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榮枝被捕后，關于她的判罰問題，也在被網友所持續關注。盡管判罰結果還沒有出來，事實真相尚未披露，但是群情激奮的網友們已經給勞榮枝冠以“殺人女魔頭”的稱號，也就是說已經被認為她就是“殺人犯”。
對此，勞榮枝家屬所聘請的辯護律師吳丹紅認為：對于勞榮枝案件，目前還有很多疑點，現在就把她定性為“殺人女魔頭”還為時過早。
因為當前所掌握的情況來看，勞榮枝是屬于搶劫罪的共犯還是殺人罪的共犯目前還沒法確定。從法子英的判決書來看，勞榮枝并沒有直接參與殺人，并且都不在殺人現場。關于事件的真實愿意，他會聽勞榮枝當面陳述之后，才好定論。
吳丹紅何許人也？
他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1999中南政法大學取得法學學士學位，2002年獲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碩士學位，2004年獲得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學位。
2007年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后出站后任教于中國政法大學，現在為副教授職稱，研究生導師。看吳教授的履歷和頭銜，是非常的大牌，勞榮枝能夠請到這樣的辯護律師，相比對于其進行公平公正的判罰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律師可不可以讓勞榮枝逃脫，有案列：
這個世界真的可以讓一個作出犯罪行為的人，因為律師的厲害，逃脫法律的懲罰。 同樣地，這世界也可以讓一個作出犯罪行為的人，因為檢察官的失誤、警察的無能、陪審團的憐憫、法官的錯誤、 同伙的狡猾等等因素，逃脫應有的制裁。
有人說辛普森案，我們放一回馬后炮：如果檢方對己方證人足夠了解，或許會注意到在場警員的種族歧視黑歷史，提前對辯方的交叉質詢問題做出應對；如果檢方充分考慮了法醫學證據，注意到作為物證的手套可能因為被血液浸泡而變緊，或許不會讓辛普森當庭試戴手套，然后因為戴不進去，讓這雙據稱兇手當時戴著的手套，成為辛普森脫罪的有力證據。
有人提到非法證據排除：在通過截停車輛而搜查違禁品的案例中，如果警察花一點時間申請搜查令，或者及時對無搜查令搜查的過程進行詳盡記錄，以便檢察官主張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形，那至少不會讓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以“聽不懂英語，因此算不上同意搜查”的理由，成功以非法取證為由進行辯護。 有人說，像是美國，陪審團定罪，陪審團認定的事實才是法律事實。
其實，在美國有一種訴訟程序，叫做Jury Nullification， 陪審團否決制。在這種制度下，陪審團可以既認定犯罪事實的確成立，同時認定被告人無罪。例如，如果陪審團認為刑法某一條文不公正，或者認為被告人的確值得同情，那么即使認定了犯罪事實清晰，排除了一切合理懷疑，仍然可以作出無罪判決。
對了，在世界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和美國，國家最高領導人或者最高權力機構有赦免權，令被定罪者免受懲罰。例如，美國的福特總統就曾經赦免過因水門事件而被定罪的理查德·尼克松。 -- 是的，一名作出犯罪行為的人，有可能因為一千種理由昂首闊步走出法庭。
一名專業能力足夠強的律師，也許可以找到這些理由，利用這些理由，實現目的。獲取證據過程中的瑕疵，檢方工作的倦怠，陪審團的不確定因素，政治領域的操作空間，這一切都可能被一名律師所利用--通過法律所允許的方式。 有時，公眾看到一名“罪犯”在律師的護送下，大搖大擺地走出法庭，
可能會質問：憑什么讓他逃脫法律制裁？ 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與？很簡單，有人工作沒做好，沒有好好利用法律；而有的人工作做好了，利用法律實現了目的。 這個道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湯姆·克拉克大法官在Mapp v. Ohio一案的判決書中說得最透徹： 如果必須放走一名罪犯，那就放他走，但放走他的是法律。
勞榮枝還真有可能無罪釋放？
當年法子英被槍斃之前已經把所有的罪都攬了過去，過去了23年了，當年的現場和當事人已經目擊證人，不可能有確切的統計數字，因為幸存者偏差的緣故，即使是經歷過的人給出的答案，也可能離真實情況相距甚遠。
我個人的感受是，規則越完善，第一種路子野的律師的空間就越小，而第二種業務強的律師的空間就越大。第二種情況下，好律師是很重要，但是好律師也很少，好律師和真罪犯疊加的情況就更少了（何況現在國內好律師基本都去做經濟方向的了，誰跟這兒搞刑法）
律師的作用，很多時候并不是決定性的，而是加分項或減分項，犯的事兒太大，證據太明確，程序基本又合法，那再厲害的律師也是沒辦法翻案的，看看那些有權有勢的名人犯罪的案子就知道了，他們已經足夠有錢，自然請得起最頂級的律師，然而還是沒辦法對不對？
所以說，罪犯能否脫罪，應該是個復合的結果。，罪犯的水平、警察的水平、公訴人的水平、法院的水平、證人的水平，還有受害者的水平，這么多因素復合在一起，得到一個最終的值，律師可以推動這個值變大變小，對于某些案子來說，可能推一推，就能得到無罪的判決了，但是對于一些“鐵案”來說，律師的推動力可能就杯水車薪了。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情況，固然有一些是本就無罪的，但也有一些是真的有罪，只是因為種種因素無法在法律上判定有罪的。
沒能形成符合現行法律要求的證據鏈，并不能證明當事人無罪，只是法律上視同無罪，所以不承擔法律上的后果。事實上，對證據的要求是隨著刑偵技術的發展才不斷提高的。若是按照現在的證據標準，早先刑偵技術不發達的時候定下的很多案件都可以輕松翻案。
我們法律體系的價值取向，公正自然是其中之一，但這個公正指的是整體的公正，并不是個案的公正。因為除了公正之外，效率也同樣是法律的價值取向之一。所以對證據來說，法律并沒有追求極致完美或者毫無瑕疵。
網友給出的方法：
這個案子無法以世俗的眼光入看待，更不能以成敗的結果老辯護，因為這個案子的結果實際上已成定局。所以這個案子如果從刑事犯罪構成，罪輕罪重方面辯護，是徒勞的，也是毫無意義的，更是沒有水平的。
這是一個吸引全國關注的案件，是一個二十幾年懸而未決的歷史積案，這是一個能夠引人深思的悲劇性案例。如何辯護：
一是一定要引導輿論沉靜下來，將仇恨和喊打喊殺洗滌干凈，將注意力集中到挖掘案子背后的人性扭曲及其個人和社會的原因。從這個角度看，這個案子的所有當事人都是受害者，他們有的是無辜的受害者，有的是欲望的受害者，有的是貪婪和環境的受害者，只有關注這些，我們才是真正有意義的關注她。
二是要從社會責任感的角度，如何殺一個勞某很簡單，但如何防止像勞某這樣的人，這樣的悲劇再次出現則很難，所以與其總仇恨入毀滅一個罪犯，不如用寬松去原諒一個人，當我們的社會有一天愿意原諒一個十惡不赦的罪犯時，那時候我們的文明必將引領全世界。
最后一句話：刑法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這話沒錯，但不代表刑法僅為改造犯罪而設！隔離以及清除對社會有危害的人同樣重要，當一個人能有預謀的對陌生人下死手的時候，我們也就沒必要對這類人手下留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