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研究》創刊四十周年了，我謹以讀者和作者的雙重身份表示衷心祝賀！

《文藝研究》是我學術研究的重要動力。做研究的人都有體會，自己的文章被心儀的學術期刊發表，是對自己極大的肯定。我上研究生時，就想寫美育方面的學位論文，但是導師和其他老師都不贊成，認為美育不受重視，還是研究文藝美學好。研究生畢業后，我仍然執著地開始了美育基本理論的研究。因為我出生在一個藝術氛圍濃厚的家庭，父母都是音樂教師，外公還是紹興第一位音樂教師，與徐錫麟、陶成章、秋瑾一起在紹興的大通學堂教過書。我從小就受到美育的浸潤，上大學后越來越深信中國需要美育，需要提升國民的生活品位和人文素養。于是，我從1988年秋季就開始撰寫美育基礎理論的著作，兩年后就寫成了20多萬字的書稿。之后聯系了好幾家出版社，都沒有出版機會，只能把書稿拆成論文先發表。我把關于美育基礎理論的總體構想寫成一篇文章《論現代美育學的理論構架》，投給了《文藝研究》，結果不久就發表了（1993年第5期），而且安排在了頭條。這在美育研究不受待見之時，對處于學術研究迷惘狀態的我是異乎尋常的鼓勵！“美育學”這個概念是王國維在20世紀初提出的，此后在很長時間里卻沒有學者對美育學的理論建構提出系統設想。我在這篇文章里，提出美育學是美學與教育學的交叉學科，應該由美育哲學、美育心理學和美育方法論構成美育理論的主要內容，并對此作出了具體闡述。此后，我主持完成了幾個美育理論研究課題（包括三個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和一個教育部重點課題），結論性的文章都投給了《文藝研究》，其中《中國現代的“審美功利主義”傳統》（2003年第1期）和《美育三義》（2016年第11期）發表后還被《新華文摘》轉載。

《中國現代的“審美功利主義”傳統》既是我博士學位論文的結論部分，也是我獨立承擔的第二個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美育理論現代性比較研究”的總結性成果。在這篇文章里，我把以王國維、蔡元培、朱光潛為代表的中西融合的美學和美育理論概括成“審美功利主義”，這種美學和美育理論所針對的本土問題是如何才能實現國富民強，具體說就是要提升國民的精神和情感，從而既肯定審美的超現實性，同時又把這種超現實性的功能引向現實的人心改造；既區別于審美的道德、政治功利主義，又不同于西方現代“唯美主義”或“審美主義”。這是中國現代美學的重要特征，我把這種美學思想稱為中國美學的“現代傳統”，意在試圖提醒學界：中國美學研究并沒有“失語”，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的現代美學家們就開始建構中國自己的、開放的美學和美育理論了。我們要認真研究這種現代傳統，“接著說”，并由此建設當代中國美學。在這篇文章中，我還點出了中國美學的這種“審美功利主義”的本土思想資源是儒家的心性文化傳統，為今后的研究埋下了伏筆。

2012年，我和兩位青年博士一起開始了“審美功利主義”思想與儒家心性文化傳統關系的研究，這是我主持的第四個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我們把課題研究總綱《以美正心：中國現代審美功利主義與儒家心性文化傳統》投寄給了《文藝研究》，發表在《文藝研究》2012年第9期上。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試圖為中國現代美學接上傳統文化的“血脈”：正是儒家心性文化傳統、特別是王陽明的心學的巨大影響，引發了20世紀初西方美學的引進以及對美育的特別重視。其中一個關鍵點是西方現代美學的一個核心命題“審美無利害性”成為連接西方美學與中國儒家心性文化傳統的橋梁。正是由于王國維、蔡元培等人對“無利害性”理論的“誤讀”，使得他們選擇了美學，而選擇美學根本上是為了推進美育，這種美育實際上就是頤養性情、去蔽澄明的功夫。

我在21世紀初曾發表過一篇關于美育性質的文章，提出“感性教育”是美育的現代性質。此后漸漸感覺這樣的定義還不夠全面，一直想寫一篇全面論述美育性質的論文。2016年暑假，終于有了比較完整的時間，于是我就在申請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的總體構想基礎上寫出了《美育三義》，發表于《文藝研究》2016年第11期。在這篇文章里，我在30多年美育基本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美育的三個最基本的意義：感性教育、人格教育和創造教育，并作出了凝練式的概述。感性教育是席勒在《美育書簡》中闡述的美育的基本意義，體現了美育概念的歷史具體性，即審美現代性：在工具理性發達的背景下，恢復人的自然性，使人性達到感性與理性的協調，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感性教育”也是美育最基本的特征，美育過程就是以體驗為主的過程，美育可以說就是一種“情育”，與智育講概念邏輯很不相同。中國的傳統是把美育當作修身的重要途徑，所以美育就成了“人格教育”。在這一部分，我比較多地闡述了美育的中國意義，美育呈現“心育”的特征，也就是從中國美育傳統來看美育在立德樹人方面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創造教育”是指美育對培養人的創造意識和創造能力的獨特意義，在這方面我們一直重視不夠，而今中國進入一個創新發展的時代，而創新依靠人才，教育必須把發展創新意識和能力作為重要目標，在這方面，美育的價值是獨特而巨大的。

除了上述論文，我還在《文藝研究》上發表了另外兩篇研究美育理論的文章，一篇是《美育：審美現代性話語的創建——重讀席勒〈美育書簡〉》（《文藝研究》2001年第6期），另一篇是《論中國美育研究的當代問題》（《文藝研究》2004年第6期）。可以說，我的美育理論研究能夠堅持到今天，并在學界產生一些影響，與《文藝研究》的扶持和幫助是密不可分的。我對《文藝研究》一直心存感激！

《文藝研究》一直是學界包括我個人學術研究的質量標桿。從創刊起，她一直堅持“雙百”方針和高質量追求，刊發了在美學、文學、藝術學領域產生重大影響的文章，四十年來，為我國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給這么一份頂尖期刊撰寫論文，必須本著更高質量的追求，一絲不茍，竭盡全力，還要不斷修改完善；最根本的，還是要在扎實的論述基礎上提出新見，推動學科的發展。這種追求也使我在學術上得以不斷進步。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英國做高級訪問學者，發現我國當時很熱的“審美文化”概念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就大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我的文章《審美文化研究新議》也很快就被《文藝研究》刊發了（1995年第3期）。90年代后期，我做第一個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新時期文學審美論研究”的結論中，有一部分是關于文學理論學科建設的。我當時認為，審美屬性不僅僅也不完全是文學的屬性，文學理論和美學也應該有一個區分，于是整理出了一篇文章——《作為一門學科的文學理論》，在《文藝研究》上發表（1999年第5期）。由此也可以見得，好的學術期刊不僅僅是“做嫁衣”的，也具有幫扶和引領作者的功能。我正是受益者之一。

在《文藝研究》40歲之際，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文藝研究》一定會越辦越好！

|作者為杭州師范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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