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水準的必需經濟，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可是不必需的超水準經濟，卻對人生并無積極價值。不僅如此，甚至可成為無作用，無價值，更甚則可產生一些反作用與反價值。此種經濟，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 照人生理想言，經濟無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無限向上。抑且領導人生向上者，應非經濟，而實別有所在。此一觀點，實乃中國人對于經濟問題之一項傳統觀點，其在中國經濟史之發展過程中，甚屬重要。 我們要研究中國經濟史，必須先著眼把握此點。此亦中國歷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

中國古人，似乎很早就覺悟到我上面所說低水準經濟之積極價值方面去。正為對于人生的低水準經濟需要易于滿足，于是中國歷史很早就輕松地走上了一條人文主義的大道。中國的人文主義，亦可說是人本位主義。因此中國歷史上各項經濟政策，亦都系根據于其全體人群的生活意義與真實需要，而來作決定。農業經濟，最為人生所必需。其它工商業，則頗易于超出此必需的水準與限度以外，而趨向于一種不必需的無限度的發展。 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般，人生似乎轉成追隨在經濟之后。經濟轉為主，而人生轉為副，這是本末倒置了。

中國的歷史傳統，常能警惕地緊握著人生為主而經濟為副的低水準的經濟觀。故談及經濟問題時，常特別注重于“制節謹度”這四個字。節與度即是一水準，制與謹則是慎防其超水準。中國人傳統意見，總是不讓經濟脫離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無限發展。此項發展，至少將成為對人生一種無意義之累贅。 一部中國經濟史，時常能警惕著到此止步，勒馬回頭，這是一大特點。……

無論富與貧，同樣不該超水準，而此水準則以人生的理想為依歸而樹立。人都該能活著，而尤該活得近理想。……僅知有經濟，不知經濟以外有人生，則富必然會驕，因驕而生出人類相與之不和與不睦來。這些不和不睦，卻非經濟所能解決。……道義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則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當以道義為經濟立限度。偏重功利，則易趨于無限度。

——《中國歷史研究法》

宋人所著《太平廣記》一書，其中所載瑣事軼聞，大可想見在當時中國各地之商業情況，足可打破我們所想象中國永遠留在農村社會之一假想。我們盡可說，中國工商業一直在發展情況下繁榮不衰，惟遇到達社會經濟物質條件足以滿足國民需要時，中國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轉換方向，將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國歷代工商業生產，大體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諸項目發展到一個相當限度時，即轉而跑向人生意義較高的目標，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業品能予以高度之藝術化。遠的如古代商、周之鐘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絲織、刺繡，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們所謂文房四寶，筆精墨良，美紙佳硯，此類屬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質之精美，制作之纖巧，無不遠超乎普通一般實用水平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藝術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決非由牟利動機在后作操縱。又如中國人的家屋與園亭建筑，以及其屋內陳設，園中布置，乃及道路橋梁等，處處可見中國經濟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觀點上，而不放縱牟利上。 我們治中國經濟史，須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體系中來此表現。若專從經濟看經濟，則至少不足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

——《中國歷史研究法》

錢穆（1895—1990），史學大師、國學大師。著有《國史大綱》《國史新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研究法》等1700余萬字的史學和文化學著作。

微信號：qianmuyuzg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