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閱讀張愛玲的文字前，是需要焚香沐浴的。可惜我手邊既沒有香爐可點，又無法即刻更衣躍入水中，只好供出一顆潮濕而忙亂的心。冰天雪地的時節還未到，文字的森然料峭已將整個人封凍起來。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激戰正酣。這一年的5月，年僅23歲的張愛玲憑借《沉香屑﹒第一爐香》在上海文壇一炮而紅。6月，她推出了《沉香屑﹒第二爐香》。此后，她在各種刊物上陸陸續續發表了一系列小說、散文。她的《金鎖記》曾被夏志清先生譽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一位女作家，尤其是一位身處風雨飄搖的戰爭背景下的女作家，她如何能夠于亂世中謀得一隅清靜之地，用以構筑自己的文學世界？如何能夠擯棄外界的種種猜度與非議，矢志不渝地書寫自己對于生活、對于人生、對于命運的深刻思索？她的成長環境、閱讀譜系、早年經歷又是怎樣地與她內心的纖細敏感交織在一起，從而滲透進她文字的絲絲縷縷？

我一直認為，一個人，若是離開故土去往一個新的地方，要么是被情勢所迫，要么是這個新的遠方具有某種無可抗拒的吸引力。實際上，這兩種心理往往是相伴而生。在抵達遠方的過程中，總有兩種內心力量在抗衡：回去還是留下？動物種群中存在季節性遷徙，但人類的遷徙，多半是自發性、個體性、臨時性的。“趨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面對危急的現實情況，人類自身就會啟動“應急預案”。在張愛玲的《第一爐香》中，上海女孩葛薇龍投靠在香港的姑母。站在“半山大宅”的走廊向花園望：“這園子仿佛是亂山中憑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盤。”似乎，也是亂世中一個“神”賜的金碧輝煌的庇護所——無所憑依、無根無據。突兀的驚心動魄，也華美的不可方物。對于葛薇龍來說，離滬抵港兩年，第一次到姑母家拜訪，看到如此華麗的景致、謹嚴的布置，讓她產生了種種“眩暈之感”。姑母的“金漆托盤”里栽種著齊齊整整的長青樹、纖麗的英國玫瑰、小小的杜鵑花一路摧枯拉朽燒下山坡……園子外面是濃藍的海、白色的大船。張愛玲筆下的色彩和景物之間獨到的對照手法，不僅展示出她獨特的觀察力和審美力，而且也映照出她內心的復雜與敏銳。由外及內，從仿若“金漆托盤”的園子到流線型的房屋，張愛玲的觀察和類比不可謂不細致：“這座白房子是流線型的，幾何圖案式的構造，類似最摩登的電影院…屋頂上蓋了一層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綠的，配上雞油黃嵌一道窄紅的邊框。窗上安著雕花鐵柵欄，噴上雞油黃的漆。屋子四周繞著寬綽的走廊，地下鋪著紅磚。從走廊上的玻璃門里進去是客室，里面是立體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幾件雅俗共賞的中國擺設。爐臺上陳列著翡翠鼻煙壺與象牙觀音像，沙發前圍著斑竹小屏風……”從顏色到形狀，從方位到布局，張愛玲的眼睛就像一只照相機，目力所及的范圍，她都精確而傳神地攝錄下來。姑母的宅邸——一個洋溢著現代風格，又遵守著某種古老法則的小世界。

從姑母那里的娘姨大姐、丫鬟小姐的刻薄日常對話里，薇龍領教了姑母這幢大宅邸內部復雜的人情冷暖。作者張愛玲就出生在一個前清的沒落貴族之家。對于人世的更迭、人情的親疏一定有她自己的切身體驗。因而，張愛玲在描寫這些對話時，顯出比別人更為練達和熟稔的駕馭能力。而薇龍與自己的姑媽的第一次見面，也可說是一個心高氣傲的年輕女孩與一個習慣逢場作戲的中年女人的一番“較量”:

“薇龍放膽上前，叫了一聲姑媽，她姑媽梁太太把下巴腮兒一抬，瞇著眼望了她一望。薇龍自己報名道：“姑媽，我是葛豫琨的女兒。”梁太太劈頭便問道：“葛豫琨死了么？”薇龍道：“我爸爸托福還在。”梁太太道：“他知道你來找我么？”薇龍一時答不出話來。梁太太道：“你快請罷，給他知道了，有一場大鬧呢！我這里不是你走動的地方，沒的沾辱了你好名好姓的！”薇龍陪笑道：“不怪姑媽生氣，我們到了香港這多時，也沒有來給姑媽請安，實在是該死！”梁太太道：“喲！原來你今天是專程來請安的！我太多心了，我只當你們無事不登三寶殿，想必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當初說過這話：有一天葛豫琨壽終正寢，我乖乖地拿出錢來替他買棺材。他活著一天，別想借我一個錢！”被她單刀直入這么一說，薇龍到底年輕臉嫩，再也敷衍不下去。原是濃濃的堆上一臉笑，這時候那笑便凍在嘴唇上。

姜到底是老的辣。從薇龍剛開始的“放膽上前”，表明薇龍對自己的姑媽還是有著幾分懼色的。這種“放膽”，倒不是刻意要凸顯薇龍的膽小，而是要突出薇龍因時局所迫離開自己上海的家，如今來到了香港的姑媽的宅邸，加之姑媽身邊那些三姑六婆嚼舌根，讓薇龍的心里飽含著寄人籬下的凄苦，也潛藏著對于未知命運的憂懼。隨后，薇龍表明了自己與姑媽的親戚關系，不卑不亢的鎮定風度令人贊嘆。雖然姑媽以譏諷的語調對薇龍迎面一擊，但薇龍仍然坐懷不亂，依舊不疾不徐、不卑不亢，既沒有失掉身份，同時也展示出對姑媽的尊敬，并未與她發生正面沖突。緊接著一來一往的對話，薇龍漸漸敗下陣來。這番對話進行到最后，與其說是一種溝通的失敗，不如說是薇龍在自己處于劣勢境況時的一種溝通的妥協與自保。這是薇龍借居人下的一種生存哲學。她懂得何時“放膽”，懂得何時邁步，同時，也懂得何時該迂回，何時該撤退。但是，面對姑媽尖刻得令人發指的冷嘲熱諷，一個未經世事的年輕女孩，又怎么能敵得過？這一段年輕薇龍與年長姑母的第一次對話，將兩個不同時代、不同身份地位的女人的性格特征淋漓極致地展現出來。通過一系列精準的動詞、尖刻的語言，人物的形象躍然紙上。

緊接著，張愛玲繼續通過薇龍的觀察，描寫梁太太的神態：

“梁太太不端不正坐在一張交椅上，一條腿勾住椅子的扶手，高跟織金拖鞋晃悠悠地吊在腳趾尖，隨時可以啪的一聲掉下地來。她頭上的帽子已經摘了下來，家常扎著一只鸚哥綠包頭，薇龍忍不住要猜測，包頭底下的頭發該是什么顏色的，不知道染過沒有？薇龍站在她跟前，她似乎并不知道，只管把一把芭蕉扇子磕在臉上，仿佛是睡著了。”如果說第一次薇龍眼里的姑媽留給薇龍的印象主要是說話不留情面，那么此時的姑媽則展現了另一種風情——放任而懶散，一種竭力想保持威嚴又無所謂威嚴掃地的慵懶情調。之后，姑媽與薇龍展開了第二次對話。這時候的薇龍已經坦然將自己的困窘向姑媽和盤托出。實心實意、低聲下氣與陪笑并用，薇龍在最后與姑媽的言語交鋒中占據了有利地勢： “姑媽忘不了，我也忘不了，爸爸當初做了口舌上的罪過，姑媽得給我一個贖罪的機會。姑媽把我教育成人了，我就是您的孩子，以后慢慢的報答您！”這一番情真意切的說辭，足見涉世未深的薇龍的情商之高：她不僅站在姑媽的角度上“換位”思考，替自己的父親打了圓場，而且她還“精心”設計好了自己的后路。一句簡明扼要的話語里包含了豐富的意味，包含了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層希望，而且表達的滴水不漏、層次分明、情感真摯，無怪乎姑媽此時已經軟了下來。 “梁太太只管把手去撕芭蕉扇上的筋紋，撕了又撕。薇龍猛然省悟到，她把那扇子擋著臉，原來是從扇子的漏縫里釘眼看著自己呢！”看得出來，姑媽不是無聊到將手里的扇子撕來撕去，她可能是在猶豫，更多的是從薇龍的話語里考驗出薇龍是不是一個可造之才。這番對話，瞬時將薇龍的窘況扭轉過來，姑媽耐心地詢問薇龍是不是打算住讀、問薇龍她的爸爸會不會在其中生事端、又問薇龍會不會彈鋼琴有沒有打網球的衣服，最后關心起薇龍的身材。最后，連梁太太家里的小丫鬟，都對薇龍另眼相看，用張愛玲的話說：“那一份殷勤，又與前不同了。”自己靠努力換來的一份接納是如此地得來不易，這種感受是無比真切的。

“薇龍沿著路往山下走，太陽已經偏西了，山背后大紅大紫，金絲交錯，熱鬧非凡，倒像雪茄煙盒蓋上的商標畫。滿山的棕櫚、芭蕉，都被毒日頭烘焙得干黃松鬈，像雪茄煙絲……那白巍巍的房子，蓋著綠色的琉璃瓦，很有點像古代的皇陵……薇龍自己覺得是《聊齋志異》里的書生，上山去探親出來之后，轉眼間那貴家宅第已經化成一座大墳山；如果梁家那白房子變了墳，她也許并不驚奇。她看她姑母是個有本領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時代的巨輪，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滿清末年的淫逸空氣，關起門來做小型慈禧太后。”薇龍獲得了姑母的認可與接納，看到的景色又是全然不同了。張愛玲在描寫這種困窘過后的釋然之境況，總能有出人意料的神來之筆，這種比喻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是完完全全從作者的內心和眼睛里涌出。薇龍首先感到了內心的無比歡愉，所以那自然景象也著染上了主人公情緒的色彩，正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雪茄煙盒蓋上的商標畫”這一形容摩登又世俗，一種不真實的奇幻感襲來。薇龍一直往前走，走到月亮沒有了，便站住歇一歇腳，這時的她，又感到了惘然。回頭看姑媽的家，竟然覺得像“古代的皇陵”，又是一種別樣之感——衰頹、死寂、荒蕪、久遠之感遍歷周身。最絕妙的是，她隨后運用魔幻的手法，將姑母的宅邸在想象中變成一座大墳山。從剛踏入姑母家感受到的“野杜鵑一路摧枯拉朽燒下山坡的金漆托盤”，到后來的“雪茄煙盒的商標畫”，再到最后的“大墳山”，薇龍眼中的世界是如此的魔幻而神秘，這些精妙的譬喻有時讓人心馳神蕩，有時讓人想入非非，有時讓人感到寒意森森。一方面，由于張愛玲出生在一個晚清沒落的貴族宅邸，自然是耳濡目染種種時代的遺存；另一方面，無論是各種積極抑或消極的、新的力量和舊的傳統、西方與東方的交匯等等，都在她體內潛滋暗長。除此之外，人情的親疏冷暖在她的文字中也有許多著墨。小丫鬟們之間的對話，也頗有《紅樓夢》等古典文學的遺風。張愛玲既善于運用古典文學的傳統，又頗得現代小說的精髓，使得文字既具有古典的雅致和余韻，又兼具現代的魔幻與內省。

葛薇龍，這個二十來歲的普通上海女孩，初次造訪這座氣宇恢弘的“金漆宅邸”，她像一朵純潔無瑕的山茶花，即將成為這只“金漆托盤”中最耀眼的禮物。她的命運，最終是被托舉著送到誰的面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