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漢代畫像石的早期收集、著錄與研究綜述

徐呈瑞 北京大學漢畫研究所

南陽漢畫像石是除山東嘉祥武氏祠以外較早為世人所重的一批漢代圖像材料，其數量的龐大甚至超過了山東地區，這主要得益于民國以來幾位南陽當地的學者及滕固、魯迅等先生的關注和不斷發表。他們或親自訪拓或托人收集，留下了較好的早期拓本和原始的保存地或出土信息，隨著這些早期重要材料在建國后的不斷整理公布，讓更為深入地研究早期出土的零散畫像石成為可能。在《漢畫總錄·南陽卷》散石部分的編輯過程中，早期研究和著錄的的信息成為了較為可靠的分類編號依據。下面本文將對民國時期的五批重要著錄和研究材料的始末進行詳細的梳理和評述，并對同時出現的相關研究做綜述。

從南陽當地的幾個明代的建筑物的基石上即有畫像石的情況來看，早期對于墓葬中出土的畫像石并無足夠的認識，視其為常石并重新使用的情況較多，而且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而民間所說的南陽黃渠河上有“玉石月牙橋”、博望橋下“石人大睡覺”就成了早期對被建于橋上利用的畫像石的認識。

現在所知南陽漢畫最早的訪拓者為張中孚，他于1927年至1928年間拓得數十幅，交由關百益[4]編為《南陽漢畫像石集》一書。該書前有關氏所作《南陽漢畫象集序》一文，文中對于漢畫的雕刻技法做了概括和區別，并認為南陽當地“或為剔地陰文隱起象，或為鏤地陰文隱起象。”該書圖像部分除第一圖為山東濰縣陳簠齋所藏南陽漢代畫像磚，第卌圖和第卌一圖非漢代之外，其余皆為南陽當地出土畫像石，每塊原石配有尺寸、圖像內容和保存地的說明。是書為南陽畫像石最早的著錄圖書。

雖可知的最早傳拓是1927年開始，但是最早被確定為漢代之物卻是從董作賓開始。“南陽漢畫象不見于著錄，民國十二三年間，邑人董彥堂、楊章甫等始有所發現。”董作賓1895年出生于南陽市宛城區長春街（現解放路）。民國十二三年時，28歲的董已赴北京，入北京大學旁聽，初學甲骨文。此時以其學識已對家鄉的畫像石已有了初步的認識。1931年夏，淯水泛濫，南陽西南十八里草店村臨岸的草店墓被沖出，墓為當地駐軍宋天才部私掘，出土物凡三擔，皆被運送出宛，下落不明，僅余畫像石在原處。董作賓聞之后即有回宛發掘之意。1933年7月董作賓在山東滕縣調查漢畫。8月，董作賓轉往河南南陽草店調查漢墓畫象，但是具體的調查經過和持續時間并不十分清楚，只能在石璋如所編《考古年表》中謂“其余城鄉散存畫像石亦甚多”的說法中知其調查范圍之廣。

插圖一 董作賓調查南陽漢畫像石。左二為董作賓，左三為孫文青。人物身前石為沙崗店出土。漢畫總錄編號為HN-NY-197

同時還可知道在此次考察中，董氏將四塊畫像石移至民眾教育館集中保存，孫文青：《南陽漢畫象訪拓記》的附表四中第一條備注中即提到此事。

其中三石拓片收入孫文青所編《南陽漢畫象匯存》中的第六十六、七〇、七三圖。現在此處所說的三石均存南陽漢畫館，《漢畫總錄·南陽卷》中收錄了這三張拓片，編號分別為HN-NY-134(2)、HN-NY-166(2)、HN-NY-166(1)，但是并非列表中所云的三石，其中“雙結男拱立象”與“舞獸女拱立象”為同一石。另外，董作賓先生還用照片和模型的方式復原了草店墓，圖像收錄入孫氏《匯存》一書，直觀形象地向展示了該墓的狀況，可以說是最早用這種方式開了用模型復原墓葬的先河。

插圖二 董作賓所作南陽草店畫像石墓模型

董作賓此次的訪拓應該也拓制了一定數量的拓片，但是拓片的同時并未同時記錄下制作拓片的位置和具體信息，僅知在傅斯年圖書館保存有一張“由重慶沙坪壩（寄件人不詳）寄昆明靛花巷史語所的牛皮郵包紙上，曾注記南陽畫象138幅的出土地：五中學校、阮堂廟、栗河橋、新店鎮、城東泰山廟、南河廟、鄂城寺、石橋鎮、江黃村、百里頭墓等”。后這批拓片歸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史語所的文物圖像研究室漢代拓本整理小組出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石刻畫像拓本目錄》一書，并建立了網絡數據庫。該書在編輯時參考了早期南陽畫像石著錄的幾種書目，根據已有的出土和保存地進行了較為細致精心的編號和分類，尤其在一些細節上做了比較周全的考慮，如183頁圖601，收錄了同一原石因拓工拓印的選擇不同而致的兩張細節上有差別的現象。同時我們也可以與《漢畫總錄·南陽卷》現在的編號為HN-NY-816(1)的拓本相對照看。

插圖三 上中圖像為史語所藏拓片下為南陽卷中收錄拓片

2004年史語所又“擇其較精者五十種和未見發表者六十八種”刊布，其中南陽二十二種。

當然書中也存在著一些錯誤。如《拓本目錄》一書中145頁，圖467、469、471皆非南陽草店墓中圖像，而168頁圖553和169頁圖556原本應屬于草店墓的圖像卻未被收入草店墓。198頁圖649與203應為同一石的拓本，收錄兩次。同樣的錯誤也出現在網絡數據庫中。當然瑕不掩瑜，該書仍然給后來的《漢畫總錄·南陽卷》在民國散石部分的編輯提供了較好的參考。

魯迅先生一直以來對漢代畫像石的極為關注，其收藏的畫像石拓本數量甚為可觀，而且在日記、書帳和書信往來中多有關于畫像石拓本收集的記錄。1930年11月15日，三弟周建人在關百益的《南陽漢畫象》一書出版后不久幫魯迅購買一冊，其時南陽畫像石才剛剛為外界所知，尚無拓本可收集。從書信中我們可知魯迅先生真正的收集實在1935年至1936年之間。魯迅通過臺靜農[19]和王冶秋[20]轉托楊廷賓、王正朔和王正今代為在南陽訪拓。從書信中的統計來看，至1936年魯迅共收到南陽拓本共二百三十一幅[21]，另加上魯迅自己零散所購，一共數量為二百四十六幅。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其將拓片結集出版的心愿也未能完成。

1986年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挑選200幅編為《魯迅藏漢畫象》（一）。該書在編輯時按照畫面的內容編排，并對拓片上所留的楊廷賓等人所留下的說明文字作為“原注錄”照錄，保留下了當時原石的保存位置等信息。另外編者還親赴南陽漢畫館將拓片和原石進行了核對，但未及一一核對，此次在《漢畫總錄·南陽卷》的編輯過程中，對這一工作進行了進一步的核對，并與孫文青氏的《南陽漢畫象匯存》一書所著錄的原石保存地做了比較。

早期對于南陽畫像石收集、整理和研究成就最大的首推孫文青先生，在艱苦條件之下他不懈的細致工作為以后南陽畫像石的保存和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孫文青[24]搜集南陽漢畫象是從1932年執教五中開始。他從第一次購得的二十種拓片中發現關百益書中所未收的部分后，便開始了訪拓，進而一發不可收拾，“舉凡意之所向，神之所會，足之所至，目之所睹，無往而非漢石也”。1932秋，孫文青在草店墓發現后的一年踏訪，第二天再訪即攜鄭容眾測繪、吳子千攝影，并雇拓工進行精拓。

插圖四 拓工制作草店墓石刻拓片

1933年，孫文青赴開封后，又托張禹九、王洗真、蔡一木幾位友人又代為訪拓。8月，孫完成第一篇關于南陽漢畫像石的文章《南陽草店漢墓享堂畫象記》。同年又完成了《南陽漢墓中的星象及斗獸圖》一文。截止至1934年4月完成《南陽漢畫象訪拓記》一文時，共拓得所見全部石頭的五分之三弱，共一四五幅拓本，編為《南陽漢畫象匯存》第一卷。1937年，在魯迅先生去世的一年后，《南陽漢畫象匯存》一書在金陵大學出版，該書收錄了孫文青的兩篇序文和董作賓所拍攝草店墓的發掘照片和復原的模型照片，并有商承祚所作跋文，圖版部分珂羅版印刷精良[29]。同年，孫文青由開封重回南陽任縣志館副館長。1939年，在董作賓的斡旋下得到中英庚款董事會資助，與友人劉堯庭、劉壽之協助下繼續調查南陽周邊的畫像石，完成《匯存》二、三、四卷。1942年，在駐軍第145師黃樵松師長許可下得部隊在修筑工事翻修馬路時出土畫像石，編為《匯存》第五卷。[30]后來的四卷至今并未出版，建國后，孫文青將四卷的原稿捐贈南陽檔案館，500余張漢畫拓片捐贈南陽漢畫館，此兩部分資料的合璧出版應該會對一定數量無法確定出土征集地點的早期散石提供更多的信息[32]。1944年9月1日，成書較早的《南陽草店漢墓畫像集》出版，該書編成后歷盡資金、戰亂等各種困難，后國立北平圖書館資助印費三千圓的情況下終于印成。該書收錄袁同禮所作序文、作者自序、發現記、提要、考釋、王景漢縮繪后記、編校后記等文字，但是該書的印量較小，其價值仍未得到足夠的重視。筆者后來看到一則1935年9月，借《張衡年譜》出版一事，孫文青希望能將之前已經編好的《南陽草店畫像石集》一書出版，可惜未能成功，一封新發現的書信中披露了這一信息。

插圖五 孫文青為《南陽草店漢墓畫像集》出版致商務印書館信

除以上對孫氏與南陽畫像石的種種相關事件的對散落原石的訪拓之外，孫氏在研究中的貢獻也是極大的，一些觀點對現在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現將其分述如下：

一、通過草店墓和后來發掘的較為完整的石橋東門畫像石墓和廣陽鎮桐莊西太子嶺三座墓葬的構造對南陽地區的畫像石墓葬圖像配置有了客觀的認識。在《南陽漢畫象匯存》一書中，通過這種認識，給一些墓葬歸屬不明的散石大致做了位置的歸納。同時根據圖像在墓葬中位置對其意義做了相應的合理解釋。他的這種方法現在仍然值得采用，而且在有現在大量科學考古發掘的畫像石墓的材料基礎上應該能夠得到更加深入準確的認識。

二、他將畫像石的形象分為天象圖、地域圖、歷史圖、禮樂圖、游戲圖、祥瑞圖六類，并對其來源和底本做了考訂。這種考訂結合了時代因素的影響，對畫像石的粉本是否存在文獻的對應來源以及民間與宮廷間的粉本仿效做了初步的揭示。

三、他對一些原石功用的推測也值得重視，例如對于《匯存》一書中的第一四五圖，他認為是拜石，此石雖下落不明，但是南陽漢畫館藏的另一塊編號為HN-NY-147的石頭的屬性確實可以探討，這種情況在也與肥致碑的碑座部分和存于山東嘉祥的一塊石頭情況類似。另外對于一些形制特殊的較大原石，如《匯存》第四圖，南陽卷編號為HN-NY-150的阮堂的天象石，他給出了祠壁石的說法，也讓我們開始思考，南陽地區的墓葬是否也會有相應的地上祠堂建筑？

除孫文青先生之外，早期著專文對南陽畫像石進行研究的還有滕固[34]先生，其《南陽漢畫像石刻之歷史的及風格的考察》一文中的頗多觀點至今仍被經常引用，尤其其中包含了對于風格上的縝密分析極為精彩。他的這篇文章的得到了董作賓的幫助，提供了草店墓的照片和墓葬結構圖。該文針對南陽畫像石的年代問題、石室構造與畫像、野獸圖像、樂舞圖像、石刻畫像在藝術上的位置五個部分做了探討。滕固早年曾經留學日本和德國的經歷讓他較之孫文青在看待圖像時有更為廣闊的視野，而且能夠利用更多的相關材料來做出更為準確的推斷。在第一部分中從文獻和當時可見的漢代雕塑實物的情況推斷南陽畫像石的大體時代應該在東漢早期。第二部分中他也通過圖像內容和在墓葬中的位置認識到畫像石的存在一定組合程式，并對俑與圖像的關系作了提示。第三部分中，他特別注意到野獸圖像中的一些外來因素，通過在圖像上較為細致和克制的分析比較，否定了Otto Fischer的不承認漢代圖像收到外來影響的說法。第四部分中他認為樂舞的場景所描述的是巴俞舞，并作了文獻上的分析。而對于與山東相比南陽當時未發現歷史故事圖像的情況，他認為“南陽人不尚理想，但是現實的享樂，這種一往無前的豪邁的性格，無遺憾地發露于畫像，故其畫像一般地奇詭雄偉，富有潑辣的觀感刺激”。第五部分中他通過對樂浪漆器、波士頓博物館藏壁畫和營城子壁畫等漢代圖像材料的比較后，將南陽畫像石做了 “擬浮雕”和“擬繪畫”的兩種合理分法，至今在對畫像石雕刻技法進行分類時仍然會將其作為參考。滕固文章發表之后，孫次舟對其文章中南陽漢畫像中的樂舞場景大抵為“巴渝舞”或至少與“巴渝舞”有關的論點進行了論證縝密的反駁[36]，但是其將“樂舞”、“野獸圖像”、“男女帶侏儒”等圖像全部歸于“百戲”的說法還是值得商榷的。

除以上的一些收集和研究之外，有一則外文的文獻較少被注意的，這則文獻也成為了現在所知的國外最早的有系統的南陽畫像石拓片。這篇文章的作者佛羅倫斯?艾斯庫（Florence Ayscough）1939年準備離開北京的前夕，一位商人帶來一包77張（后又增加了36張）拓片讓其檢視，并講述其為一單姓中國學者的舊藏，原欲出書，結果身死未成。其子無能力出版，決定割讓這批拓片。艾斯庫買下這批拓片之后，在裴德士(W. B. Pettus )、章學樓（Zhang Hsüehlou）、白桂岑（Pai Kueits'en）的幫助下和建議下進行了圖像內容的初步辨識。他將關百益的《南陽漢畫象》一書的序文譯作英文，并由方志彤（Achilles Chih-t'ung Fang）做了校對和筆記。譯文之后，他還對畫面中的動物形象的選擇和象人（masked man）、“百戲”、神話形象與《天問》、《大招》等古文獻中的文本的關系問題得出了初步的認識，并將《大招》譯為英文。[37]整個文章的分析雖然不長，卻較為準確地切入了實際的問題。該書收錄南陽漢代畫像石拓片18張，除插圖ⅥⅤ,c為陳簠齋所藏的南陽畫像磚之外，其余拓片皆為其妻子H. F. MacNair拍攝的這批收藏，圖像均可在孫文青的收藏中看到。

這批百余張的拓片后來是否流入西方，成為西方的第一批南陽漢代圖像收藏不得而知，但是此文卻是將南陽漢畫象石第一次介紹到西方的視野，正如艾氏在文中提及他們（關百益和孫文青）不會知道南陽漢畫會被發表在西方的雜志上。（they have not. however, so far as we are aware, been published in any Western journal.）

以上是對早期南陽畫像石收集與研究的重要著述和近年來新整理公布的相關材料的綜述，其中的很多重要的成果在后來的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展開。此次在其基礎上我們完成了《漢畫總錄·南陽卷》第八卷末至第十一卷的編輯。這批原石出土的時間較早，雖缺乏了準確的墓葬出土的信息，但是通過對這些早期記錄和研究的梳理，仍然可以得到一些相對準確的分布和位置關系。另外，在圖像的意義上，這批占到南陽地區四分之一數量的形象資料也是南陽漢代圖像志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可以為畫像細節形象的探討、局部地區畫像風格的演變等方面提供重要的證據。

南陽漢畫還有三大制作基地，標準化生產成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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