，毫州云圣地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貨衣服以飲焉，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設司取豬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當如故。”逡巡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114條）
寶歷二年，毫州言出圣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后，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無益黎甿。昔吳時有圣水，宋、齊有圣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舊唐書》第14冊卷174《李德裕傳》第4516頁）
時毫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圣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之他水汲轉鬻于道，互相欺訹，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圣水，宋、齊有圣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新唐書》第17冊卷180《李德裕傳》第5330頁）
以上所引三段文字，事同而文異。史書書面色彩較濃，多有官方語言，體現政府治理國家不同兒戲的道理。李德裕評介圣水事見于奏言。《唐語林》記述了李德裕用何種方法證明迷信之不可信，用事實而不是用“昔吳有圣水，宋、齊有圣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這些抽象的道理、遙遠的事例來證明僧人為了斂財而假言有能治百病的圣水是不存在的。《唐語林》114條，“寶歷中”敘明事情發生的時間，“毫州出圣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圣水確實“治好了”某些人的病所以才有轟動效應：“自洛已來及江西數十郡（相當于一名醫生的醫術在洛陽、南昌、九江等十來個大中城市出名，又如傳銷因騙財而被取締），人爭視金貨衣服以飲焉，獲利千萬。”神仙之說不可信，江湖藥方則形形色色，但“圣水”能治百病，天下就沒有死人。自言壽命長達兩百歲者，或許有，不過五十億人中能有幾個？李德裕以荒謬對荒謬，以毒攻毒，甚佳。《世說新語》少有此類記載，然而肯干實事者終有可取之處，可贊之事，所謂“不解事仆射”戴至德，不是真的不解事：
戴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者。及薨，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過。”因索其前后所陳章奏，閱而流涕，朝延始重之。（426條）
韋溫遷右丞。文宗時，姚勖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郎。溫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問故，楊嗣復對曰：“勖，名臣后，治行無疵。若吏才干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862條）
楊嗣復是唐文宗時重臣，唐文宗把政治大權交到他手中草藥。楊嗣復認為姚勖是名臣之后，治行無疵（德也），吏才干（才干亦佳），姚勖不入清選，唐代以后遇劇事誰來承擔起天下興亡的責任？“此衰晉風，不可以法”，治理國家的官吏，德才但求能治國，其它不問，是簡單有效卻難持之以恒的辦法，卻不是做不到的辦法。總之，以上所引的李德裕、戴至德、楊嗣復條文，既有史料價值，又有微小的文學價值。
注釋：
①［五代·后晉］劉昫.舊唐書（第1冊）玄宗本紀.中華書局，1975.
②胡可辛.中唐政治與文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③卞孝萱.唐代小說與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文史論叢，19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