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云，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江蘇無錫人，吳越太祖武肅王錢镠之后。中國現(xiàn)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并稱為“史學四大家”。
宋朝養(yǎng)士經歷百年之久，終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對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導的能力，只能嫗姁（xū）涵育，讓他們自己發(fā)榮滋長，這是一件費時而沒把握的事。
在真宗時，宋朝文教算是培養(yǎng)到相當程度了，然而一旦強敵侵凌，則相率主張遷都。和約簽定后，又誘導皇帝來做封禪巡狩的勾當。說是"欲假以動敵人之聽聞，而潛銷其窺伺之心"。
那時的文學，只是有名的所謂"西昆體"，汲晚唐、五代之余潤。那時的政治，最高不過養(yǎng)尊持重，無動為大，敷衍場面捱日子。【如李沆（hang）等。呂東萊謂："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為慶歷、皇佑之綏勢也。"】那時稍稍帶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們，乃至求長生的道士們那里。
士大夫中間，最為舉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謂隱士，【如陳摶、種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讀書人中而能無意于做官。
宋朝的時代，在太平景況下，一天一天的嚴重，而一種自覺的精神，亦終于在士大夫社會中漸漸萌茁。
所謂"自覺精神"者，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涌現(xiàn)出一種感覺，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著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進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他提出兩句最有名的口號來，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那時士大夫社會中一種自覺精神之最好的榜樣。
范仲淹并不是一個貴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后，然至仲淹時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隨母易姓朱，后復宗姓范。】亦未經國家有意識的教養(yǎng)，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讀書。【當時讀書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國家并無正式教育機關，私人亦極少從事講學，無師弟子之傳授。】
在"斷虀畫粥"的苦況下，而感到一種應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這顯然是一種精神上的自覺。然而這并不是范仲淹個人的精神無端感覺到此，這已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人的心中，而為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此即是范仲淹之偉大處。】
范仲淹曾至睢陽書院，書院源于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楊愨（què）教授生徒，同文日過其學舍，得受學。時當五代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因名同文。愨依將軍趙直。愨卒，直為同文筑室聚徒，請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踐臺閣。惟仲淹已不及見。【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
仲淹讀書處為山東長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陽應天書院賜額成立，翌年仲淹至書院。是時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據(jù)史，戚長子維，為隨州書記，戚就養(yǎng)而卒，年七十三。書院復建于曹誠。宋史、宋元學案謂范依同文學，誤也。】
惟仲淹之在睢陽，其精神上當有得于同文之感發(fā)者甚多。史稱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力拯濟之，宗族同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終身不仕，以教育后進為務，而有志于天下之混一。其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學，而以天下為己任。其后貴顯，為宗族建義莊，恤貧樂施，蓋亦近同文之遺風，而規(guī)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時，尚有有名的學者胡瑗，偕孫復兩人，在泰山一個道院中讀書。【唐為棲真觀，周樸居之，后為普照寺。】
相傳胡瑗接家信，【胡，江蘇如皋人。】茍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澗，不復啟視。如此苦學十年，終于得到他精神上的【內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這都是在時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師承而特達自興的。
胡瑗投書澗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斷虀畫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虀數(shù)莖，入少鹽以啖之。如是者三年。】無疑的在他們內心深處，同樣存著一種深厚偉大的活動與變化。他們一個是北宋政治上的模范宰相，【范。】一個是北宋公私學校里的模范教師。【胡。】北宋的學術和政治，終于在此后起了絕大的波瀾。
與胡、范同時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們開始高唱華夷之防。【這是五胡北朝以來，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擁戴中央。【這是唐代安史亂后兩百年來急需提出矯正時弊的一個態(tài)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權中央，至于理論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從內心感到中央統(tǒng)一之必需與其尊嚴，則有待于他們。】他們重新抬出孔子儒學來矯正現(xiàn)實。【他們極崇春秋，為"尊王攘夷論"之擁護與發(fā)揮。最著如孫復。】他們用明白樸質的古文，【即唐韓愈所倡"文以載道"，即文道一貫之理論，】來推翻當時的文體。【最著如柳開、石介，乃至歐陽修。】他們因此辟佛老，【如石介、歐陽修。】尊儒學，尊六經。【他們多推崇易經，來演繹他們的哲理思想。】
他們在政制上，幾乎全體有一種革新的要求。他們更進一步看不起唐代，【連帶而及于漢。】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們的理想。根據(jù)此種理想來批評漢、唐之現(xiàn)實。】他們說唐代亂日多，治日少。他們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現(xiàn)出一種嚴肅的制節(jié)謹度，【適應于那時的社會經濟，以及他們的身世，與唐代貴族氣氛之極度豪華者不同。】而又帶有一種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為己任"之自覺精神。】
與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徑，而互相映照。【他們對于唐人，只看得起韓愈，而終于連韓愈也覺得不夠，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們雖則終于要發(fā)揮到政治社會的實現(xiàn)問題上來，而他們的精神，要不失為含有一種哲理的或純學術的意味。【范仲淹至陜，張載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書謁，言軍事。范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手授以中庸一編。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賜進士孫何等。真宗天圣五年，賜進士王堯臣以下中庸，八年賜進士王拱辰以下大學，后登第者必賜二書及儒行篇。是此諸篇本為當時所重，故仲淹亦以賜張。下至程、張輩，此諸篇乃發(fā)揮益臻精妙。】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現(xiàn)的是"事功"，【比乃貴族學者之意態(tài)。即貴族傳統(tǒng)家教，大抵不過保泰持盈，傳世永福，而仍不脫事功的意味。】而他們則要把事功消融于學術里，說成一種"義理"。【此乃平民學者之精神。彼輩要出來轉移世道，而不為世道所轉移。雖亦不離事功，卻不純從事功出發(fā)。】"尊王"與"明道"，遂為他們當時學術之兩骨干。【尊王明道，即宋學之內圣外王。一進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兩點著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著一個文治勢力來助成他的統(tǒng)治，終于有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出來，帶著宗教性的熱忱，要求對此現(xiàn)實世界，大展抱負。于是上下呼應，宋朝的變法運動，遂如風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講學，儒家興起。下逮戰(zhàn)國，百家競興，游士聲勢，遞增遞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統(tǒng)治階層之崩潰，一面促成了秦、漢以下統(tǒng)一大運之開始。
中國四民社會以知識分子"士"的一階層為之領導之基礎于以奠定，是為中國史上士階層活動之第一期。
兩漢農村儒學，創(chuàng)設了此下文治政府的傳統(tǒng)，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二期。
魏晉南北朝下迄隋 唐，八百年間，士族門第禪續(xù)不輟，而成為士的新貴族，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三期。
晚唐門第衰落，五代長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階層之新覺醒。此下之士，皆由科舉發(fā)跡，進而出仕，退而為師，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歷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動內容與其對外態(tài)勢各不同，而中國歷史演進，亦隨之而有種種之不同。亦可謂中國史之演進，乃由士之一階層為之主持與領導。此為治中國史者所必當注意之一要項。
本文選編自《國史大綱》。部分文字已經過本號整理、編輯， 標題為編者所加。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 特別推薦購買此書仔細研讀。選編不易，轉載請遵守基本規(guī)則，務必注明 原始來源和“勿食我黍”公號。不守此規(guī)矩的公眾號，請勿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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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一生為故國招魂（節(jié)選）
余英時
錢先生自能獨立思考以來，便為一個最大的問題所困擾，即中國究竟會不會亡國?他在新亞書院多次向我們同學講演，都提到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曾在他少年的心靈上激起巨大的震動。這篇文字主要是以“滄江”和“明水”兩人一問一答的方式寫成的。“明水”提出種種論證指出中國隨時有滅亡的危險，而“滄江”則逐條反駁，說中國絕無可亡之理。兩人的問答一層轉進一層，最后說到了中外的歷史，中國的國民性，直到“明水”完全為“滄江”所說服才告結束。后來我們讀《飲冰室文集》，才知道“滄江”是梁啟超，“明水是湯覺頓。這篇文字的題目也不是“中國不亡論”，而是《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最初，刊在宣統(tǒng)二年 (一九一零)的《國風報》上。一九一零年，錢先生才十六歲，他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識至遲已萌芽于此時，也許還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梁啟超這篇文字在當時激動了無數(shù)中國青少年的國家民族的情感。后來我讀到左舜生的《我的少年時期》，也提到他和一位同學夜讀這篇兩萬四千字的長文，至于欲罷不能而熱淚長流。但是錢先生和大多數(shù)青少年讀者不同，他讀了此文之后沒有走上政治救國的道路，而轉入了歷史的研究。他深深為梁啟超的歷史論證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國史上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jù)。錢先生以下八十年的歷史研究也可以說全是為此一念所驅使。
錢先生又屢次說過，他非常欣賞梁啟超所用“國風”這一源于《詩經》的名稱。不用說，他早年也受到了《國粹學報》(一九零五～一九一一)的影響，對于 “國魂”、“國粹”(借自日文)、“黃帝魂”等流行觀念是同樣能夠欣然接受的。當時梁啟超《讀陸放翁集》有“兵魂銷盡國魂空”的名句，而高旭(天梅)的《南社啟》也說：“國有魂，則國存；國無魂，則國將從此亡矣。”又說：“然則國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國學。欲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不過“五四”以后，這些觀念在知識界已不流行了。所以后來錢先生改用“中國歷史精神”這個觀念，意思還是一脈相通的。其實，“國魂”、“國粹”的觀念最初從日本開始，而日本人又受了德國人講“民族國家精神”的啟示，如蘭克(Ranke)便強調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更深的層次上是體現(xiàn)了日耳曼的民族精神。那時日本人編歐洲史教科書往往以蘭克為典范。王國維光緒二十六年(一九零零)撰《歐羅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以上簡略的陳述不妨看作是錢先生“為中國招魂”的淵源所自。
“中國不會亡”的歷史根據(jù)何在?此一念當時便引申出了無數(shù)的歷史問題。《國粹學報》中人如劉師培根據(jù)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指出中國史上的治亂循環(huán)是因為進化的階段尚淺，西方則治了便不再亂。梁啟超寫《新史學》NIj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的著名論斷。(按：以一史歸一姓，可見任公當時情感之激動。稍一尋思，豈非笑話。)這一觀念旋即為《國粹學報》中人所接受，并加以宣揚．流風至今猶在。至于中國二千年的政治是帝王專制，更是上帝在 “最后審判”中所下的判決詞，毫無上訴的余地。從此以后，中國人研究中國歷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吏的模式在背后作襯托。比較的歷史觀點本來是有利無弊的，但是比較如果演變?yōu)橐环绞沁M化的高級階段(西方)，而另一方面則仍停留在較低的層次(中國)，因此前者成為批判后者的絕對標準，那么許多歷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隨著發(fā)生了。清末民初的中國史學界還沒有發(fā)展到這樣嚴重的情況，但其傾向已極為明顯。因此國粹學派本身即包含了一個無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他們一方面在尋找中國的“國粹”、“國魂”，有人以為此“魂”寄托于歷史，有人以為哲學(儒家和諸子)即是“魂”，也有人以為文學才是“魂”的凝聚之地。但另一方面，他們對于當時以進化論為基調的西方社會學則視為天經地義。所以劉師培力證中國古代，也有石器、銅器、鐵器三級，鄧實則深信耕稼為君主專制的時代，工賈才是民主的時代，中國和西方的分別即在處于此二不同的階段。他更明白宣稱：“此黃人進化之階級。其與西儒之說抑何其吻合而無間也。”然而同一個鄧實卻又痛斥當時“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的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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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勿食我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