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產芯片領域有兩條重要新聞：

中芯國際，也是中國內地最大的芯片制造企業，花了1.2億歐元（9.24億人民幣）跟荷蘭的光刻機巨頭ASML訂購的一臺極紫外光刻機（EUV）跳票了，對方說因為“出口許可”問題沒法如期交付。

為了買這臺光刻機，中芯國際下了血本，就是為了搶灘登陸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7nm（納米）芯片量產，而全世界能做7nm芯片用的光刻機的廠家，只有ASML一家。

ASML一跳票，中芯國際就算有米，也沒鍋可以做飯。

而與此同時，三星近日決定向荷蘭ASML一口氣訂購15臺EUV設備，對光刻機的爭搶正陷入白熱化的競賽狀態。

這次中芯國際被“卡脖子”，還不知道要多久，而它勢必會給國產高端芯片的制造拖后腿。

英特爾等美國公司一直是ASML背后的大股東，ASML跳票的背后，是不是有美國對中國芯片發展的阻撓，我們暫時也不得而知。

但比較確定的是，美國最近不斷放出話來，希望全球第一大芯片代工企業臺積電到美國設廠，說是美國有很多7nm以下的國防用的芯片需要臺積電過去做。

臺積電認為赴美設廠成本上不合算，但業內人士觀察，未來臺積電赴美設廠的機率仍是有的。

美國對臺積電暗送款曲、屢屢施壓，因為臺積電的芯片代工，“正巧”也是華為麒麟芯片制造的關鍵命脈。

一方面，讓中國芯片做不好、做不早，另一方面，在中國芯片的代工廠里挖墻腳，中美兩國的芯片戰爭，還遠遠沒有結束。

讓人憂心的是，中國芯片到底已經發展到什么程度了？這是個謎一樣的問題。

有人拆開了華為最新款的5G手機，發現里面包括CPU在內、各種用途的36塊芯片里，有18塊都是華為海思自己造的，國產率相當高。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芯片不行”“被國外吊打、秒成渣渣”的聲音也不絕于耳，比國外技術落后多年也是不爭的事實。

今天的“中國芯”到底走到了哪一步？想預見今后會發生什么，答案都藏在過去已經發生的事里。

1

那個肄業生，開創了中國半導體

將近90年前，1930年第11期《民智》上，登了一篇11歲稚子的短文《我們現在和將來的責任》：

“諸位朋友，你們要救中國，要做中國的人，一定要大家盡責、大家負責，愿大家努力讀書、努力前進，還愿將來努力救國、努力富國、努力強國?！?/p>

落款的名字叫王守武。

王守武（右）

幾十年后，就是這位“稚子”在一塊手指甲蓋大小的硅片內，親手刻蝕了7個晶體管、1個二極管、7個電阻和6個電容器，締造了我國第一塊集成電路。

然而他的報國路并不順利。志向遠大的他在高中畢業前，因為犯了瘧疾耽誤了畢業會考，只拿到肄業證書，復讀一年才考上同濟大學的機電系。

1945年抗戰勝利以后，憧憬著“科學救國”的王守武到美國普渡大學攻讀工程力學博士，畢業后得到了留校任教的機會。

然而在美國生活優渥的他歸國心切，根本沒聯系國內的工作單位，就辦了張難民證偷偷潛回了國：“我原來是學工程力學的，又改學物理，我覺得回來搞建設，干什么都可以……”

回國以后，他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接了很多小活兒：給軍隊設計夜間行車的路燈，給西藏人設計生活用的太陽灶——15分鐘燒開一壺水……什么有用他就做什么，哪怕是再不起眼的東西。

因為要給物理所的同事維修一只整流器儀表，他開始接觸半導體技術，越來越意識到晶體管的發明，將給國家帶來信息技術的革命性變化。

1956年，在周總理的主持下，我國制訂了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半導體技術被列為四大科研重點之一。

王守武學的是物理，但他依然把自己當成了一塊磚，毅然中斷手頭其他科研項目，全身心投入半導體研究，在中科院應用物理所組建了國內第一個半導體研究室。

當時蘇聯專家送給我國一些做晶體管用的鍺單晶，但數量不多，王守武擔心不夠用，我們何不自己制備一些呢？于是他從材料入手，拉開了中國半導體工業的大幕。

1957年，他的團隊用自己打造的單晶爐，成功拉制出中國第一根鍺單晶，1958年又拉制出第一根硅單晶，到1959年，在缺人缺設備的情況下，為研制109乙型計算機提供了12種、14.5萬多只鍺晶體管，每秒能計算6萬次，而這種計算機為“兩彈一星”任務提供了重要的技術保證。

在中國的科技發展史上，兩年內讓一項尖端科研產品從零開始、完成從研制到生產的整個過程，非常罕見。

作為中科院半導體所所長、中科院第一家晶體管工廠的廠長，王守武事事身先士卒，一臺臺設備儀表，他都要認真地檢測維修。

為了修好一臺接近報廢的國產切片機，過了花甲之年的他，跟年輕人在地上蹲著討論，一蹲就是好幾個小時，最終搶救好了這臺切片機，他也得了一個“八級鉗工科學家”的稱號。

為解決芯片成品率問題，他長時間在顯微鏡下觀察芯片質量原因，結果眼底出血……

1964年，半導體所成功研制出中國最早的集成電路。而僅用了一年時間，王守武把256位MOS隨機存儲器成品率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最高一批達40%。當時在亞洲僅次于日本。

在幾十年科研生涯中，王守武院士始終把國家放在第一位，“國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他與北大物理系的黃昆教授等人聯手，開設了國內第一門半導體物理課程，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半導體行業人才。

然而那個時候，國內很多人對半導體產業這個“大坑”的估計嚴重不足，一位領導就曾關切地問：

“你們一定要把大規模集成電路搞上去，一年行嗎？”

70年代末，用王守武的話說：“全國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相當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1/10?！币痪湓捑桶迅拈_之前中國半導體行業成就和家底，概括得八九不離十。

80到90年代，中國半導體行業大幅落后于美日，逐漸被韓國、臺灣地區超過，究其原因，中國半導體產業起步晚、重視程度不夠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盲目的“撥改貸”政策也讓電子工業遭到重創。

所謂“撥改貸”，就是把撥款改成了貸款：

以前國企拿到政府財政撥款，用于技術改造，企業利潤上繳國家財政；

而改成企業向銀行貸款后，企業又要支付高額利息，利潤還要上繳國家，電子工業企業很快陷入虧損困境，幾乎無力投入研發，科研經費占GDP比值從2.3%以上，驟然降到0.6%以下。

一些中國半導體器件龍頭企業，熬不住就破產倒閉了。

為解決半導體產業嚴重落后的問題，國家部委先后打響了三大“戰役”——1986年的“531戰略”、1990年的“908工程”、1995年的“909工程”。

結果一些引進的國外生產線投產就落后——行政審批花2年，技術引進花3年，建廠施工花2年，總共7年時間。

而我們都知道的“摩爾定律”——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元器件數目，每隔18-24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會提升一倍。

一句話：不趕趟兒啊。

80年代初，全國33個單位引進各種集成電路生產線，累計投資13億元，最后建成投產的只有少數幾條。

一窩蜂引進國外淘汰的生產線，卻一再陷入“引進-建廠-投產-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

最后三大戰役只留下了一座勉強算合格的上海華虹。2017年，全球芯片代工廠的市場份額排名中，華虹排在第9，占1.4%，而第一名臺積電占55.9%。

“909工程”的主要承擔企業上海華虹-NEC

建國后的將近半個世紀里，中國的半導體產業一直試圖圍繞著“有用”二字展開，尤其是早期的國防應用，只要能做出有用的東西，相關的技術設備生產線，通通學來拿來買來，滿足巨大的需求缺口是第一位的，自主研發被購買引進取代。

1988年，我國集成電路產量達到1億塊，進入工業化大生產，但到9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的生產水平依然落后美國、日本15年左右，集成電路85%以上依賴進口。

電子工業部在90年代中的報告中寫道：

我國沒有多少能和外國公司平起平坐的進行交換、合作的關鍵性技術專利。這種狀況如不改變，我國的電子工業有永遠淪為“電子組裝加工”的危險……

如果能夠抓住機遇，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將可躍上一個新臺階，從而獲得追趕世界發展步伐的機會。

中國的“無芯之痛”有解藥嗎？快速見效的那種？

可能有吧？至少21世紀初的國人對這件事深信不疑。

于是，他們開始飲鴆止渴。

2

黑心的漢芯，干涸的方舟

在上圖這塊小小的“漢芯”上，有250萬個器件，它每秒鐘可以進行2億次運算，全部由中國人自主研發設計，“在某些方面的性能甚至超過了國外同類產品?！?/p>

2003年2月26日，它呱呱墜地的那天，上海市政府親自主持了一場盛大發布會，信產部科技司司長、上海市副市長悉數到場，權威院士專家一致評定：

上海“漢芯1號”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是中國芯片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而開發出漢芯的陳進，從此平步青云，出任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漢芯科技有限公司總裁，成為上海市科技創業領軍人物，還被特聘為長江學者。

他用這枚小小的芯片，接連申請了幾十個科研項目，順利拿到國家1.1億元的科研經費，漢芯二三四號也接踵而來。

很多人覺得要不了幾年，他就能坐上中國工程院院士的位子。

連英特爾的工程師都覺得，漢芯的研發進度“快得不可思議”。

事出反常，必有妖。

只是這“妖”讓包括院士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覺得，智商被嚴重侮辱了。

直到3年以后的2006年，在清華大學的BBS上，一個網友發帖《漢芯黑幕》舉報漢芯造假，媒體隨后跟進，才揭穿了陳進的謊言：

在成立“漢芯工作室”后，陳進知道自己沒本事做芯片，就讓摩托羅拉的老同事，幫他“偷”出一款芯片的源碼，做成了“漢芯一號”的1.0版本。

但由于沒有得到授權，設計出來的芯片是不可用的，連功能演示都不能勝任。

可是要開發布會啊，怎么辦？急，在線等不起。

于是他找到在美國的弟弟，買了一批摩托羅拉dsp56800系列芯片。

他打算用這些貨真價實的芯片，冒充“漢芯一號”完成發布會的演示，這就是漢芯一號的2.0版本，也是院士們親自鑒定的版本。

可摩托羅拉的芯片，難道院士們認不出來嗎？陳進當然想到了，當時漢芯工作室正在裝修，陳進就找了個民工，讓他用砂紙打磨掉芯片上的摩托羅拉標識，又噴上了漢芯的標識。

更可笑的是，摩托羅拉芯片是144腳，而真正的“漢芯”是208腳的——腳，就是芯片和集成電路板之間的接口。專家們連這些都沒比對，就輕易得出了結論：“漢芯沒問題”。

兩個紅圈之間的都是“腳”

騙到國家經費的陳進，帶著實驗室的同事周游世界、享受人生；即便是騙局敗露之后，陳進竟然也沒受到任何刑事處罰，僅僅是被學校免去職務。

那個幫陳進打磨芯片的裝修公司，甚至把“參與設計CPU”堂而皇之地掛在官網上，成了公司對外展示的一塊金字招牌——把LOGO給改了，就敢叫“造型設計”了？

騙子陳進之所以能登堂入室，都是因為一顆顆迫不及待的中國心，被一顆名不副實的中國芯蒙了眼。

漢芯騙局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傷害，不單是坑了國家多少個億那么簡單，而是嚴重腐蝕了國人對“中國芯”投注的巨大熱情與期盼。

在那之后的多年里，“龍芯”等其他默默耕耘的中國企業，都多少在輿論上受到了負面的質疑：

“你們做出來的東西能用嗎？你們不會也是騙子吧？燒了國家那么多錢啊，肯定是騙子?！?/p>

中國芯片產業因為一場弱智的騙局，迎來了蕭瑟的寒冬。

有人假意做芯片，是為了騙人；而有人真心做芯片，卻反被別人騙。

早在騙子陳進出場之前，1999年，加拿大華人李德磊找到聯想集團的前任總工程師倪光南，介紹了他組建的中芯微技術團隊，倪光南眼前一亮。

李德磊

倪光南

當時重視技術研發、堅持想讓聯想走“技工貿”路線的倪光南，剛被柳傳志趕出聯想不久，突然看到這支隊伍，重新喚起了他自主研發CPU的熱情。

左：柳傳志 右：倪光南

在倪光南的主持下，2001年4月，中國第一片自己設計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號”問世。參與研發方舟的人激動地說：“芯跳了?！?/p>

“方舟1號”CPU

國家幾個部委同樣召開了盛大新聞發布會，而這次是貨真價實的芯片造出來了，承載芯片的NC機（含自主芯片的國產PC）開始試水市場。

為了支持方舟，北京市政府自掏腰包訂購了幾萬臺NC機，源源不斷的政府采購大單讓李德磊樂開了花。

而很快，國產機器的問題就暴露了出來。

為了擺脫英特爾CPU+微軟Windows系統的壟斷聯盟，倪光南讓NC機上的方舟CPU搭配Linux操作系統運行。

但這套組合的“用戶體驗”如何呢？四個字：非常難用。別人發給你的office文檔，你在NC機上根本打不開，這還怎么辦公？還有瀏覽器、播放器等13大類50多項bug亟待解決。

在重點推廣NC的學校，一有領導來視察，這些校長就嚷嚷“NC不能用啊，讓我們換PC吧?！?/p>

2003年起，NC機開始從政府采購中退潮，方舟芯片銷量大幅下滑，而商人李德磊覺得錢也賺夠了，不愿意再為方舟做軟件生態系統的深度開發，于是不顧倪光南反對，直接宣布放棄方舟芯片的后續研發，導致方舟3號芯片擱淺，黃了。

而66歲的倪光南被坑了不說，還要替李德磊“擦屁股”，親自跑到支持方舟的科技部去負荊請罪。

回憶起當年的方舟事件，倪光南說：“企業失敗不等于技術失敗。軟件1.0往往不太好，就不去做了嗎？這是一個試錯的過程，沒有1.0哪有2.0呢？”

在倪老的眼里，只要給時間，方舟+Linux的NC機未來可期，可以一步步搭建生態，去優化，有問題一個一個去解決。

就像當時科技部部長徐冠華說的：“中國信息產業缺芯少魂”。芯是指芯片，魂則是指操作系統。

倪光南做出了真正自主的芯，也給它配上了一個打破微軟壟斷的魂。

但他還是漏算了一個東西：生態。說白了就是：別的公司給你的電腦做出了什么東西（比如Office），拿給用戶都說好用，于是越來越多的人留在這兒，在你的電腦上用好用的東西（而不是干巴巴用你的電腦/芯片），這樣硬件-軟件-用戶才能三方共贏，就像一個村莊的漸漸繁榮，演變成生態系統。

而反之，做不起生態來，就是三方共輸。

想一想微軟+英特爾、蘋果+AMD的深度綁定，你就能明白，英特爾做出的不只是一個CPU，而是培育了一整個基于Intel CPU的生態系統。

培育生態這件事中國人該不該做？當然該做，但在當時方舟團隊100來人簡陋的條件下，能做好一個CPU已經很不容易了——想要開發、優化幾十上百種常用軟件，實在是捉襟見肘，它需要真實的市場檢驗，需要漫長的進化時間，而老板卻只想從政府采購中撈錢，根本無意為用戶著想。

用一句事后諸葛亮的話說，方舟的潰敗，從倪光南鉆研CPU技術之前就注定了，因為他所托非人。

國產芯片因為殘、敗、騙的局面，讓很多人看不到未來。

而中國芯的故事，隨著漢芯的倒臺和方舟的潰敗，一度變得銷聲匿跡，萎靡不振。

直到特朗普的一紙禁令，敲醒了沉睡的中國芯片。

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除非他在黑夜里還睜著眼睛。

3

一頭來自北方的牛

一匹來自南方的狼

2018年4月15日，美國商務部突然激活了針對中興的出口限制令，禁止未來7年美國公司向中興銷售零部件、軟件和技術，有效期直至2025年3月13日。

中興每年的芯片采購量大概在2億塊以上，來自英特爾、高通等美國公司。

禁令執行后，幾乎沒有中國廠商能夠提供替代品，而中興的存貨量僅夠維持2個月左右。

中興突然面臨滅頂之災。

禁令前一年的2017，中興正迎來業績最好的時刻：財年收入1088億人民幣，凈利潤46億，暴漲294%。

2018年原本是中興通訊抓住5G商用風口的關鍵一年，前景極為樂觀。

而在禁令宣布后的新聞發布會，用董事長殷一民自己的話說：

“美國的禁令可能導致中興通訊進入休克狀態?！?/p>

雖然在2018年7月，美國宣布解除對中興的禁令，但對于中興人和中國人來說，有些事嚇一跳，看清楚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那天，中興總部的LED燈牌上打出了“解禁了！痛定思痛！再踏征程！”的標語。

只是有些痛，光是“思一思”，恐怕也解決不了什么問題。

時間倒退6年，2012年，美國國會就發布了一份針對中興和華為的報告，稱這兩家企業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禁止他們收購美國企業、參與關鍵基礎設施建設。

一個月后，中興創始人侯為貴坐在深圳的辦公室里，接受了《福布斯》采訪，稱自己無法理解這份報告。

曾在軍工企業做技術，一路做到副總工的侯為貴，最喜歡的就是不緊不慢、穩扎穩打，人們喜歡稱他和中興的風格為“?！?，像勤勤懇懇的老黃牛，耐心尋找各種機會，但從來不會冒進，講究均衡，不輕易冒險，很少有過激行為。

有一次去南京開會，趕上飛機晚點，晚上7點的航班，到夜里11點還沒起飛。

侯為貴不著急，一個人坐在候機廳里看書。

后來，南京同事覺得延誤得太晚了，打電話讓他回去，他就回去了。

這種性格的領導者，淡定從容、勤勤懇懇、務實有效，能避免重大的投資損失，但也容易失去長遠機會。

2000年左右，中興在全亞洲最先開始了3G手機基帶芯片研發，但由于中興的文化不鼓勵試錯，侯為貴還是選擇了放棄，團隊解散，于是很多人跳槽去了別家芯片公司。

中興不是沒有嘗試過擺脫對美國的依賴、自主研發芯片，但企業文化如此，小心駛得萬年船。

越求穩，在一種環境里適應得越好，當變故襲來的時候，就越不適應，甚至“死”得越快。

所以當2018年的禁令突如其來的時候，董事長會用“休克”來形容這艘市值千億的巨輪。

而另外一家公司，另外兩個人，拒絕過這種適應好一切的日子。

他們選擇在黑夜里睜眼，他們等來了自己的黎明。

1996年，一個27歲的女生從北郵研究生畢業，找了第一份工作——一家剛成立9年的小公司，她卻在后來的23年里再也沒換過工作。

女生名叫何庭波，如今她已是華為海思的總裁，今年5月因為一封內部信刷爆朋友圈。

早在何庭波加入華為前5年，1991年，華為就成立了專用集成電路（ASIC）設計中心，兩年后，華為研制出自己的第一塊數字ASIC，開始了集成電路設計的漫漫征途，技術水平以每3至4年一個臺階的速度跨越。

華為早期芯片的一些型號

而何庭波加入以后，做過3G芯片研發，又在硅谷工作了兩年，親眼目睹了中美兩國在芯片設計上的巨大差距。

她也從一個小工程師，一路做到總工、總監。

到2003年，華為攤上事兒了。

美國思科公司羅織了21項罪名，起訴華為侵犯知識產權。

官司打到2004年，雙方達成和解：華為不需要道歉，更沒有賠償。

平安度過危機的任正非沒有松一口氣，他想的是：“如果再有別人斷我們糧，我們能不能有備份系統用得上？”

他萌生了自己研發芯片的想法，于是他找到何庭波，給了她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每年給你4億美元的研發費用，再給你2萬人，一定要站起來，減少對美國芯片的依賴?！?/p>

“我們用兩萬人來強攻，至于怎么強攻，你說了算，我只能給你人、給你錢?！?/p>

何庭波嚇壞了，當時整個華為只有3萬人，研發總費用不到10億美元，任總竟然下決心做如此高強度的投入。

于是，海思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

準確地說，今天的海思除了手機芯片，其他傳輸網絡設備芯片、家庭數字設備芯片等，統統都做。

在安防監控領域，海思低調地占領了全球70%左右的市場份額，美國60%的攝像頭芯片來自海思。

但當年的海思可沒有這么風光，從一開始就栽了很多個跟頭。

頭3年，海思只能賣數據卡、機頂盒，掙點小錢。

到2009年，海思才發布了第一款應用處理器K3V1，不僅落后，而且操作系統還選了Windows Mobile，華為自家手機廠都“丑拒”了這款海思芯片。

逼得何庭波只好找山寨手機廠合作，這給華為丟盡了人，最后慘敗收場。

華為和海思從此明白一件事：芯片要突破，離不開母廠的支持。

剛走馬上任的余承東將信將疑地給華為新手機裝上了K3V2，結果又踩了個大坑，手機發熱量大，被網友戲稱為“暖手寶”，軟件兼容性方面又是一堆漏洞。

余承東（設計臺詞）

面對外界排山倒海的質疑，海思內部卻出奇的安靜，只有實驗室里的燈火徹夜通明。

這燈火只為反戈一擊。

當士氣低落的時候，何庭波總是鼓勵大家：

“做得慢沒關系，做得不好也沒關系，只要有時間，海思總有出頭的一天?！?/p>

2014年，海思發布麒麟910芯片，工藝上升級至28nm，追平了高通。

從麒麟910到如今的麒麟990，海思開始了手機芯片史上一段華麗的逆襲，時至今日，不但在工藝上領先至7nm，性能和功耗上，更比肩業內最優。

人們幾乎已經忘了，華為為了給海思“鋪路”，當年冒了多大的風險，把一款并不成熟的芯片跟自家旗艦手機捆綁在一起，結果可能是“小馬拉大車”，最后車馬俱翻，連手機地位都保不住。

華為明明有更好用的“別人家的”芯片，有更穩妥的賺錢方式，而他們選擇了拒絕。

冒險換來的是巨大的回報——更低的芯片和整機成本、更可靠的供貨保障、更有底氣的議價能力，這是華為手機的“護城河”。

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中興當年所不敢為的。當年中興3G芯片團隊解散的時候，很多工程師跳槽的去處正是海思。

牛與狼的爭斗，在變化動蕩的時代里，分出了高下。

就像任正非7年前的“神預言”：

“（芯片）暫時沒有用，也還是要繼續做下去。一旦公司出現戰略性的漏洞，我們不是幾百億美金的損失，而是幾千億美金的損失。我們公司積累了這么多的財富，這些財富可能就是因為那一個點，讓別人卡住，最后死掉。這是公司的戰略旗幟，不能動掉的。”

平心而論，被很多人“吹爆”的海思，在今天的世界芯片產業中，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地位？

2019年一季度，全球TOP 15的半導體公司，海思是唯一上榜的中國大陸企業，排名第14。

注意最右邊一列，前14名里，只有海思比去年同期增長41%，而其他企業全都是0增長甚至負增長。

預計到今年底，海思有望超越聯發科，成為亞洲第一大芯片設計企業。

海思做到了什么，又沒做到什么，答案也正藏在“芯片設計”這四個字里。

芯片設計，顧名思義，就是給芯片“畫圖紙”的。

簡易遙控飛機芯片電路示意圖

海思在完成芯片設計之后，要交給臺積電代工制造。

臺積電的華為芯片生產線

而英特爾這樣的頂級巨頭，能獨立完成芯片的全流程設計制造——這是海思跟行業巨頭的差距之一；

其二，即使只從芯片設計的角度看，海思也并非完全獨立自主、從零開始。

海思購買了ARM的設計授權——全世界95%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都采用ARM的設計架構。

打個比方，ARM給你一間毛坯房，然后大家各自買回去裝修。

大部分廠家不具備拆開毛坯房、大修大改的能力。而像高通和蘋果這樣的公司，才具備這個能力。

我們說海思的強大之處，是說它的“裝修”的能力強。不要小瞧芯片“裝修”，這同樣需要過硬的技術實力、長時間的積累，和巨額的資金投入。

2018年，華為研發投入153億美元，折合上千億人民幣。

任正非曾經說：沒有創新，要在高科技行業中生存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這個領域，沒有喘息的機會，哪怕只落后一點點，就意味著逐漸死亡。

2018年，像海思一樣的中國芯片設計企業數量，比去年增長了23%，中國芯片設計產值達到2515億人民幣，也增長了23%，其中海思全年營收突破500億。

但是這并不代表我們能對整個中國芯片行業感到樂觀，2018年中國芯片進口額突破2萬億人民幣，超過天津市2018年全年GDP，也遠超全年原油進口額。

中國芯片進出口年年逆差，進口是出口的3倍多，而且逆差越來越大。

很多核心芯片依然主要依賴進口。

圖中紅色的0%為小數點后四舍五入后的結果，不代表絕對值為0

在芯片制造方面，從2002年開始至今，國內半導體制造工藝與國際先進水平一直都相差兩代，且80%的裝備需要從國外進口（例如EUV光刻機）。

臺積電、三星目前10nm都可以穩定量產，而且良率高；

而內地最大的中芯國際，上個月剛剛可以量產14nm，2021年才能出貨。

有人說，為什么華為海思這樣的國內龍頭，自己不做芯片制造，非要給臺積電代工？只是因為臺積電技術好嗎？

如果自己造芯片，制造一端不就能發展起來了嗎？

說這話的人，嚴重低估了芯片制造的難度和前期投入。

舉個例子，華為手機目前最先進的7nm芯片，研發投入是3億美元，合21億人民幣。

而建一條7nm生產線要花多少錢呢？500億人民幣，且需要投產上億片，才可能回本，實現盈虧平衡。

而華為公司2018年全年凈利潤是多少呢？593億人民幣。

要求華為一家接近20萬員工的巨無霸企業，所有人干一年，掙的錢只做某一款手機芯片的生產線，這現實嗎？

況且錢砸進去，如果趕上了芯片周期性價格的低谷，一上來就是巨虧。

中國芯片制造要不要大力發展？當然要，但不能急在一時。

因為人們總是高估短期、卻低估了長期的科技能力進步。

未來中國最強的芯片企業，也要像英特爾一樣，集芯片的設計、制造、封裝測試于一身。

但這需要的不只是決心和勇氣，而是需要長期地砸錢、砸人才、砸時間。

2018年，全球TOP 10的半導體公司，占領了全球半導體市場的60%，在這個贏者通吃的角斗場里，只有努力掌握“獨門絕技”，擁有上下游中的“殺手锏”產品，才能真正制約對手，屹立于不敗之地。

如果只是滿足于做某一個環節的“前幾名”，誰敢保證未來中國芯片企業不會再一次“被卡脖子”？

用清華大學微電子所所長魏少軍教授的一句話說，中國芯片產業“既沒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也沒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壞。”

而用倪光南院士的話說：就（芯片）整體產業發展而言，相較國際先進水平，我們可能需要一二十年才能追趕上。

而想要做出好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產芯片生態系統，做到英特爾做成、而“方舟1號”沒能做成的事，恐怕還需要更長的時間。

想要成為真正的巨頭，海思，乃至更多的中國芯片設計企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研發費用體量比較示意圖

而在芯片代工制造一端，我們也同樣需要看到進步和不足。2019年二季度，全球前十大芯片代工企業，中國已經占到6家，而大陸的兩家企業——中芯國際和華虹，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繼續擴大市場占有率。

“中國芯”長大要經歷的種種磨煉，要以十年為單位來計算。

好大喜功沒有用，拔苗助長更沒有用。

偉大都是一天天長，長出來的。

中國人要有決心，也要有定力，把行業“短板”補齊，踏踏實實地堅持做下去。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國“芯”之路沒有捷徑可走。

寧南山老師曾經寫下過這樣一段話：

中國的經濟升級，最大的兩個領域是汽車制造工業和集成電路工業。

反過來說，我們要實現最終打垮西方列強，也就是要在這兩個超級產業完成逆襲。

未來的十年，我們要做好長期戰斗的準備, 如果我們成功了，那中國就是真正的超級大國。

如果這兩個領域我們失敗了，中華民族復興就不能稱之為成功。

這讓我想到一個小故事。

有一年，何庭波和余承東一起去拜訪微電子專家胡正明教授，何庭波敬佩地說：“您是一個了不起的科學家！”

沒想到胡教授卻說：

“我不覺得我是科學家，我是一名工程師，科學家是發現自然界已經有的規律，而工程師是要發明自然界不存在的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可以為人類解決很多問題，給人類帶來便利。我很驕傲，我是一名工程師，我是發明東西的人。”

胡教授的一番話深深感染了何庭波，從那天起“我是一名工程師，我是發明東西的人”成了她常掛嘴邊的一句話。

為什么中國人要做自己的芯片？我想這是我聽過的最好的答案。

有一位網友寫下了一首小詩，或許它可以為中國芯片60年的漫漫征途做一個注腳：

米雕千字何須服，硅集電路妙思苦，

美歐鏈就強基業，華夏憾缺定鼎礎。

若非當年漢芯誤，何來今日中興屠？

國勢仰賴匠心琢，斬荊除蠻方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