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umTower West Theatre

文字| 張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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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英格瑪﹒伯格曼是電影史上一個振聾發聵的名字。他用冷峻的現實觀察、深邃的哲學思考和真誠的自我剖析，為人類探求自身精神世界的征途提供了一個又一個偉大樣本。

1973年，伯格曼編導了六集電視電影《婚姻情境》，在瑞典大獲成功，如今，鼓樓西劇場再次把它搬上了話劇舞臺（最近的頒獎季大熱《婚姻故事》也充滿著對《婚姻情境》的致敬）， 讓我們得以用更直觀的方式隨演員進入這場婚姻的具體情境，一同近距離地探索人性的幽微與奧秘。理解這部劇的路徑有很多，我們不妨就從題目入手：婚姻，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境？

情境一：庸常的容器

這是一個生活優渥的中產家庭，夫妻兩人受過良好教育，有著體面的工作和一雙女兒，以及尋常人家皆有的困擾。一個慣常的早晨，醒來的瑪麗安照例給丈夫約翰取來報紙，然后將他喚醒，向他抱怨自己的煩惱。

瑪麗安的煩惱是什么？兩個人都努力工作，積極應酬，盡量陪孩子們待在一起，每周末與父母聚餐，二人理性溝通、很少吵架，一切聽上去都很完美——“可是還是很煩”。她意識到，生活已經被一塊塊地規劃好了，每一小塊都已經寫好該做什么，要是突然哪一塊空了就會驚慌失措然后趕緊隨便填點東西進去。

瑪麗安指向的是個人的普遍困境——無所不在的庸常。每個人都背負著太多的角色、責任和義務，自由感伴隨著閑暇一并被侵占得所剩無幾。而婚姻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恰恰構成了一個容器，把一對對夫妻浸泡在庸常里，如同福爾馬林中的標本。約翰當然也感同身受。他深切地體察到生活的無聊，覺得一切都在慣性中定型，最終變成一處“垃圾場”。

但是，面對庸常，兩個人的選擇大相徑庭。瑪麗安雖然煩惱，但卻保持著一種與之對抗的天然的行動力。她打電話給媽媽，試圖取消慣常的聚餐，爭取一個自由支配的周末。她計劃著明年夏天的旅行，可以短暫地出走，去新鮮的地方透透氣。而約翰則表現得十分冷漠，不愿給媽媽打取消聚餐的電話，也沒有興致支持瑪麗安的旅行計劃，像一個被繳械的戰俘，拒絕了一切自我抵抗和別人的幫助。

瑪麗安的懷孕讓這種分歧到達了頂點。對她來說，這個孩子的到來如同彌賽亞一般，可以拯救她于庸常的水火。她感覺除了這個孩子，一切都不再真實。她要留下這個孩子，“繞著它做白日夢”。而約翰的反應讓人心寒：他用假惺惺的尊重小心翼翼地規避著自己對此的一切責任（“聽你的就好了，受苦受難的是你，享受快樂跟滿足的也是你”），卻還是按捺不住內心對孩子的排斥（“我想我們都受夠了”），看到瑪麗安如此渴望，于是又換上了通情達理的假面（“多養個小孩也不錯”）。最終，瑪麗安還是去做了手術。

這是一個極其精彩的片段，婚姻情境中的兩個角色瞬間飽滿了起來，也預示著即將到來的危急時刻。仔細品味就會發現，瑪麗安拼命對抗著令人厭倦的庸常，努力守護著這段婚姻不被侵蝕，然而卻是一場注定徒勞的孤軍奮戰。約翰不只是冷漠與消沉，他把庸常造成的厭倦感歸因于瑪麗安，認為是“一開始的錯誤選擇”造成了這一切，他受夠了瑪麗安對每個人情緒的小心照顧，因為瑪麗安把他要穿的衣服送去干洗、把他要看的書借給別人而煩躁發怒，更對瑪麗安在性事上的不配合而心生怨恨。在他眼里，當年那個鬼精靈、暴脾氣、迷死人的瑪麗安，已經變成了庸常的代言人，是痛苦的始作俑者，是他失敗的根源，這場婚姻已經淪為了一個垃圾場，別無他法，只有逃離。

約翰決絕地逃去了另一個女人——寶拉身邊，他那種受害者的心態，讓痛快代替了內疚，不忍讓瑪麗安幫忙收拾他與寶拉一起度假要用的行李，是他僅存的善意。約翰以為寶拉是拯救他的彌賽亞，如同那個被打掉的孩子之于瑪麗安一樣，可是，這只不過是陷入另一場庸常的開始。

約翰離開兩年后，二人重逢，此時的約翰再一次被庸常打敗。他坦陳已經受夠了寶拉，當年她吸引自己的那些情緒化、吵鬧、眼淚和神經質，不再是相對于瑪麗安溫和性格的閃光點，反而讓他心生厭倦。如今的他準備開啟第二次逃離，不過不是去另一個女人那里，而是去美國開啟一份新的事業。他意識到親密關系在面對庸常時毫無取勝的機會， 人的寂寞和孤獨是絕對的，于是選擇把“所有的安全感都依賴在外在的事物上”。事業上的成功為他提供了對抗庸常的新式武器，一切親密關系被貶損成一文不值的虛無物件，他沾沾自喜地回來向瑪麗安炫耀自己的新階段。

然而好景不長，美國的事業胎死腹中，約翰第三次失敗了。他敗得非常徹底，在親手扼殺對親密關系的信任后，珍視的事業又遭遇滑鐵盧，這一次，他已經無處可逃。面對瑪麗安，落魄的約翰找出各種借口不愿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因為他明白自己已經一無所有，無法承受瑪麗安的徹底離去。在瑪麗安以更高的姿態與他完成清算后，惱羞成怒的約翰終于拋下了一切矜持與教養的偽裝，揮出了他最后的武器——拳頭。

在伯格曼的擺布下，約翰連續經歷了三次失敗，它們向人們遺憾地揭示：婚姻與戀愛、事業一樣，或許終將淪為盛滿庸常的容器。

情境二：權力的游戲

婚姻是伴侶間親密關系的載體，這種兩人間的親密關系必然指向一個終極命題——自我與他者。每個主體時刻在與他者的交互中彼此試探，借以形成自我的邊界，同時也通過對自我的爭奪來完成主體性的塑造。自然而然地，這演化出了一種二人的權力結構。

顯然，這段婚姻在我們觀察的起點，就處于一種權力失衡的狀態。約翰冷漠，強勢，雖然出于教養顯得彬彬有禮、樂于溝通，但背后隱藏的是傲慢與偏見。他擅長羅織罪名，當瑪麗安產生負面情緒、表達負面感受的時候，他總是給對方扣上“你又無理取鬧”的帽子；當生活被庸常折磨得疲憊不堪，他會指責瑪麗安“你對我們的婚姻漠不關心”。諷刺的是，逃避責任、只會抱怨的那個人，恰恰是他自己。

瑪麗安在約翰的虛張聲勢面前過于溫和而柔弱，總是在解釋和道歉，“我沒有不高興”，“一切都是我的錯”。她痛苦又甘愿地承受著約翰對“自我”的剝削，無意識地一再出讓、退縮，終于蜷縮進了一個逼仄的角落。她原本也是自信自愛的人啊，在察覺到不適的時候偶爾也會抱怨和反抗，但總是在約翰假意的傾聽和冷漠的回應中落空。

瑪麗安最后一塊自我的疆土，就是自己的身體，因為她已然遭受了太多精神控制的把戲，身體是她攫住自我的救命稻草。她不愿意回應約翰的需求，是拒絕被隨意擺布的無聲宣告，而這一點約翰和瑪麗安自己都沒有充分意識到。在被出軌的當晚，瀕臨崩潰的瑪麗安還在幫著約翰收拾行李，苦苦哀求他一定要回來，甚至對自我的最后防線產生了動搖，想要用身體來挽回約翰，但一切已經無濟于事。

瑪麗安在劇中的第一次自我成長，是與約翰一起去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她回家后重溫著劇本中娜拉的選擇，“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人---至少我要去學做一個人”。這是她被壓抑的主體意識的強烈回聲。然而約翰回報的卻是對女性主義的批判，認為她們是一群愚蠢、無效、低能的暴民，在享受這男人供養的同時，宣揚著一種過氣的東西。這種愚蠢又自大的優越感，恰恰是對瑪麗安無聲的暴虐。瑪麗安的回答保住了她生還的希望，也讓觀眾稍稍松了口氣，她說，“我們才剛開始，你等著瞧吧。”

瑪麗安的第二次成長，是在約翰離開兩年后的重逢時刻。當約翰經歷過第二次失敗，帶著對感情的虛無和對事業的標榜沾沾自喜地炫耀時，我們欣喜地看見瑪麗安身上的變化。她換掉家中不喜歡的一切，把約翰的東西搬到倉庫，換掉雙人床，重新收拾生活，甚至主動提出離婚。她在心理醫生的建議下記錄自己，擺脫掉了討好的自我，重新找回了主體意志。時間治愈著她。當約翰把親密關系矮化為生物本能，試圖重溫舊夢的時候，瑪麗安只想分享自己成長的愉悅。在她念日記的時候，約翰居然睡著了，原來他聲稱的對日記的興趣，只是為了求歡而討好對方的虛情假意。

瑪麗安的第三次成長，是在簽訂離婚協議書的時候。事業失敗的約翰失去了人生中最后一根支柱，拖著病體，落魄頹喪，瑪麗安則為新裙子和旅行計劃而興奮著。在被約翰質疑的時候，瑪麗安勇敢而自如地表達了不快，順便加以諷刺和挖苦，甚至，她主動向約翰求愛，這都是她主體性和主動權的強烈宣示。至此，伴隨著婚姻的緩慢傾覆，二人的權力結構也完成了徹底的翻轉。

緊接著，女兒旅行費用和一系列的爭論刺痛了約翰的神經，戳穿了他自私冷漠的本性，在失望和酒精的作用下，瑪麗安終于爆發了，她揭穿了約翰不愿離婚的可憐處境，怒吼著對自己遭受的委屈進行了徹底的清算，多年來積蓄的壓抑和憤怒，在此刻爆發為一場快意的復仇。面對昔日弱者的反噬，約翰惱羞成怒地揮起拳頭打了瑪麗安，然而，這是權力結構中新的弱者最低級、最無力的攻擊，此刻約翰的可憐勝過了可恨。

或許可以說，約翰是一種自戀型人格，他像是停留在了拉康所說的那種兒童的“鏡像階段”，把一切外在的人、事、物都看作自我的投影，在他的世界中沒有“他者”，都是取悅自我的工具性存在。而瑪麗安，她曾是自信、自愛的人，卻因為對他人的愛，在畸形的親密關系變得卑微。值得慶幸的是，即使在至暗時刻，她強烈的生命意志也不曾磨滅，微小的瑩瑩光芒依然在內心深處跳動，最終燃燒成為一只鳳凰。

情境三：雙人的舞蹈

到此為止了嗎？伯格曼的回答一定是NO。他的偉大，決定了本劇不是一個幼稚渣男的失敗史，也不是一個殘缺女性的成長史，而是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對親密關系的終極思考。即便，他最終也沒有給出一個標準答案。

故事的結尾安靜而意外，卻掀起了意義的狂潮，把這出戲推向了頂峰。兜兜轉轉，瑪麗安和約翰都成為了更好的自己，各自有了新的婚姻，但是他們依然沒有找到在婚姻關系中對抗庸常、構建自我的大路，也終究沒有成為合格的愛人。他們趁著另一半不在的機會，又來到老房子里幽會，刺激而舒適地停留在這畸形的親密關系之中。這種模式提供了片段時刻和安全距離，得以免于無所不在的庸常，在婚姻的荒漠里保留了一片可以棲息的綠洲。

值得玩味的是，找回強大自我的瑪麗安居然覺得這樣的偷情很不錯，反而是頻頻失敗的約翰覺得有點心虛。兩個人終于完成了角色的轉置，變成了最初對方的樣子。

毫無疑問，他們還愛著彼此，只是這段親密關系從開始、到最后，始終無法以婚姻的形式長久健康得存在，無力在庸常的疾風驟雨中守住自我、牽住他者。如果今夜的他們回到婚姻中，境況又能比之前好多少呢？這正是伯格曼眼中親密關系的悲劇性所在。

伯格曼向我們揭示了生活的真相，但并不是要我們陷于絕望。作為尼采的信徒，一個時常被劃為存在主義者的大師，他用更多的作品和他自己的真實生活提供著更多答案。他在電影《第七封印》中借助布洛克的理性詰問來藝術化地展現塵世中上帝隱遁的事實，暗示上帝帶來的確定性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你”的關系中。在自傳式的電影《野草莓》中，他深刻反思了伊薩克面對親密關系時采取的冷漠態度，選擇在彌留之際與愛和解。無論命運如何注定，可能性仍然蘊含在人類的行動中。

然而，所有的親密關系注定沒有勝算嗎？有人給出了不同的答案。阿蘭·巴迪歐說，愛情中的兩個個體之間存在著絕對的差異，自我與他者的張力讓人覺得“無能為力”，而愛就是要通過“愛的勞作”，最終把這種無限的差異轉變為一種創造性的存在。

韓炳哲在《愛欲之死》一書中發展了費奇諾和海德格爾的觀點：愛不是自我的強烈宣泄，它要求人擁有忘卻自我的勇氣，離開自我的漩渦，去感受他者的存在，然后，這種忘卻會幫助你重新找回和擁有自己，這正是“他者的饋贈”。在這個過程中，一種衰弱的感覺向墜入愛河的人襲來，但同時一種變強的感覺接踵而至。

這不禁讓人想起張愛玲寫給胡蘭成的話：“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里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高高在上的人無法給予愛，卑微到開不出花的人也無法擁有愛。約翰從高高在上的地方摔下來，但還沒摔進塵埃里，瑪麗安從塵埃中奮力地生長，開出的卻是荒漠里帶刺的仙人掌。

或許我們在看清真相后，迫切的需要一份勇氣。那么，最后奉上法國思想家安德烈·高茲在《致D》一書中寫給妻子的愛情宣言：“很快你就82歲了，身高縮短了6厘米，體重只有45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麗、優雅，令我心動。我們已經在一起度過了58個年頭，而我對你的愛愈發濃烈。我的胸口又有了這惱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熱的身體依偎在我懷里時，它才能被填滿。我不要參加你的火化葬禮，我不要收到裝有你骨灰的大口瓶。我們都不愿意在對方去了以后，一個人繼續孤獨地活下去。我們經常對彼此說，萬一有來生，我們仍然愿意共同度過。” 寫罷，高茲打開煤氣，與病重的妻子一同辭世。

愛是兩個人的舞蹈。長久的親密關系（比如婚姻）就是要用這場雙人舞，去對抗永恒的庸常，至死方休。我們可能會踩腳、錯拍，甚至中途休息或更換搭檔，這都再正常不過，唯一重要的是，保持信念，跳下去。

《婚姻情境》12.18-12.22 鼓樓西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