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許多為人作書的文官，因為要將自己所作的字張懸掛在大庭廣眾之下，所以他們或多或少的都練習過書法，都熟知文字的書寫技巧。可以說，晚清有好多官員都是書法大家，他們的有些作品甚至被人們堪稱經(jīng)典作品，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的研究一下這些文官所作的筆記，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這些文人官員的日記中都不曾出現(xiàn)過賣字的行為。

翁同龢在自己的日記中曾經(jīng)記錄到，羅大春用實實在在的銀子作為禮金給他，他就以一個扇子和四件自己所作的書畫條幅作為答謝，贈予給羅大春。而這里所提到的詞仍然是“贈”，這也間接的說明了這是兩個人之間的互贈行為，不能算作是買賣貿(mào)易。文官不賣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研究表明，古代賣字的人大多都是沒有出仕的文人，或者是退休了的官員。明代晚期李日華也在自己修訂的潤例中寫到官員只有致仕以后，才能夠賣字。當然，我們也不能夠排除有些在任的官員也存在賣字現(xiàn)象，但畢竟是極其少的。

因為古代做官的人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最能夠發(fā)財致富的，它不僅對官員個人有非常大的利益來源，對于自己的家鄉(xiāng)同樣也是有很大的好處。所以說，不允許現(xiàn)任的官員進行賣字交易，與做官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的地位和收入有很大的關系。我們都知道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有著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和藝術實用性，書法是古代日常生活中所必要的一種交流工具，文人們的詩稿筆記，藥方等也都是運用毛筆來進行書寫完成的。假設允許官員們進行賣字交易，那么文官隨手的動筆創(chuàng)作，豈不是就可以作為商品進行售賣，書法又怎么能夠變得如此商業(yè)化呢？

況且，雖然說古代文官要想達到非常精湛的書寫水平，是經(jīng)過了常年的練習才能夠達到的，但是，創(chuàng)作一篇書法作品卻是相當迅速的。那么，這樣子對于那些求字的人來說，他就不會認為創(chuàng)作一副作品會給書寫者們造成多么大的困擾。在任的官員本身就有很高的俸祿，如果想要通過賣字交易再增加自己的額外收益，這樣會被認為是一種非常不體面的行為操作，清代初期著名的書法大家傅山也曾經(jīng)感慨到說那些以賣字為生的官員們，是令人非常遺憾的。即使是那些公開來賣字的文人，例如莫友芝等書法大家，對于他所熟悉的人他并不收錢，而是只對于自己并不太熟悉的陌生人收錢。這個優(yōu)良傳統(tǒng)一直被流傳到了清代末期，民國的初期。可以說，對于真正賣字為主的文人，也仍然還保留著非常大的非商業(yè)化的空間。如果真正的將文人們的書法作品作為一種商業(yè)化的產(chǎn)品進行公開售賣活動，那么這也是對于文人們的一種非常的沖擊。

在古代，朋友之間因為相互切磋交流文學藝術而互相贈答的雅事，如果通過書寫收錢的形式成為一種商業(yè)化的形式，不僅是很可悲的，而且它還會間接的影響到文人們的正常交流活動。何紹基、翁同龢通過給別人書寫扇對以表達其感謝之意的行為，在清代晚期并不是一種特例。以扇作為回贈品，也反映出了官員們特殊的禮品對于收禮人來說，具有非常大的特殊意義。因為官員們的書寫作品并不作為商品出售，所以書法作品的交流就開始于互贈，交換等行為方式，雖然說它的流通范圍非常的廣泛，但是仍然在文人們的掌控當中。

因為官員們并不進行賣字交易，所以他們所創(chuàng)作的書法作品，就會被稱作為“禮品”，如果把這種以贈予作為禮品經(jīng)濟的話，那么“索求”這一行為，同樣也是中國書法史上一種值得我們研究的。相同輩分下的人，人與人之間都是相互尊重的，而對于輩分相對來說比較低的人來說，當他們向輩分，地位比較高的人索求時，總會帶有或多或少的仰慕意味。因為古代文人官員不賣字的行為，這對于索求者來說，也不會再有向別人索要字就好比是向別人索要錢一樣的心理障礙了。也正是因為如此，索要者就會變得越來越多。

因為官員們的書法創(chuàng)作作品并不代表交易貿(mào)易的商品進行出售，而且可以作為回贈的“禮品”進行索要，使得官員們在日常的生活中要進行大量的書法作品的創(chuàng)作，這也間接的促進了書法藝術的鑒賞，讓書法藝術真正的滲透到我們?nèi)粘Ｉ町斨械姆椒矫婷妗Ｍ瑫r，這也是在古代相對動蕩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仍然有大量完整的書法作品能夠流傳至今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