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果19保護傘：每一起枉法案，都是對司法生態的深刻檢驗

文/馬進彪

12月15日，云南省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玉溪市紅塔區人民法院等分別對19名涉孫小果案公職人員和重要關系人職務犯罪案公開宣判。昆明市五華區城管局原局長李橋忠（孫小果繼父）以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減刑罪、受賄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九年；孫鶴予（孫小果母親）以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減刑罪、行賄罪、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孫小果案背后19把’保護傘’全判了！”，媒體報道標題精煉準確。（新浪新聞12月15日）

至此，孫小果案拔除了19把“保護傘”，對此有媒體稱，此案是在社會輿論監督氛圍下剖析得最為透徹的案件之一。人們也許還記得，當初媒體剛剛曝出這個案件的時候，大家都在猜測孫小果的家庭一定有著不同尋常的背景，因而，當初輿論都在盡最大努力促動相關部門對其家庭背景做出深挖，應當說，這是在目前語境下的一個屢試不爽的規律：重大的不正義背后，一定有著特別的家庭背景。

然而，當孫小果的家庭背景被依法必要公布后，人們發現，這次這個屢試不爽的規律被事實打破了。人們從當地相關部門公布的背景圖可以清楚看出，孫小果的生父，已經離世多年，僅是企業普通職工；孫小果的生母在昆明官渡公安分局工作，曾被授予三級警督；孫小果的繼父李喬忠(后改為李橋忠)曾任昆明五華區公安分局副局長，2002年出任五華區城管局局長。從而可以看出，最高級別就是孫小果的繼父，但也只是五華區公安分局副局長，而對于這樣大的案件來說，顯然，這樣的背景并不匹配。

但基于這個事實，云南省司法廳原巡視員羅正云，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原專職委員梁子安、田波等多名公職人員又為何會給孫小果一家提供方便呢？對此，有一種聲音總結說：一是金錢開道，二是金錢開道后沆瀣一氣。誠然，金錢開道是一個重要原因，社會不能低估它的破壞力，然而，它只是問題的表面，因為金錢開道是最普通的方式，但它并不能時時湊效，尤其是對于這樣的大案要案來說，其環節眾多，一個五華區公安分局副局長這樣的身份，按理也很難做成這樣從下而上的系統性枉法，再怎樣，也不會簡單到這樣的程度。

因此，金錢開道不可能是此案的根本問題，而根本原因還在于當地司法整個制度上存在的諸多漏洞，和程序上的薄弱之處。換言之，即使不用金錢開道也可能造成這樣的結果，因為漏洞和程序上的薄弱之處，先于金錢開道之前就在那里存在著，而如果是一個健全完善的制度體系，那么即使用金錢開道也很難打開缺口，退一步講，即使程序上的某些人被拉下了水，但由于制度體系的自潔性，也很難形成一路暢通的枉法結果。

在孫小果案件中，人們習慣性地將一切問題歸結為“金錢開道”，這樣的歸結，可能更易于解讀，和被公眾方便地接受。但從當地司法體系建設角度來說，卻不能將深層問題簡單化歸結，因為這會誤導人們將所有的問題都引向孫小果家的“金錢開道”，但這卻掩蓋了制度體系中的深層不足。

在枉法案件中，“金錢開道”只是最原始的小兒科，面對現代治理體系來說，在應然的層面，它不可能產生擊潰整個制度體系的作用。因而在孫小果案件上，只能說當地制度體系早已存在著裂隙，這才使得“金錢開道”有了實施的空間和路徑。所以，對孫小果案件來說，“金錢開道”并不是根本原因，而是制度裂隙必然產生的過程性結果。

不管是在哪個地方，每一起重大案件的前因后果，都是對當地司法生態環境的一種深刻檢驗，因此，對于孫小果案件的解讀，不應當停滯于其家人“金錢開道”的層面上，而應將其視為思考如何完善司法治理體系的切入點，和進一步以問題為導向，提高治理體系整體水準的出發點，它需要個案的修復，更需要長效機制的防患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