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家

相關部門應采用靈活多變的策略，對已涉嫌違法的花樣“炒豬團”，進行全方位的精準打擊，切實維護民生。

據澎湃新聞報道，今年10月底，有“炒豬團”在黑龍江哈爾濱附近通過無人機向生豬養殖企業投放非洲豬瘟病毒，相關企業則使用無人機管制設備防范投毒，卻意外造成了附近民航GPS信號被干擾。目前，企業私設的無人機管制設備已被收繳。但據新京報最新報道，被“投毒”企業所在地相關職能部門回應稱，沒有發現有人向當地豬場投放非洲豬瘟病毒。

此前，據《半月談》報道，非洲豬瘟疫情發生以來，某養豬百強縣就曾出現無人機在生豬養殖區投放非洲豬瘟病毒的案例。為此，哈爾濱這次事件雖尚存疑點，但相關部門仍需有所防范，以維護養殖戶的利益。而此事也讓更多人知道，在炒房、炒幣之外，還有“炒豬團”這樣一個群體。對這個群體，各方有必要多長個心眼，別被“炒豬團”蒙進“殺豬盤”。

事實上，“炒豬團”并非“新物種”，至少在2011年就見諸報端。《解放日報》當時報道稱，在收豬人業內廣泛流傳一個案例：某浙江老板，于去年（2010年）年底一次性抓了5000頭80多公斤的中豬進行囤積，兩個月后，將被養到120多公斤的豬拋售，一下子幾百萬元到手。賺錢如此短平快，讓大量民間資本眼紅，以浙江游資為代表，滬皖等地迅速跟進，可能就出現了最早的“炒豬團”。

“炒豬團”的邏輯很簡單：低買高賣。低買高賣本無問題，這符合市場最基本的邏輯，但前提是手段要正當。而反觀這些“炒豬團”，他們為了壓低收豬價格，祭出各種花招，套路連連，典型者比如：無視生豬跨省流動的各種嚴格限定，跨省收豬、販豬；買通監管人員，偽造手續證明，偷運生豬；向養殖場戶投放丟棄的死豬，散播疫情謠言，制造社會恐慌情緒，壓低收豬價格，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炒豬團”基本是一群沒有底線的投機分子，他們以各種非正當手段擾亂生豬養殖秩序，不客氣地說，在民眾普遍對豬肉價格上漲感觸較深的情勢下，這是發不義之財。

顯而易見，任何一種違背真實性的“炒作”，都不過是炒作者通過制造一種信息或產品的稀缺性，來收割公眾的恐慌與他們口袋里的錢財罷了。但炒作者們躲在暗處，民眾無力反抗這種惡意操縱。為此，公共治理部門當有所作為。事實上，相關部門也已多次發文、開會，強調要嚴厲打擊“炒豬”行為。

比如，今年7月，農業農村部印發《關于打擊和防范“炒豬”行為 保障生豬養殖業生產安全的通知》，要求加強聯防聯控，強化動物防疫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的銜接，嚴厲打擊“炒豬”團伙；12月17日，該部相關負責人在回答相關提問時也稱，“炒豬”行為涉嫌違反《動物防疫法》，嚴重影響非洲豬瘟防控工作正常開展，嚴重破壞生豬生產秩序，嚴重損害養殖者的合法權益。

相關數據表明，這輪豬肉價格行情同比去年上漲了一倍多，已經成為實實在在的民生痛點。在此時機之下，“炒豬團”以各種不當手段囤積居奇，既無道義，也違反法律。

綱舉則目張，上層文件已經為打擊“炒豬團”提供了思路，相關方面在做好“加快恢復生豬生產，做到保供穩價”宏觀調控的同時，也要配合各地嚴肅整治“炒豬”等擾亂生豬市場的不法行為。而且，從花樣繁復的“炒豬”手段來看，地方相關部門也該做好準備，采用靈活多變的策略，進行全方位的精準打擊，以切實維護民生。

□王言虎（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