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史上罕見。一個君王到底應該活多久才算對這個國家有貢獻，有時候真的是一個難以判定的課題。你就比如說康熙吧，從他8歲登基到14歲親政，前四十年可謂大展宏圖，開疆擴土，擒鰲拜、平三藩等等，可是到了后二十年，因為諸皇子爭奪嫡位，搞得自己焦頭爛額。

康熙皇帝在很多場合也說過，要不是因為諸王奪嫡的情況，他也許有精力和能力改革弊政，澄清吏治，使得大清王朝更上一層樓。可是，有一個典型的數據證明，康熙的后二十年確實沒有什么作為，那就是國庫存銀，這個指標標志著國家的運行血脈是否康健，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錢，干什么都百搭。

康熙皇帝不是沒有看清自己的問題，而是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把這個希望寄托在后世之君的身上。所以，他也在很多場合說過，要改革弊政，吏治清明，是十分重要的。對于這一點，他那些爭先恐后爭奪嫡位的皇子們也不是沒有這樣的心思，但是苦于不在其位，難為其政，首先沒有謀求到皇位，又怎么去貫徹落實康熙的思想呢？

所以說，對于康熙皇帝那些具備干才能力的兒子們來說，并非只有胤禛才會實行新政，改革弊政，但凡誰上臺，基本都會按照改革這個思路進行，至于改革改得有多深，走得有多遠，以怎樣的方式進行，那就不好說了。

縱觀雍正即位之后，他的政治思路，首先通過利用各勢力集團完成政治穩定，然后擺平他們，打擊掉各勢力集團后，全面實施新政改革，當然，改革和新政并非是所有的政治基礎建立后才開始的，而是慢慢滲入鋪陳開始的。八王黨在雍正四年被打掉，年羹堯在在雍正二年打掉，隆科多則是在雍正五年被打掉。雍正要打掉這些勢力的原因，即在于他們的勢力集團侵犯了皇權的利益，盡管在史料中，很多人認為雍正打掉他們實在有“莫須有”的嫌疑。

集團勢力太大，即所謂形成朋黨，是康熙和雍正都十分忌憚的事情，如果不打掉這些朋黨，雍正的改革和新政就難以實行，就難以推進整個國家機器的前進。

雍正的用人方略確實別具一格，雍正曾說：人才難得為帝王第一苦衷。又說：朕從來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自取疑。這些感嘆充分表明了雍正對于人才的渴求和希望，也奠定了他選人用人的獨特風格。古時科舉盛行招納國家人才，但是在雍正手里，真正成為左膀右臂，恩寵不衰的卻都非科甲人士。這就是雍正手中所謂的“三駕馬車”，田文鏡、李衛和鄂爾泰。

雍正初年的時候，田文鏡其實已經有六十多歲了，他出身于漢軍，因為祖上漢軍的原因，他是可以不必經過科考入仕的。有一次，他被命令前往陜西省祭奠華山之神，經過山西的時候，看到百姓饑饉，很多人快要餓死了，地方官卻沒有上報，這讓他很氣憤，于是將這件事上報給了雍正，雍正很生氣，命他為欽差前去救災，就這樣，田文鏡挽救了幾十萬山西百姓的生命。田文鏡就這樣走進了雍正的視野。山西賑災結束后，田文鏡被任命為河南布政使，很快還被提拔為總督。他治理河南十年，被稱頌為政績天下第一。

推行耗羨歸公的首倡，便是河南的田文鏡。清朝的財政體制很單一，打個比方說，清朝財政來自于稅收，如果也分中央稅和地方稅的話，中央稅則是定好了的，各個省按照定額上解就行了，地方及中央官員的工資很少，不足以養活自己及家人，所以，就必須靠在中央稅的基礎上征收附加稅，我們假定這就是地方稅。附加稅大都用來解決官員工資的補貼，但是在清朝的法律上，是沒有保障的，故而這種附加稅就有很大的變數，地方官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田文鏡對這件事非常不滿，認為長時間下去，百姓枯竭，于國不利，于是上書雍正，在河南實行耗羨歸公的政策。其實這項政策很好理解，就是將附加稅合法化，換做現在的財政語言，就是將預算外收入按照預算內收入一樣管理，這樣，地方官對地方財政稅收的權力就暴露在陽光之下了，也就關進了制度的籠子，“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現象逐步得以杜絕。

在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為什么清政府直管中央稅，對官員開出極少的工資標準，合法化難道就這么難嗎？作為封建社會的君主，為了表明自己的英明，他是不希望通過加稅或者增費來施政是，因為史官會記載，后世會評說，這與君輕民重的思想不吻合。換句話說，就是那些君王們推卸責任，害怕留下罵名卻置百姓于不顧，他們不承認附加稅的存在，就表明君主的英明。但正是因為這樣，沒有對附加稅進行管制，反而導致了地方官搜刮民脂民膏的現象，所以，雍正的這項改革具有很深遠的意義。

李衛，捐納出身，就是出錢買的個官。李衛的家底實際上是很充足的，在地方上可謂是一個富豪，所以，他非常瞧不起那些當官的拿一點權力換取一些不正當的小錢，他總希望自己能干出一些驚天動地的大事，希望自己有所作為，但是在封建社會，除了做官，他別無選擇。但是他不想十年寒窗苦讀去博取個功名，所以，就買了個官兒。

雍正元年，李衛被任命為云南掌管驛站和食鹽專賣的鹽驛道，他一上任，馬上大搞揭發，將屬下十多名官吏和數名武官的不軌行為上奏朝廷，得到雍正的贊賞，第二年，就被雍正升職為布政使。很多官僚為此痛恨李衛，但是李衛卻得到雍正的信任。

李衛的命運似乎一直很好。雍正三年，李衛被任命為浙江巡撫，漂亮的解決了浙江鬧饑荒的事件，此后，浙江年年豐收，天時幫助李衛深受雍正信賴。與此同時，福建就不那么走運了，福建的饑荒使得巡撫毛文權束手無策，由于市場上糧食倒賣成風，毛文權驚慌失措，難以平抑地方糧價，雍正命令閩浙總督高其卓前往解決，當時李衛正是他的屬下。高到建后，對毛文權的失職庇護，市場糧價格卻依然沒有降下來，雍正只好另派監察官檢查，監察官查出事實后，福建多人遭到彈劾，高被撤銷閩浙總督之職，改福建總督。李衛撿漏，升為浙江總督。

李衛在浙江干了很多有利于百姓的事。比如取締黑市私鹽，打擊盜匪等，后李衛到直隸做總督，也是一路風調雨順。

第三位是滿人鄂爾泰。雍正信任鄂爾泰源于意見很有意思的事。雍正還是皇子的時候，鄂爾泰在內務府任職，就知道他為人很不錯，一次胤禛擺脫他做一件事，但是卻被鄂爾泰拒絕，鄂爾泰說：朝廷有規矩，皇子不宜結交外臣。

鄂爾泰的回復讓雍正覺得這人很將原則，值得欣賞，于是登基后提拔他為云貴總督。云貴山區少數民族居民眾多，當時很不穩地，小有叛亂，于是雍正派他去平定，鄂爾泰妥善的處理了這些民族矛盾，得到雍正的高度贊賞。

鄂爾泰的主要功績是平定苗疆的少數民族叛亂，穩定少數民族地區的局面，“改土歸流”的主要執行者就是鄂爾泰。所謂“改土歸流”，就是少數民族地區以前分散管理，自我管理，將他們全部納入中央政府管理，由中央政府派官員對少數民族進行治理，這促進了民族大融合的發展，有利于政治穩定。

當年羹堯、隆科多、八爺黨這些政治勢力煙消云散的時候，雍正開出了他的“三駕馬車”，對于這些政治勢力的掃蕩和對“三駕馬車”的任其馳騁，無疑表現出雍正成熟的政治頭腦和策略。他的某些手段可能過于激烈，但是絕非無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