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擺脫疾憤與不安，詩人杜甫在公元760年，以59歲的高齡抵達成都。之前的幾年，對于杜甫來說，完全是場噩夢。杜甫宦途極其困頓，成為權相李林甫爭斗的連帶犧牲品。他在年輕時曾寫下“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樣豪情萬丈的詩句，儼然有李白式的廣闊。但人生的劇烈轉換，使得后來的他，創作風格幾乎完全變了。杜甫的人生坎坷，造就了其多樣化的作品風格，為后人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傳頌名篇，而他本人及其家人卻承受著今人難以想象的煎熬。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這首《彭衙行》描繪的就是安史之亂（755年）爆發后，杜甫率家人遷移避禍途中的經過。全詩體現了自然主義的風格，細致入微地展現了避禍途中的遭際和感受。杜甫開始擺脫之前作品中相對內斂的感情特點，在那之后的幾年里，寫出了許多感情激烈的詩篇，比如，《三吏》、《三別》、《哀江頭》等。

來到成都的杜甫，迎來了一個豐富多產的時期。唐代在內的中國古代，巴蜀大地常常能憑借地利而為民眾提供庇佑。成都時期的杜甫，開始建構一種新形象：“作為老人的成熟的、幽默的自我形象。”比如，《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之二，“稠花亂蕊畏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就寫出了一個擁有自嘲精神的老詩人形象。

世界著名漢學家、美國唐詩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宇文所安在其所著的《詩的引誘》一書中就寫道，杜甫的成都詩表明了一種人生態度，也就是他本人開始更好地與他人保持距離，從而為他自己“以幽默的畏懼觀察自我”提供條件。

宇文所安指出，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一詩中，杜甫流露出的仍然是自我憐憫、自嘲、幽默夾雜的情緒：“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成都時期的杜甫，并沒有如唐朝的其他許多詩人那樣過著富足生活，相對而言仍然清貧，但他仍然取樂其中，經常在作品中出現“老狂士在小農舍中過著樸素的生活，周圍是優美的自然風景”的情致。這樣的情致在杜甫離開成都后，依然得以保持，所以寫出了“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這樣的驚艷金句。

宇文所安說，杜甫在世時，從來都沒有成為過文壇、詩壇的核心人物。杜甫生命最后階段是在漫游偏遠地區度過的。在他死后，作品甚至一度無人問津，又過了幾十年，韓愈、白居易等人開始將杜甫與李白相提并論。杜甫詩歌的盛譽，也正源自于韓愈為代表的中唐作家的反復模仿。人們開始意識到，杜甫是李白之外中國詩歌的另一座高峰，開拓了題材范圍，促成各種要素在作品中重新組合。《詩的引誘》中指出，杜甫將許多生活體驗的內容寫入詩歌，使得非虛構世界也可以表達感情和意義；而且，杜甫的作品相對簡潔、凝練，質樸而唯美，一些看上去像是口語表達的語句嵌入詩句中，也并不顯得俗氣。

《詩的引誘》一書被收入譯林出版社叢書“大家讀大家”的第二輯。這套叢書邀請當今人文大家為讀者解讀古今中外名家名作。在本書中，宇文所安為讀者詳細鑒讀了中國古代最為著名的幾位詩人，包括王維、李白、杜甫、李賀、杜牧等，并通過解讀唐詩的創作方式和規律，為讀者理解唐詩奧妙提供幫助。全書行文流暢，語言優美，可讀性強，有助于中文世界的讀者完成對唐詩的“再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