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運性情疏闊，似六朝人物。晚年他寵愛家中一周姓婢婦，帶著她周歷天下。曾過湖北，突然拜訪湖北將軍段芝貴，一見段他便對周嫗說：“你不是想看段大少爺么，這個便是了!”湖南巡撫陸元鼎曾來拜訪他，他辭而不見，陸離去半日后他卻租船連追百余里回拜。有人問他為何如此，他說：“開始不見，因為不敢當；后來遠追，以表敬意！”

王闿運自稱有帝王之姿，其日記敘述，多用朝廷語氣。民國初年的交際場合，人多改穿西裝，王卻堅持穿前清官服。譚延闿詰之，王答：“國體改，服色未定。吾雖故衣，與子實相等。子西裝歐美之服也；吾服滿洲服，非吾國章服之舊，非皆外國之服耶?”

李鴻章晚年易怒，動不動就扇別人耳光。但被他扇了耳光的人，或升遷，或賞賜，二三日內必得佳音。所以在他門下，寡有氣節之士。

張宗昌性格豪放，揮金如土。他有一次坐黃包車，計價不過數角而已，他甩手就是一張10元鈔票。車夫以為要找零，身上卻無現錢，惶急不已。張看到車夫猶疑，卻以為對方嫌少，冷笑道：“窮人心狠!”一探手又掏出8張10元鈔票給他。車夫始知其意，喜出望外。不料張的跟班落在后面，竟向車夫索回那8張。張極為警覺，在前面大喝一聲：“這是他的，你想干嗎?”令他還給車夫。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門即不能自歸。他在東吳大學的同事黃人也是一個癡人。這兩個癡人一次在茶館小坐，結賬時才發現都沒帶錢，遂決定將章留下作人質，黃回去取錢。不料黃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來的書，于是一看成癡，將章拋諸腦后。

章太炎在《在臺灣日日新報》任編輯時，常有讀者向報社反映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讀起來很吃力。主編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見，他說：“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茍文善，自會有人知之。請勿問!”

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在北京龍泉寺，僅弟子錢玄同可以隨時進見。袁世凱每月提供給他生活費500元，雇廚子一人、聽差二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氣，曉諭聽差和廚子必須每日向其請安三次，清晨九時一次、下午三時一次、晚上九時一次，請安方式為打躬，不得違誤，若有差池重責不貸。聽差、廚子唯唯不敢稍忘。有時已下午三時，章猶自午睡不醒，聽差必聯袂入房，就枕畔低語：“大人醒來，打更時間到了!”按例章每日可享受兩個大洋的菜肴，極盡豐盛，他便要求只做1塊錢的，剩下的1塊錢公然飽入私囊。但即便是這1個大洋的菜肴，光他一人享用也過于豐盛，他從來只吃擺在面前的兩個菜，對擺在遠處的則懶得舉箸。久而久之，伺候他的聽差便只把一些清淡的素菜放在他的近處，而把鮮腴的菜肴放在遠處，等他吃完后，聽差們便自己享用。后來錢玄同曉得了，便和官方取得聯系，將兩個聽差革職了。

辜鴻銘有一次參加參政院的會議，領到了300銀元的出席費，馬上去逛八大胡同。妓院的規矩是唱名魚貫而過，任人挑選。辜鴻銘到每個妓院都點一次名，每個妓女都給1塊大洋，到300元大洋派完了，哈哈大笑著離去。

劉半農提倡俗文學，曾編“罵人專輯”，在《北京晨報》上刊登啟事，征求“國罵”，并不惜以身試罵。先是趙元任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方言將他罵了一頓又一頓，隨后周作人也用紹興話將他痛罵一通……到了他去上課時，學生們也在課堂上用各種方言輪番罵他。

蔣經國曾送給老師吳稚暉一輛人力車，吳當即令他拿來鋸子，將車子的兩根拉杠鋸掉，然后哈哈大笑，把這輛沒有拉杠的車身抬到書房里。他懶洋洋地坐了上去，說：“我現在有了一張沙發椅了!”接著他又說：“一個人有四條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別人拉?”吳善隸書，然不喜在墻上張貼字畫。他說：“裝飾墻壁與其掛字畫，不如掛鋸子，掛斧子。因為這些東西，是機器的簡單代表，可以用來制造物質文明的。”

黃侃是饕餮之徒，好暴飲，喜賭博，性情暴躁。他在北大上課時，常突然停下來對學生說：“這段古書后面藏著一個絕大的秘密，想知道么?……對不起，就憑北大這點薪水不值得講，要聽，飯館請!”他對自己的學問十分自負，與人討論“小學”時，若有觀點不合者，大怒之下常持刀杖相向。然而他卻有“三怕”，即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甚至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

蘇曼殊在長沙任實業學堂舍監，常被學生侮弄。他常背人兀坐，歌哭無常，見人時，目光炯炯直視，數分鐘不轉瞬，人稱他為“蘇神經”。他飲食無常度，有時兼人之量，有時數日不食，尤其喜歡巧克力和雪茄煙，曾經把自己的金牙敲下來換糖吃，因此得了個“糖僧”的綽號。他最終死于胃病。

蘇曼殊在東京時曾與劉師培夫婦共租一所，有一夜他一絲不掛地沖入劉氏夫婦的房間，手指洋油燈破口大罵，令人莫名其妙。他在上海時，稍有余財，便去住外國飯店，說一個月不住外國飯店，即覺身體不適。他出門喜歡坐最華麗而馬雄駿之車，且隨意付車費，以華貴為樂。

朱湘作為詩人，有真正的孤僻。他最怕自己的哥哥，常挨其老拳而不敢還手，對自己妻子卻十分暴戾，常拳腳相加。他在安慶大學任教時，他的夫人因挑水夫太辛苦，多給了賞錢，他就大吵不休，說她這樣優待挑水夫，必定是同他有什么關系。更有甚者，有一次他的夫人歸寧，兒女由他照顧，他就每日強迫小兒子吃香蕉一枚，孩子吃不下也要填鴨式地喂下去，不到幾天這個斷乳未久的嬰兒就得了消化不良的病而夭亡了。他在安慶大學任外國文學系主任，本是極優裕的，卻因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與校方反目，致被辭退，從此貧病交加，直至自殺。

馮友蘭的習慣是，每次上課前都面無表情地坐在講臺后，呆望同學們一二分鐘，然后才開始上課，臉上也開始有了笑容。

張大千不懂洋文，卻周游列國。他在國外經常迷路，于是托人用洋文寫了一張帖子帶在身上，文曰：“愚，張大千，中國畫家也。現住某城某街某號。因不識洋文，以致迷途難返。尚盼過往仕女君子，援我一臂，送我回寓，不勝感紉。”他身著長袍，足蹬布履，長髯飄灑，儀表雄奇，故這一招在國外居然屢試不爽。然后來李宗仁初至美國，張大千以此法相授，李卻始終不敢一試。

袁世凱做總統后，以禮賢下士自居，曾派專使迎王闿運到北京，接見時，命秘書以車恭迎。王闿運穿戴了清代官服蟒袍補褂而入。當汽車抵總統府大門時，其時尚存一牌樓叫“新華門”，王問袁秘書，此何門邪?告以乃新華門。王說，我觀之似新莽門也。及見袁世凱，袁說，現已民國矣，老先生何以仍作清服邪?王笑答：你穿西式服裝了，乃夷服也，我著滿洲服裝，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章太炎在東京辦民報時，陳獨秀曾去拜訪。章的弟子錢玄同、黃侃在座，聽到客來，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于安徽江蘇，不知怎么一轉，陳獨秀忽而提出湖北，說那里沒有出過什么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說，是呀，沒有出什么人。這時黃侃在隔壁大聲說：“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聞之索然掃興，隨即別去。

胡適在北大講學時，常與黃侃同宴會。有一次，胡適偶然談起墨學，黃侃立即罵道：“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忘八。”胡嘿然無語。過了一會兒，黃侃又說，“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賬忘八。”胡適大怒，謂其辱及先人。黃侃至此大笑說：“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受，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學?余非詈君，聊試之耳。”舉座嘩然歡笑。

陳翔鶴說，郁達夫跟他們多次逛胡同，達夫的方法，是一條胡同、一個班子的慢慢看，先點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個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個也不挑。有一次，他對一個姑娘說：“讓我抱抱吧，我已經有五六個月不親近女人了!”這個姑娘就向他的懷里坐下去。

梁實秋聽梁啟超演講，見任公走上講臺，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后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么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

郭沫若和郁達夫編輯《創造》季刊，銷路不好，他們去問時，書店老板很冷淡地答復他們：“二千本書只銷掉一千五。”他們二人很傷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連飲三家酒店，但還沒大醉，走在上海平滑如砥的靜安寺路上，時有兜風汽車飛馳而過，郁達夫突然跑向街中間，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作手槍狀，大呼道：“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郭沫若則傷心兩人是“孤竹君之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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