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 衛

編輯｜姬政鵬

從雷佳音飾演的馬珂被湯唯飾演的周雯突然拉進臥室起，馬珂就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各種致人于死命的劈頭追殺突然從天而降：馬珂接到呼救前去小旅館尋找前女友周雯，沒想到那里是個下等妓院，一副站街女打扮的周雯正在抱頭鼠竄，兇神惡煞的暴徒呼嘯追來，倆人奪路而逃奔到車站，剛要俯身穿過列車底部，又被密集槍彈交叉射擊。

在逃命的過程中，馬珂發覺追殺目標越發準確，堵截的組織日益嚴密，才知周雯已將飛機失事假死告知丈夫，周雯老公與澳洲公司私密聯系中隱藏著行賄和受賄以及其它更大的陰謀，澳洲公司向中國公司提供的技術有虛假嫌疑和重大危險。

他們去非洲深入虎穴，在使用同樣技術的公司里巡查探秘，發現這項虛假技術可能在地下造成連環爆炸的危險惡果后，他們想立馬沖出管道縱橫、支架交叉鋼鐵空間吹哨報案。無奈被突然出現的非洲武裝人員再度追殺，于是爬上跳下地奪命奔跑，好容易逃出這鋼鐵魔窟，所乘之車又被突然橫沖過來的巨型卡車猛撞扣翻……

所有這些情節設置，哪一環不是追殺片的的基本設計，哪一項不是逃命片的類型套路？

然而《吹哨人》又對類型進行了自我逆反，這一點從三個主要人物的設置就可看出： 首先，它逆反了類型片的英雄設置：一般動作類型片從一開始就要塑造一個動作英雄，《戰狼2》的主演吳京一出場就給觀眾造成了堅韌不拔、勇往直前的英雄預期，《吹哨人》則不是，導演薛曉路明確說自己不是寫英雄，只是寫普通人，所以她不選擇吳京型的動作硬漢，選擇了“窩囊型”的雷佳音。

盡管雷佳音主演過《長安十二時辰》，但他給人印象主要不是霹靂型的動作猛士，而是以《我愛男保姆》為代表的大批現代生活劇中飾演的普通男性，他在屏幕上的常見形象是被女性怒斥責罵后不敢發作且口中囁嚅，但老實巴交的體貼關愛卻依然持續，所以他在片中一出場就讓觀眾感覺很慫。因為性格很慫，所以對老婆和前任都很慫。

影片開始，他與前女友憑欄遠眺于陰云密布的大海之岸，面對曾經背叛自己的前任，雷佳音面露難色的面部表演似乎是自己對不起前任，前任猝不及防地將他拉入臥室后，馬珂自然又順從于床帷。

盡管被前任縱情求歡，但他依然很愛老婆，剛下飛機就告訴老婆半個小時到家，但面對前任的再次疾呼，他又神差鬼使地前去救援，與前任雙雙身陷囹圄又僥幸逃脫，回到家中因衣裝狼狽被老婆盤問，他依然囁嚅……把自己陷入兩難境地均為性格懦弱所致。

導演細致表現人物的軟弱似乎顯露出這樣一種傾向：她對人物內心的探究興趣大于她對類型片敘事流暢的興趣，大于滿足觀眾的英雄崇拜需求。

她要剝絲抽繭地一步步探討人物的心理漸變：追殺的密不透氣使馬柯意識到前任對真相的部分隱瞞，從逐漸懷疑，到局部不滿，最后到咆哮發怒，雷佳音層次分明地表演出了這個小人物從懦弱順從逐漸轉為懷疑震怒的心理過程。

當馬柯最后真正意識到自己涉及到人命關天的險惡陰謀時，他內心的人性正義被徹底激活，法制原則的理性思考開始反擊自身性格的遲鈍軟弱，這種博弈推動他暫時不再顧及老婆的咆哮和輿論的中傷，而是把調查真相放在第一位，他敢于帶著前任深入虎穴，敢于在拿到證據后決定“吹哨”報案，敢于在遇刺后再想辦法勇闖把守嚴密的外交禁地向中方領導通報真情……

小人物一步步被逼成了英雄，這一英雄的形成，有著逐步演化的內心邏輯，導演步步精心地展開著人物的理性原則與軟弱性格的博弈過程。這一過程是在類型與反類型的敘事博弈中完成的。

在對待兩位女性的情感上，男主也在進行著選擇的博弈：拒絕不了舊情的誘惑，舊愛使得他能為前任的生命安危出神入死，但他又深愛著妻子和家庭，意識到妻子深度懷疑后，他不再隱瞞內幕，即便妻子歇斯底里情緒爆發，他也要合盤脫出，老實交代，從未生發一絲一豪拋妻別子的意圖，他在努力彌補盡可能減少對妻子的傷害。

湯唯主演的周雯同樣如此。按照類型片要求，主人公的人設需要觀眾認同，只有如此，觀眾才能將自己投射在主人公身上與她（或他）合二為一，觀眾才能關心主人公的生死，與主人公同呼吸共命運，當主人公被追殺時，觀眾才能心急如焚。

認同首先是對人物道德倫理的認同，編導卻反其道而行之，她對周雯倫理設計是先背叛前任后背叛現任，在兩者之間來回出軌，同時破壞了馬柯的家庭和睦，給其妻子造成了最大內心傷害。這是主導買票的女性觀眾在潛意識中最不能容忍的。

這個人物不僅在家庭倫理上不合規矩，在法制倫理上也僭越規范，她對丈夫的違法行為也有部分參與，由于周雯的雙重犯規，觀眾不會對她認同，因此也不會對她被追殺提心吊膽，仇恨“小三”的女性觀眾甚至會在潛意識中幸災樂禍。

編導在這個角色的人設上又一次逆反類型，這樣做的原因似乎還是為了探討人物內心。因為類型片的人物是扁平的、單一的，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而這個角色是復雜的、矛盾的，她雖犯法，但良心沒有泯滅，法制意識沒有喪失，所以她擔驚受怕，企圖通過飛機失事藏身隱匿，由于對金錢的眷戀，她對馬珂透露了丈夫的犯罪但不告知全部實情，致使馬柯在逃脫追殺的過程中步步被動。

在馬柯被激怒后她十分自責，看到馬柯現任妻子痛苦絕望后她非常內疚，見馬柯為救蒼生不顧生死后，她被感動，最后毅然決然地決定放棄自己的自由身份，以束手就擒為代價“吹哨”報案，從而阻止了陰謀的實現和災難的發生。導演在這里探究了人性中善惡的轉換、相互的矛盾以及動態的復雜。

齊溪飾演的朱迪，是觀眾最為滿意。作為新生代演員中的演技派代表，她的表演同樣顯示出細致和層次。朱迪一出場，她的眼神、表情、聲音和所有動作細節甚至每個毛孔都表達出對丈夫的深愛，當她發現老公行為反常時萌生懷疑，初知老公出軌時表現震驚，坐實老公出軌全情后，她眼神表演出的痛苦讓觀眾心碎。

見到老公的解釋和狡辯，她先是咆哮后是痛哭，宣泄著憤怒和絕望，進而收拾衣物斷然離家；當黑幕廠商組織媒體對她家進行全天候輿論窺視后，她沒有讓角色情緒失控，而是表現出職業女性應有的理性和冷靜，采取了保護孩子的快速行動；她反思老公卷入漩渦的來龍去脈，對老公被逼入絕境的東躲西藏，不由自主地心疼和無意識原諒。

當她意識到老公當下的行動事關重大后，毅然決然地運用自己掌握的專業技術助力老公扭轉被動，表現出知識女性應有的智慧和果決；在知道了事件的全貌后，她憑著女性的直覺信任老公在這一事件中堅持正直和善良。盡管媒體不斷渲染老公與前任的床第照片，她依然理解為老公是被算計和陷害、雖有面對舊情誘惑的意志薄弱，但他深愛自己。

所以齊溪表演出這個角色的寬諒和最后對丈夫的擁吻。 編導同樣探究這個人物內心中懷疑和信任之間的博弈過程，齊溪用自己深度的內心體驗和外部表演體現著編導的意圖，絲絲入扣地編織這個人物從里到外的全貌，像一位油畫家，從構圖到顏色，到筆觸，細致生動地勾畫出整個人物。

這個角色塑造得越好，觀眾對她越同情，就對周雯越氣恨，就在潛意識中越不關心出軌丈夫和“小三”周雯是否能虎口脫險，敘事的緊張度因此被有意削弱，研究小人物的心理轉變過程和內心底線成為影片的探索和試驗。

一些“零零后”觀眾希望看到主人公被欺騙被傷害后的報復和回擊，以此像看《延禧攻略》那樣獲得觀賞宣泄和快爽，甚至不理解朱迪對丈夫的原諒，認為那是一種委屈的隱忍。

而編導塑造的是從大局出發的現代女性，這個大局既是吹哨人揭露黑幕挽救危局的大局，又是孩子不能失去父親失去家庭的大局。朱迪似乎一直在分析比較丈夫的失誤和責任心孰大孰小，是愛自己還是在愛舊情？作為一個智慧女性，她有著對丈夫的整體觀照和全部直覺，理性是家庭深愛的堅實基礎。

從對以上主人公的分析可以看出，三位主角對“吹哨人”揭露黑幕、挽救生命的價值選擇，是小人物深藏于內心的人性光輝，這個光輝消解著主人公因倫理失范造成著的情感危機。 但價值選擇并沒有代替倫理選擇，倫理選擇在本片中有自己的心理軌跡和情感邏輯。

正因為如此， 《吹哨人》不是按照逃生片的類型邏輯，以表達生之本能為主，不以表達主人公急切逃生后的喜悅為主，不以報復陷害人宣泄仇恨為主，小人物內心博弈的激烈過程，人性的底線揭示才是編導關注的重心，從而表現出極強的文學性。所以影片不會討好觀眾，不該向它索取高額票房。

但這種側重引發的問題是：類型的外表引發了觀眾的類型期待，然后又不滿足觀眾的心理需求，是不是為了打破觀眾的欣賞定勢，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促其進行深度思考？

（作者為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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