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虹（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莎士比亞說：“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讀罷《紅樓夢》，同樣會產生不同的閱讀感受。對于這種不同，最為經典的闡述是魯迅先生說的：“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薄都t樓夢》流傳到今天，讀者的眼光隨社會變遷亦有更加復雜的變化。在對《紅樓夢》百余遍的文字查檢之余，陳大康先生對小說的語言風格作出了自己的數理定位之后，以一個數學家的眼光，抽絲剝繭，為榮國府算了一筆經濟賬。

《榮國府的經濟賬》 陳大康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之所以要算這筆經濟賬，源于陳大康先生在閱讀小說時產生的一些疑問，比如：林黛玉是讀者最偏愛的人物之一，賈雨村是最令人厭惡的人物之一，可是林如海為什么會賞識賈雨村，曹雪芹為什么又偏偏安排他去做了林黛玉的老師？再比如，賈蘭是榮國府的長房長孫，深受賈母與賈政的憐愛，可是他的親祖母王夫人為什么卻好像從無表示，不僅如此，還趁著抄檢大觀園的機會，把他的奶媽趕了出去？王夫人跟李紈是婆媳關系，為什么小說中卻從沒有兩人的對話？

類似的疑問，或許也曾經在我們的閱讀中出現過。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對人物的認知與判斷都來自于文字中的明確描寫，或者說作者有意讓我們注意到細節。故事在一年四季、花開花謝中輪回，生活在繁華著錦、烈火烹油中浮浮沉沉，其間穿插著各色宴會，裙釵環佩，形形色色的人物，琳瑯滿目的物品，初讀紅樓，很容易被其中哀感頑艷的纏綿所吸引，在行云流水般的敘述中產生心理上的共情，從而沉浸其中，忽略掉小說作者不動聲色地暗藏在文字背后的世界。

陳大康先生顯然不是這樣。他說：“我對《紅樓夢》的研究，可以說是始于對作品的捺字點數。”而最初的起因則是1980年陳炳藻先生在威斯康星大學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宣讀的《從詞匯上的統計論〈紅樓夢〉的作者問題》一文。那篇文章抽取了小說的部分文本，通過四組比對，得出小說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作者是一個人的結論。而同樣出身于數學系的陳大康先生認為，能否借助計算機統計來判斷文學作品，其關鍵并不在于計算機，而在于研究者的設想及其操作的手段，陳炳藻先生的設計在母體與樣本的設定以及統計數據和檢驗指標上，都令人難以信服。因此，當1982年人文社出版了新校本《紅樓夢》之后，大康先生以全書72萬字為統計對象，對其中包括虛字、句長以及專用詞匯的使用習慣等方面，進行了樣本的統計與清點。

把文學作品分解并重新排列組合生成數據庫的做法，或許是出于一個數學家的敏感，也可以說從一開始，陳大康的目光便超越了小說文字的表面，而更關注小說的字里行間。對陳先生而言，文本經過不斷的點數統計之后，整部小說大概并不是單純以一個故事或傳奇的形態存在，而是建立了一個包含各種散落于文本間關于人物、環境和情節等信息數據的數學模型。

甲戌本第一回中有眉批說：“事則實事，然亦敘得有間架，有曲折，有順逆，有映帶，有隱有見，有正有閏，以致草蛇灰線，空谷傳聲，一擊兩鳴，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云龍霧雨，兩山對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萬染，諸奇書中之秘法，亦不復少?！薄都t樓夢》之所以成為經典，這些有隱有見、明暗相間的寫作手法無疑是它比其他小說更值得一讀再讀的原因之一。如果說笛福創作《魯濱遜漂流記》是把經濟時鐘撥回去，向讀者展示一個原始環境下的人物，那么這本《榮國府的經濟賬》則是把榮國府的經濟時鐘拆開，讓讀者看到了曹雪芹是如何運用文字讓每一個齒輪緊密咬合，以此保證故事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日常生活的運行。

對一個封建社會的貴族家族來說，要保證生活的正常運轉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滿足賈府眾人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外，還要通過各種機構與制度的設計，來維持一定的奢華和體面。幾百個人物在小說中有條不紊地不停穿梭，如果不是作者對于這種經濟管理的機構和制度非常熟悉，在鴻篇巨制的鋪陳敷衍中，很容易就會因跳線產生抵牾和停頓。同樣，要從層層疊疊的經濟現象中，尋找還原出隱藏在小說中的經濟系統，需要極強的邏輯與推理。陳大康拎出“月錢”這條線索，大概與曹雪芹在千里之外拎出劉姥姥來的寫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榮國府中上自賈母、賈政、王夫人，下至大大小小的丫鬟仆人，“各色人等都無法脫離經濟而生活，即使清高灑脫者，也免不了為銀錢所困擾”，若是算起賬來的話，更是千頭萬緒。小說從第三回便出現了“月錢”的影子，之后零零散散的細節中，涉及月錢的發放、領取、份例，到其間的周轉、挪用、生利，再到最后的用處、去向、意義，盡管《紅樓夢》是一部以描摹世情為主的小說，并不以撰寫封建大家族的經濟生活為目的，但經過陳大康的梳理，讀者會發現，原來一筆一筆，曹雪芹交代得清清楚楚。

或許，從小說的主要線索來說，梳理這些邊邊角角的材料，與小說本身會有一定的距離。然而，恰恰是這種有意的梳理，讓陳先生的審視帶有了一點冷峻的味道。小說中大多數人物在經濟利益關系網絡中都有特定位置，“它是各人物的思想、言語、行動以及人物間相處準則的重要決定因素”，不同的經濟地位影響了人物在小說中的言談舉止，并進而引導了小說走向最終的結局。

因此，當我們隨著陳先生的眼光重新打量一個人物形象時，原本風和日麗的祥和景象，陡然間顯露出一絲不愉快。由此，備受寵愛的林黛玉為何會吟出“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才會讓讀者有了更加現實的理解基礎。當陳先生經過抽取、歸納、演繹，將散落在文本中構建經濟體系的基本數據重新組合成一部可以運轉的機器時，我們才深切體會到偌大一座侯府，為什么會“忽喇喇似大廈傾”。

魯迅先生說，人必須活著，愛才有所附麗。納博科夫也曾經將“須著重從社會—經濟角度來看書”列為“優秀讀者十大標準”的選項之一。假如《紅樓夢》的背后，沒有這樣龐大而有機的經濟體系支撐，即使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充滿了現代性，也不免會讓人覺得有失深度?！都t樓夢》之所以成為經典，人物形象與主題思想固然是打破了以往的傳統和寫法，但那些被作者不聲不響綿綿密密織進小說肌理中去的社會經濟現象，才構成小說縱向上的深度。閱讀一部文學作品，共情也許是我們首先抓住的把手，讓我們借以進入小說營造的虛構世界。而《榮國府的經濟賬》展現出來的，則是我們在抓住把手之后，打開門看到的那個現實世界。

《光明日報》（ 2019年11月14日 15版）

[ 責編：孔繁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