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檔讀書類節目“遇到”魯迅。

要放在數年前，熒屏上或者流媒體端如果出現一檔文化類節目，都被視為一股“清流”。

但時下卻又不同，2019年的文化節目就像是“姹紫嫣紅春來了”，“清流”成了“潮流”，詩詞類、文字類、文博類、演繹類、談話類多點開花（相關閱讀：《年終大賞 | 文化類綜藝開疆拓土正當時》）。顯而易見，這是市場訴求使然。

然繁則繁矣，不免有人出新，有人“跟風”，文化類節目也同樣會進入一段“大浪淘沙”的時刻。單單是呈現文化，觀眾未必肯買單；文化類節目要想開疆拓土，搞懂“文化”內容的深層價值，才是該明確的方向——

于我看來，《一本好書2》正在思考這件事，而且想得還不少。

時光倒推一百年。

1918年初，《新青年》作為社會思潮的輿論集散地，正式改用白話文，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此時的新文化運動正在醞釀，等待著一篇“爆款”的出現，從而破繭成蝶；同年，“80后”公務員周樹人在浙江老鄉兼留學同窗錢玄同的勸說下，于《新青年》發表了《狂人日記》，成就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

一篇《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石，為來年的五四運動打下了思想基礎；也讓周樹人成為了魯迅，開始了真正“執筆為刀”的后半生。

時光荏苒一百年。

魯迅已成為國人最熟知的文學家，他在當下的符號是“梗王”，是“中小學生最怕的男人”，是“與破折號連用的人名”。

但凡出了什么社會事件，反映不公義現象或是人性缺點了，魯迅語錄從不缺席；更甚者，無論多扯的話，只要扣上魯迅的名字，就成了對的，響應者蕓蕓。哪怕是最不愛學習的一名小學生，也都聽過阿Q、閏土、孔乙己、祥林嫂的名字，從此，人人認為自己熟讀魯迅，對其中的微言大義洞若觀火。

可真的人人都讀懂、讀透、讀通了嗎？真的認為魯迅所鞭撻的僅是那時的一些現象嗎？

《一本好書2》的最后一期想要抓取的，就是文字背后真正的精神。你認為的爛熟于胸，不過是初窺門徑；而魯迅的如椽之筆，哪怕時隔百年，依舊能踩得上“熱點”。當然，這里的“踩熱點”并非貶義，熱點如要踩好，便是針砭時弊、切中要害，兩者并行不悖。

前不久，某App順風車發布公告限制女性夜間乘車，引發關于性別議題的討論。

對于性別議題，魯迅在1918年發表的第二篇白話文文章《我之節烈觀》中數問世人，《一本好書2》中借一位女性之口朗讀出來，聲聲擲地，促人捫心——

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卻是專指女子，并無男子在內。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窮，她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著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侮辱她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死得愈慘愈苦，她便烈得愈好。

節目中，品讀嘉賓和朗讀者圍繞每個仍有現實討論意義的話題層層剖析。

縱然表彰節烈一事于當下已鮮有所聞，但這依舊掩蓋不了一些避影斂跡的慣性思維。近來飽有話題度的韓國電影《82年的金智英》就呈現了女性在成長過程里所歷經的種種性別歧視，比如補課結束的金智英被男生尾隨，最終雖虛驚一場，但金智英卻被父親指責說“女生為什么要穿短裙”。

更遑論一些因穿著就輕易“上了頭條”的女星，理所應當地成為網絡暴力的上佳對象，好比1935年留下一句“人言可畏”自裁的阮玲玉，對于她的遭遇，魯迅看得通透——

阮玲玉正在現身銀幕，是一個大家認識的人，因此她更是給報章湊熱鬧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點銷量。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卻比她正經”；有的想：“我雖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領，卻比她出身高”；連自殺了之后，也還可以給人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的技藝，卻比她有勇氣，因為我沒有自殺”?；◣讉€銅元就發見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

總之，口誅筆伐，因為我可以且必須要用我的道德標準來束縛你，像極了今日的“吃瓜群眾”“鍵盤俠”。其實，魯迅在《隨感錄三十八》中就已揭示了這種“合群自大”——

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里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烏合之眾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制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

在魯迅看來，所謂的父慈子孝，一切都是以“愛”為根基，父母應當如何教育孩子，《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也講得分明——

開宗第一，便是理解。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于孩子的發達……

魯迅在《而已集》曾寫道：“我的話已經說完，去年說的，今年還適用，恐怕明年也還適用，但我誠懇地希望不至于用到十年二十年后”。不僅十年二十年后，哪怕時隔一百年，魯迅的文字讀來卻依然像是“于無聲處聽驚雷”；按許子東品讀的話就是：一百年了，魯迅的話依然像在評論今日。

這想來也是《一本好書2》將魯迅雜文作為收官壓軸的思量所在。兩季以來，《一本好書》系列的內容越做越“狂狷”，將想說的、說得少的、應該說的社會現象、人性議題逐步融入節目。

在《一本好書》總導演關正文看來，做一檔文化類節目的意義遠不止于讓觀眾接觸文化，它必須提供自我觀察、社會觀察和人際關系觀察。

我會把節目分成兩類，一類是滿足淺娛樂需求，就是大家都需要調劑自己的精神狀態，在生活中添加點樂趣；還有一類是精神愉悅需求，通過獲取他人經驗，并獨立思考，以此來豐滿自己人生，這同樣也會產生非常大的樂趣。淺娛樂需求是必要的，但我自己更偏好于有營養價值的內容。

從《見字如面》到《一本好書》，觀眾無疑能輕易地覺察這種偏好，為了避免審美疲勞，關正文團隊也在不斷變著法兒地來推薦人“讀書”。

《魯迅雜文集》一期，是《一本好書2》第二次使用非藝人舞臺表演的形式，并第三次變換整個節目呈現的形態。當一束聚光燈亮起，一位年輕人起身朗讀自己喜愛的文章或片段；讀罷，虛位就座，聚光燈照向另一人……六位在校大學生依次起身、循環誦讀，舞臺沒有任何其它布景，一派“極簡”之風，惟欲引人徜徉于文字之無限遐思。

而關于這場“淡中知真味”的讀書會，其實還掩藏著關正文的一樁心愿。

1989年，梅地亞中心建成，而這個地方，曾是央視的一個“頭腦風暴”區，《幸運52》《開心辭典》等老牌節目的靈感都在此處迸發。在眾多電視節目制作人中，也包括了彼時仍在央視任職的關正文。

由于是與NHK合資建成，梅地亞中心的大堂、咖啡吧等區域能看到NHK最新的高清節目，也正是機緣巧合，關正文在此首次看到了一檔國外的讀書類節目。

我不知道那天開什么會，就看見大堂放著一檔NHK的高清節目，一個巨大的舞臺，每個嘉賓坐在墩上，聚光燈一照到誰，誰就站起來拿著書給大家讀一段……不急不慢、沒有其他環節，當時特別震驚，這樣一個特別簡單干凈的形態，反而能給人極強烈的震撼，那就說明它一定有受眾基礎，大家可以非常安靜地享受閱讀和它帶來的細節之美。

《一本好書2》在收官之后，#魯迅教你做人#的話題登上了微博熱搜，這應當是兩季以來聚攏最多“流量”的一期。這似乎也揭示了文化類節目的趨勢所在——文化的作用是啟蒙，是啟人心智、闊人眼界；而文化類節目作為載體，應當在繁盛之后更多考慮如何真正予人個體滋養。

從這個層面來看，《一本好書2》在思索、在改變，雖然稱不上在倡領什么“運動”，但也不妨效法先賢。在新文化運動的文學改良芻議中，有這么幾條：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

做節目，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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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宵夜

編輯丨真的猛士

（部分資料和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