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千秋遠

公元618年4月，51歲的隋煬帝楊廣，在江都迎來了他的末日，一顆曾經顧影自憐的頭顱，從此再也沒有了生機。

關于他的一生，后世貶斥的已經太多，但不管怎么說，他曾經耗盡國力溝通的大運河，卻在此后的千年歲月里，成為“南糧北調”的主動脈！可以說，大唐的繁榮，就跟這大運河的貫通，密切相關！

一、裴耀卿的改革

公元7世紀到公元8世紀的上半頁，中國迎來了他的大輝煌——盛唐時代。而盛唐帝國的心臟長安，它的人口也迅速膨脹到了百萬級。

這百萬人口的人吃馬喂，放在今天，那一年的GDP就要上百億，放在當時，那也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么大的消耗量，即便是當時宜人的氣候，即便是富庶的關中平原，那也吃不消！

拿糧食來說，要是風調雨順，那基本還差不多能夠個溫飽，可一旦老天爺不開眼，生個氣，給你弄個水災、風災或者旱災，長安百姓“面向西喝北風”，那也是常有的事。

既然本地糧食不夠吃，那就地方支援中央吧——江南一帶的糧食調過來支援一下。

想法很美，可是，這山遠海遠的，這運費是一個絕對驚人的數字。“長安米貴”，完全不是開玩笑。

天災這事說來就來，公元733年就遇到了倒霉事——關中大災。眼瞅要沒飯吃了，唐玄宗甚至準備遷都到洛陽，躲饑荒去。

第一個牛人閃亮登場，他叫裴耀卿，是當時的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長。

他跟唐玄宗說：躲個饑荒，用得著遷都嗎？用漕運啊！

漕運，唐玄宗不是沒想過，可現實問題是：由于地理因素和人為因素，漕運這事已經荒廢幾十年了。

老裴繼續說：交給我吧，我來辦！

咱簡單說一下當時漕運的困難：

咱都知道，但凡河流，都有豐水期和枯水期，而且河床這玩意也不是一馬平川的坦途，還有就是，黃河強大的運沙量，會經常性的制造額外的淤塞。

如果再加上路上運輸隊做個梗啥的，漕運這事就更困難了。

所以，漕運這事，絕沒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簡單。

針對這些問題，老裴的具體作法是這樣的：

首先，把原本的陜州陸運停了。這就是所謂的不破不立，先把原有體系破了再說。

其次，設定分段漕運的機制：在黃河口、洛陽、三門峽分別設置糧倉，作為中轉站。分段運輸、分段控制。

再有，就是把陸運和漕運結合起來。尤其三門峽這塊，在當時是水急浪大，經常性的有翻船事故。既然是這樣，那這段就用陸運來規避風險，過了這一段，再重新下河走漕運。

不得不說，老裴的作法，已經有了我們今天說的“精細化管理”的思想了。

而正是這一套三段組合拳，三年時間，共漕運糧食700 萬石，節約運費30萬緡。

可以說，開元盛世的壯觀，就離不開裴耀卿的貢獻！

此外，裴耀卿還從此開創了一個新的專業官職——轉運使，這大體相當于今天的交通部部長了。這個官職，以前也有，但大都是臨時性，或者是兼職性的，但從老裴開始，轉運使成了正式、常設編制。

二、劉晏的改革

快樂的時光總是很快，盛唐在安史之亂中“雨打風吹去”，時間來到唐代宗時代。

盛唐在長達8年的戰亂中被打成篩子，長安城也一度殘破，人口也沒當年那么多，此時的漕運也早就停擺了。

但是，大唐畢竟要復興、要吃糧食，公元764年，唐代宗把“交通部長”這個職位交給了理財能手——劉晏。

此時，劉晏遇到的主要問題是：漕運不暢。不但“人門神門鬼門”三門峽的老大難問題仍在，而且黃河攜帶的泥沙又淤塞了好多河段。此外，運糧食是個苦差事，也沒人愿意干！

老劉掐著胡子，也想到了幾條辦法：

其一，還是分段運輸，將漕運全程分成四個運輸段，在各段交界處設倉貯糧以備轉運。這跟當年老裴的辦法基本一樣。

其二，組織、設立漕運“保安隊”，派專門的武官押運。

其三，改革船工薪酬制。以前的漕運運輸，那是勞役，也就是義務攤派，不干不行，干了也沒錢。而現在，要專業給工資雇人干活。

其四，開決汴河、疏浚河道。

其五，徹底廢了陸運。針對三門峽這個老大難問題，專門造了2000艘大船，從此以后，再也不怕翻船了。

您還別說，老劉的“五連招”就是管用，沒多久，江淮一帶的大米就成功運送到了長安城。

唐代宗盛贊老劉就是“蕭何”！只是可惜，老劉可沒蕭何那么好命，公元780年，65歲的老劉，被人陷害賜死。

三、裴休的改革

裴耀卿和劉晏的兩次漕運改革，讓大唐興盛和復興，可問題是，制度是死的，利益是活的。

到了公元850年前后，首都長安又一次沒飯吃了，而出問題的——仍然是漕運！

以前是天災，而這一次卻純粹是人禍：從江淮發出的糧食，運到長安城之后，居然只有原本總量的30%左右！

如果要問，糧食都去哪了？負責漕運的會“很負責”的告訴你：船翻了，掉水里了！撈不上來！

對于這個答案，調查員也只能干瞪眼！不服是吧？那漕運官甚至會給你現場“演習”一把翻船事故。

這一次站出來的人也是老裴，他叫裴休。此時他已整60了，屬于官場老油條級別，他稍微一調查，就發現，其實壓根就不是船翻了，而是被沿路各種克扣了。損耗掉的糧食，全進了各道關卡“老爺們”的手里！

這些所謂“老爺”，其實就是負責漕運的官吏，以及辦事員。這其中的道理也很簡單：大唐幾經動蕩之后，這些人的工資水平，也在江河日下，那也就只能想辦法“開源”了。但是，本在情理之中的“雁過拔毛”，在這里，卻變成了“雁過砍腿”。

既然找到了問題的癥結，那裴休自然就能對癥下藥：

其一，就是對漕運僚佐與州縣官吏的責任進行明確劃分，通過不同的漕運執法責任實現對不同類型漕吏的激勵。

說白了，就是建立明確的獎勵機制，讓你管事的有湯喝，但你得把“肉”給國家。

其二，將每年的漕運傭金全部劃歸吏民，這也解決了吏民最為關注的“利”的問題。

也就是嚴格管理漕運傭金，在這一塊設置“反腐”高壓禁區，別的地方能拔毛，這里絕對不行。

其三，是將此次的改革方案具體化、制度化。

這一條看似簡單，實則厲害。因為以前總是嘴說，所謂“制度不上墻，等于沒制度”，老裴的作法就是讓制度上墻！把責任和獎勵全都壓成硬杠杠。

總體來說，裴休的改革，并不比劉晏更高明，可劉晏方案之所以激勵失靈，就是因為沒有完全制度化。而裴休，則是一刀切中要害。

從此以后，漕運每年可以運送糧食130萬石左右，雖然比不上裴耀卿時代每年二、三百萬的運量，但長安人民的糧食也算基本有保證了！

結語

從盛唐到中晚唐，正是這幾次有效的漕運改革，使得大唐實現了全國一盤棋。而大唐，得以在安史之亂后續命144年，和大唐的漕運改革，也是分不開的。

參考資料：《新唐書》《 舊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