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患者收取咨詢費用并協助患者從澳門購買抗癌藥物“O藥”，瑞弗健康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弗公司）此前遭到查處，多人被深圳羅湖警方控制。
2018年9月，瑞弗公司老板周繼昭等4人以及瑞弗公司被羅湖區檢察院提起公訴。2019年8月，羅湖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瑞弗公司犯非法經營罪，判處罰金200萬元；周繼昭等4人犯非法經營罪，均獲刑。其中，周繼昭作為主犯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并處罰金20萬元。
周繼昭及其家屬不服，已提起上訴。
周繼昭的妹妹周繼嬌12月11日對澎湃新聞（thepaper）稱，瑞弗公司、周繼昭的行為僅是提供咨詢服務，自身沒有銷售藥品，也沒有代購藥品，不存在非法經營，而且協助患者購買的抗癌藥，案發不久后就獲準在中國內地市場上市。
一審判決書顯示，羅湖區法院認為，瑞弗公司違反國家藥品管理法律法規，未取得藥品經營許可證、非法經營藥品，情節特別嚴重；而周繼昭作為法定代表人，系負直接責任的管理人員，組織、領導整個犯罪的實施，起主要作用。
有法學專家認為，瑞弗公司的行為不是經營藥品行為，而是健康管理咨詢服務行為，不具刑事違法性。即使有非法經營行為，其社會危害性也未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沒有刑事處罰的必要性。有律師則認為，假如公司在患者購藥過程中，確實提供了實質性的幫助，是有可能會被認定非法經營的。
公司收服務費幫患者買境外抗癌藥，老板一審被判6年
該案案發源于一次水客帶抗癌藥被查獲。
瑞弗公司案的一審判決文書顯示，2018年1月22日下午，香港水客林某娟攜帶抗癌藥物Opdivo（英文名：Nivolumab Injection商品名：Opdivo歐狄沃，又被俗稱為“O藥”），從香港進入深圳羅湖區火車站時被當場抓獲，現場繳獲52支Opdivo，其中100mg規格的16支，40mg的36支。據水客洪某達指認，這批藥品中的32支藥物要交給瑞弗公司員工李某。
瑞弗公司注冊資本200萬元，成立于2013年9月30日，其法定代表人、最大股東均為周繼昭。該公司地址位于上海金山區，其經營范圍包括健康管理咨詢、家政服務、投資咨詢等，但不具備藥品銷售資質。
據周繼嬌稱，瑞弗公司的經營模式是：病人到公司咨詢，公司提供咨詢服務。之后，病人向澳門那邊的醫院付費購藥，醫院把藥給水客，水客負責把藥帶到深圳。瑞弗公司員工從水客處取藥，再把藥通過冷鏈公司寄給客戶。從中，瑞弗公司一次性收取1.5-2萬元咨詢服務費，之后每取一次藥收取3000元服務費用。
公開資料顯示，百時美施貴寶公司的Opdivo是一款高價的抗癌藥物，于2018年6月獲批在中國內地市場上市。澎湃新聞此前報道，Opdivo是第一款在中國提交上市申請并獲批的PD-1/PD-L1類單抗藥物。
判決文書顯示，檢方查明認為，從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瑞弗公司員工李某通過董某（中集冷運供應鏈管理公司深圳分公司負責人）共郵寄抗癌藥物96次，收件人共計47人，根據最低價格的40mg規格的Opdivo計算，瑞弗公司已銷售藥品價值794800元。
2018年1月底，羅湖警方將瑞弗公司多人帶走。2018年10月，在逃的瑞弗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繼昭被警方控制。一個多月后，同樣在逃的瑞弗公司總經理助理趙某菲被警方控制。
今年8月26日，羅湖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瑞弗公司犯非法經營罪，判處罰金200萬元，周繼昭等4人獲十個月到六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其中，周繼昭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并處罰金20萬元；丁某園犯非法經營罪，有期徒刑1年8個月，罰金5萬元；須某卓犯非法經營罪，有期徒刑1年8個月，罰金5萬元；趙某菲犯非法經營罪，有期徒刑10個月，罰金2萬元。
焦點：是咨詢服務，還是非法經營
對于上述一審判決，周繼昭及其家屬不服，已提出上訴。深圳中院工作人員向澎湃新聞確認，該上訴案件已移交至該院。
周繼嬌認為，此案主要依靠水客、員工的口供定罪，所認定的涉案藥品數量和涉案金額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撐。
據判決文書，羅湖區法院審理認為，檢方指控，從水客身上繳獲的52支Opdivo，32支屬于瑞弗公司，這一情況僅有洪某達的證言，瑞弗公司、周繼昭等均否認，因此指控證據不足，不予認定。瑞弗公司員工李某通過董某郵寄抗癌藥物96次，有李某、董某的證言，周繼昭、須某卓的供述及郵費月結賬單、發票等證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成立。
羅湖區法院還指出，公訴機關指控的銷售金額計算有誤，經查明，40mg規格的Opdivo最低價格約為7560元，按最低價格計算，瑞弗公司已銷售藥品96支總價約為72.6萬元。
另一個焦點問題是，瑞弗公司的行為是屬于咨詢服務行為，還是非法經營藥品行為。
周繼昭及其家屬認為，瑞弗公司僅提供咨詢服務，并收取咨詢服務費，沒有銷售藥品，也沒有代購，不存在非法經營，一審判決以犯非法經營罪，判處周繼昭等4人刑責，適用法律錯誤。
一審中，周繼昭的辯護人指出，瑞弗公司或周繼昭在患者購買涉案藥這一交易中，涉案藥品費用直接支付海外診所，瑞弗公司或周繼昭未收取返點，故不存在任何盈利行為，也不具備經營行為，瑞弗公司或周繼昭不符合非法經營罪的構成要件。
案卷材料顯示，周繼昭等人起初因涉嫌銷售假藥罪被刑拘，理由是兜售無批文的境外藥。而在深圳羅湖區檢察院于2018年9月底作出的起訴書中，周繼昭等人所涉罪名不再是銷售假藥罪，而是非法經營罪。
公訴機關稱，經查明，自2016年下半年起，瑞弗公司從事非法經營抗癌癥藥物的行為。其中，丁某園作為銷售主管，負責通過醫院、保險公司等單位尋找癌癥病人；朱某林作為行政主管，平時接電話接受病人咨詢，如病人想購買境外藥，就將病人安排公司客服部；須某卓作為客服部管理人員，帶領客服部工作人員，和病人談具體購藥事宜。病人同意購藥后，客服先讓病人支付2萬元到瑞弗公司賬戶作為一次性服務費，每次要購買抗癌藥再支付3000元作為掛號費、運輸費等。之后，客服讓病患將購藥款打入澳門恒生醫療中心、澳門華澳醫療中心提供的境外賬戶，后者將藥品交給香港水客，讓他們將藥品從香港帶入深圳。
羅湖區法院認為，瑞弗公司違反國家藥品管理法律法規，未取得藥品經營許可證、非法經營藥品，情節特別嚴重，周繼昭作為公司法定代表人，負直接責任的管理人員，組織、領導整個犯罪的實施，是主犯；丁某園、須某卓、趙某菲作為直接人員，協助實施犯罪，是從犯。
法律思辨：協助夠藥是否會構成非法經營
周繼嬌向澎湃新聞提供的《瑞弗健康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涉嫌非法經營罪一案專家咨詢意見書》（以下簡稱：《專家咨詢意見書》）顯示，受被告單位瑞弗公司委托，華東政法大學刑法專家就此案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專家論證，參與論證的專家有：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副主編于改之教授，中國刑法學研究會理事、華東政法大學科研處副處長盧勤忠教授，上海市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華東政法大學文伯書院副院長吳允鋒教授等。
《專家咨詢意見書》根據委托人提供的證據材料、委托人法定代表人近親屬陳述的案情等作出，僅供委托人及有關機構參考。吳允鋒向澎湃新聞確認，《專家咨詢意見書》屬實。
《專家咨詢意見書》認為，根據《藥品管理法》（2015年）第十四條及《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的規定，應取得“藥品經營許可”的藥品經營行為只有批發和零售兩種，因此藥品經營行為本質上就是從事藥品銷售行為。而瑞弗公司并未從事任何藥品銷售行為，不應被認定為從事藥品經營行為，理由是：沒有直接或間接銷售藥品的行為，澳門醫療機構是藥品經營銷售主體。
專家意見認為，在整個交易藥品過程中，瑞弗公司只是安排郵寄藥品，以協助癌癥患者順利取得他們從澳門醫療機構購買的藥品。
在周繼嬌看來，瑞弗公司、周繼昭的案子和此前引起討論的“藥神”案件有一定相似性，但判決結果有所不同，獲刑6年的情況比較少見。
澎湃新聞注意到，今年8月2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再次審議藥品管理法修訂草案，有關假藥劣藥條款，進口國內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藥不再按假藥論處；對未經批準進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藥品，情節較輕的，可以減輕處罰；沒有造成人身傷害后果或者延誤治療的，可以免于處罰。
參與論證此案的刑法專家吳允鋒向澎湃新聞表示，此前的“藥神案”多屬于銷售或代購境外藥，瑞弗公司則是向有需求的患者提供建議，并對患者購藥行為提供幫助，因而，這最多屬于協助購藥，屬于咨詢服務的一部分。
京衡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副主任鄧學平是連云港“藥神”案第一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他告訴澎湃新聞，《藥品管理法》修改后，此類案件不再按銷售假藥罪查處，而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主要看有無銷售藥品的行為，假如僅僅是提供咨詢服務，則不構成非法經營罪。
鄧學平表示，但這不代表沒有行政處罰，藥品的生產、流通等環節均需許可，企業若有違規行為，可對其進行行政處罰，讓其得不償失。
京衡律師上海事務所律師余超則認為，具體到瑞弗公司、周繼昭的案子，是否構成非法經營，需要綜合證據材料才能判斷。目前，爭議焦點是一個事實判斷，而不是一個法律判斷，即推薦藥品和協助取藥是不是一個幫助銷售行為。假如公司在患者購藥過程中，確實提供了實質性的幫助，是有可能會被認定非法經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