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淪為廢墟，一個嬰兒正在啼哭。

1937年10月，世界各大報刊不約而同地刊登了這張名為“血色星期六”的照片。

這是淞滬會戰期間，日本空襲平民的幾分鐘后，一位攝影師在上海南站按動快門記錄下的一幕。

這張照片記錄了日軍慘無人道的暴行，被國際公認為日本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罪證。

照片觸怒了日本天皇，他以5萬美元的高價，懸賞這個攝影師的人頭。

攝影師名叫黃志剛，是一位中國攝影師。

那時抗戰剛開始，中國人的血肉在日軍的鋼鐵洪流前化為齏粉。而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拿起他們的筆，在另一個戰場開始了還擊。

1937年11月8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以下簡稱“青記”）在上海南京飯店成立。

新聞的戰場里，有日本人的子彈，也有漢奸的冷槍，還有國民黨的糖衣炮彈。頂住四面八方的壓力，這群年輕人始終秉筆直書。

直到他們倒下，心臟里都流淌著最初的殷紅。

青記成立82年后的今天，是第20個記者節。此文僅為了忘卻的紀念。

長征路上的劇透型解說

1932年，上海《東方雜志》策劃了一期“新年的夢想”活動，漫畫家豐子愷畫了一張封面，他的夢想是一個兒童在水盆里洗刷中國的污垢。

盡管肥皂已經烏黑，赤子依然一遍又一遍刷洗大地。

那一年，范長江剛剛進入北大哲學系學習。

他向授課的老師提了兩個問題：一、全國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辦？

二、一個人肚子餓了，自己又沒錢，鋪子里卻堆滿食物，能不能拿來吃？

第一個問題關乎政治，第二個問題關乎道德。

老師拒絕回答，理由是和哲學無關。

他說：哲學，主要是為了弄明白各學派的情況，不是解決實際問題的。

不管實際問題？

24歲的范長江，正是一腔熱血。滿目瘡痍的中國全是實際問題，他怎么能不管？

他決定，當記者。

一開始，范長江為《晨報》、《世界日報》撰寫文化教育方面的新聞通訊，他涉獵廣泛，報道旁征博引，文筆精煉，視角獨特，吸引了當時《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的注意，邀請他做《大公報》的特約通訊員。

1935年，全面抗戰一觸即發，范長江敏銳地意識到，抗戰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一帶。他想去走一趟。

20世紀30年代，西北交通閉塞，食物匱乏，范長江收拾了簡單的行李，他沒要差旅費和工資，只向《大公報》討來一張記者證，便開始了他的西北之行——他想了解紅軍，但此行需要保密。

這次旅行，被后來所有中國新聞采寫課程老師奉為教科書：一沒門路二沒錢，采訪對象在山里打游擊，得拿雙腿去攆——你們采訪再難，有范長江難？

這10個月里，范長江沒有見過紅軍一面，但是卻準確預測了紅軍動向。

在《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中，范長江寫道，“他們(指紅軍——引者注)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肅。”然后根據紅軍當時的實力和面臨的局勢，大膽地預測，“進圖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與大小金川之間，尤無法自給…”

紅軍走向，和他的判斷基本一致。多年后，周恩來見到范長江贊聲不絕：“我們驚異你對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

范長江的采訪對象沒有官員，都是當地的百姓。他的采訪技巧也就一個：交朋友，聊。

為了報道紅軍，他沿著紅軍長征路走了一遍。翻雪山，臨沼澤，風餐露宿，路上餓殍遍地，高原氧氣稀薄，還要防著未開化的流民。

范長江走了10個月，平均每天走40里。山川地形，民風民俗，都被他記在過目不忘的腦子里。

“在這樣嚴寒的氣候下，此間男女小孩十九無褲，成年婦女大半單褲，幾乎沒有一個人沒有冷縮的模樣…”

“我們給了一塊極普通的糕餅予一個農民，他不勝驚異的吃了一半之后，臉上充滿了驚奇的感覺…”

從西北回來，范長江寫出了一篇傳世的“10萬+”報道——《中國的西北角》。

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報道過紅軍。一月之內，《中國的西北角》初版幾千本售罄，一年內再版9次。

美國記者斯諾閱讀了范長江的文章后，于1936年6月輾轉來到延安，采訪紅軍和毛澤東。斯諾的那本《西行漫記》，讓整個世界的關注焦點投向了紅色延安，使更多的人了解了紅軍及毛澤東。

后來，毛澤東曾親筆致函范長江：“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深致謝意。”

范長江真正見到延安的面貌，是在西安事變之后。

1936年年底，西安事變爆發，張楊兵諫蔣介石，不久，張學良又親自護送蔣回南京。

一時間人心惶惶，罵張叛徒的，傳蔣去世的，各種小道消息傳來，真假難辨。范長江“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到西安去，一探中國政治之究竟。”

當時西北交通對外完全阻隔，范長江到處求人，先冒險飛到蘭州，又說服甘肅省主席兼51軍軍長于學忠，派了一輛軍用卡車和數名全副武裝的隨行護衛。

1937年2月2日晚上，范長江終于頂風冒雪穿越亂軍抵達西安。

他馬不停蹄地采訪了周恩來總理，又訪問了延安紅區。第二天晚上，范長江趕回上海，連夜寫就《動蕩中之西北大局》，揭開了西安事變的真相。

在《陜北一行》里，他還記錄了共產黨的轉變：

“在理論上，由階級斗爭變為民族革命解放戰爭，在策略上，由‘反蔣抗日’變為‘聯蔣抗日’乃至‘擁蔣抗日’”。

范長江的文章，狠狠打臉了國民黨的報告。

蔣公勃然大怒，將《大公報》的總編張季鸞狠罵一通，嚴查范長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但范長江沒有停下手中的筆。

全面抗戰爆發后，為了更好地報道前線新聞，“青記”成立，戰爭膠著的時候，范長江常常在凌晨一兩點，從前線用軍用電話口述稿件，《大公報》編輯部記錄后送往印刷廠，第二天早上，最新消息即可見報。

范長江在前線

“長江一支筆，勝過百萬兵”，這些火線中發出的新聞緊緊牽動著當時的輿論，每當戰斗勝利的消息見諸報端，民眾抗日的信心就增強一分，為風雨飄搖中的國人，帶來了勝利的希望。

范長江曾經寫過一首詩紀念魯迅：

橫眉冷對眾虎狼，俯首甘為牧牛郎。

層層迫害骨愈硬，種種欺蒙瓦上霜。

手無寸鐵兵百萬，力舉千鈞紙一張。

堅持真理勇戰斗，先生火炬照四方！

“手無寸鐵兵百萬，力舉千鈞紙一張”，這句話，用來形容像范長江一樣以筆為槍的新聞人，或者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都再合適不過。

“為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而呼號”

——1938年1月范長江為《新華日報》創刊號的題詞

窮死的書店老板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去世，有人在上海各界公祭魯迅先生的大會上發表演講，只有一句話：

“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話來紀念先生：許多人是不戰而屈，魯迅先生是戰而不屈。”

短短數字，字字泣血。

這個人就是鄒韜奮。

1931年9月26日，9·18事變發生8天后，鄒韜奮在《生活周刊》上做了詳細報道，從這一刻起，為了宣傳抗日，鄒韜奮再也沒有放下過筆。

1932年7月，鄒韜奮在上海創辦“生活書店”，是三聯書店的前身，今天，三聯書店已經成了讀書人心里的一座豐碑。

鄒韜奮本命鄒恩潤，發表文章的筆名叫鄒韜奮，一面韜光養晦，一面奮斗不息。

20世紀初，美國新聞界曾發起一股揭露丑聞、譴責腐敗、呼喚正義的運動，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把這些揭露新聞的記者比作“埋頭收集污物，不愿抬頭看天的人”——掏糞者，但記者們接受了這個帶有貶義的稱呼，并把這場揭黑運動，稱為“掏糞運動”。

鄒韜奮改名意在自勉延志，但作為一個新聞人，他和這場運動，神奇地發生了聯結。

鄒韜奮主張團結抗戰，譴責投降賣國，他創辦的上海書店甚至出版了馬克思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這相當于旗幟鮮明地站在了共產黨一邊，也因此，遭到國民黨的忌恨。

對鄒韜奮這樣聲名赫赫的記者，專門有一批“文化特務”，他們負責搜集文藝界名人演講、出版動態、文化團體及作家往來等情報，匯報給上級。

針對進步文人，國民黨準備了三個選擇：

一是招安，成為國民黨“御用文人”；

二是嚴格審核，文章一旦出現敏感字眼，一律查封；

三是標記黑名單，名字遞給藍衣社。

藍衣社是國民黨的一個內部組織，他們統一著藍色軍裝，管理嚴格，紀律完善，主要任務是清除一切共產黨。

“黑冊子”、《鉤命單》、“十三太保”…“藍衣社”三字像瘟疫，成了無數知識分子的噩夢。

魯迅先生《南腔北調集》收錄的《我的種痘》一文，以充滿諷刺的筆調寫到：“……即使載在該殺的黑冊子上，也不十分驚心動魄了……”

鄒韜奮被“利誘”過。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讀者來信，揭露國民黨交通部長兼大廈大學校長的王伯群利用權勢，納該校畢業生為妾，還用50萬元臟款在建私宅藏嬌。鄒韜奮親自調查核實之后，一鼓作氣寫了一篇揭露文章，王伯群聞訊送上10萬元，請求鄒韜奮不要刊載，遭到嚴詞拒絕。

鄒韜奮被“收編”過。

有人說，把上海書店、正中書局和獨立出版社三家合并，正中書局是國民黨黨營出版機構，合并就相當于被收編，不能做獨立自由的言論，他拒絕了，書店就多次被查封。

鄒韜奮也被“招安”過。

在他流亡香港前，國民黨高官劉健群、張道藩來探聽口氣，后來杜月笙出面，邀請鄒韜奮去南京見蔣介石，有人說，蔣公想請他做“陳布雷第二”，要求“堅決挽留”，幫南京政府做事。

陳布雷本來是一個正直廉潔的文人，七七事變后，蔣公發表的抗戰宣言，“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就是出自陳布雷之手，他被蔣介石三顧茅廬請出來，做第一秘書，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

但一旦被“御用”，往往身不由己。

陳布雷幫蔣介石編了許多謊言，最典型的是《西安半月記》。當時西安事變本無弒君、篡權之意，但文章把張、楊說成是犯上作亂的叛逆，美化蔣在危難中鎮定自若，對下屬曉以大義，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轉危為安。

有個記者曾形容這個行當：

“這道門檻之后并不是金銀鋪地的溫柔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里更像是一個祭壇，供奉著世間最危險的權力。”

鄒韜奮的愿望很簡單，“人人有飯吃，人人有書讀，人人有民主權利”。

1936年11月22日夜，蔣介石下令逮捕了鄒韜奮和救國會的其他領導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如此倒行逆施引起全國上下強烈反對，張學良上書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七君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到拒絕，隨后，西安事變爆發了。

而鄒韜奮，直到1937年7月底才被釋放。

8月1日，鄒韜奮做了一場“在出獄歡迎會上的演說”：

“時光過得真快，我這后生小子，不自覺地干了15年的編輯。為著做了編輯，曾經亡命過；為著做了編輯，曾經坐過牢；為著做了編輯，始終不外是個窮光蛋，被靠我過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樂此不疲”，自愿“老死此鄉”。”

“樂此不疲”的鄒韜奮馬上創辦《抗戰》三日刊，并在次年7月與《全民》周刊合并，更名為《全民抗戰》三日刊，銷售量突破30萬份，居全國刊物發行量之冠。

賣了這么多書，但鄒韜奮一家過得卻很“寒酸”：撐不下去的時候，要天天往當鋪跑，到香港一點生活費都沒有，靠朋友幫忙預支的稿費過活。

不到10年的時間，鄒韜奮曾流亡6次，因此也被稱為“流亡記者”。

1942年1月，他輾轉來到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本以為可以安穩地生活，卻被查出耳癌。

1943年，耳朵痛到難以忍受，鄒韜奮不得已又回到上海治病。

頂著國民黨的搜捕，鄒韜奮換了四家醫院才成功確診。

此時，耳癌已經發展成腦癌。他一只眼睛失明，鼻孔流出膿水，痛到忍不了，要靠癮品杜冷丁來緩解。再后來，甚至杜冷丁也不靈了。

在他住的醫院病房外，種著一排石榴樹。家人去找算命先生，人家說“等石榴紅的時候就見分曉了”。

一語成讖。

1944年7月24日，石榴開得正紅。鄒韜奮突然呼吸急促，嘴唇翕動，話已說不出來。

家人遞出紙和筆，他顫顫巍巍寫出三個字“不要怕”。

清晨的陽光照進來，他身上蓋一床薄棉被，骨架透過被子凸顯出來，瘦到不成人形。

鄒韜奮赤條條地走了，坦坦蕩蕩。

四年之后的1948年11月13日，那個國民黨第一御用文人陳布雷，突然吞安眠藥自殺。在他瘦如柴的手里，握著留給世界的最后一句話：讓我安靜會。

恐怕，陳布雷連做夢都良心不安吧。

一個選擇，兩種人生。

后來的我們

小說《白輪船》里有句話：

“先知不知道自己是先知，強盜才知道自己是強盜”。

我們今天懷念的很多偉人，不是因為他是偉人，而是因為，在一切未知的時候，他做了偉大的事情。

1991年，以范長江的名字命名的范長江新聞獎設立；

1993年，以鄒韜奮的名字命名的韜奮新聞獎設立；

2005年，兩個獎合二為一，成為“長江韜奮獎”，是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的最高獎項。

為了紀念這些以筆為槍的人，從2000年開始，青記成立的11月8號，被定為記者節。

但今天，記者們既不放假，也沒什么慶祝儀式。

準確地說，他們一年365天幾乎沒有假期。

但有新聞的地方，就有記者。有記者的地方，就有真相。

電影《熔爐》有一句臺詞，形容記者也很貼切：

我們一路奮戰，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著名新聞人普利策說過，“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

11月8日，本來是一個普通的冬日，但幸好有了這群瞭望者，世界才特別起來。

堅守者正在堅守，理想者還在沖刺。

“祝愿陽光打在你的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