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名教”本特指以正名定分為主的封建禮教。金理老師《文學史視野中的現代名教批判》一書以“名教”概念的歷史流變，尤其是現代人在具體表述中賦予“名教”的新內涵：名實不符等“名”脫離、扭曲、侵吞實際的現象以及名教指向的一種“崇名”“名詞拜物教”的消極思維方式為論述依據和起點。由此提出“現代名教批判”這一課題：揭示名教成因、危害；重點依據章太炎、魯迅與胡風的思想和實踐來探析其對現代名教的洞察、警示與反抗。

本文首先簡述了“名教”概念的歷史流變，尤其自近現代以來，這一概念在使用過程中語義被重新構造；其次考察清民之際名詞膨脹的情形，這是誘發現代名教的重要成因。

本文原為金理著作《文學史視野中的現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魯迅與胡風為中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版）中的第一章《現代名教的界定（上）》第一部分。轉載自公眾號“80后文學研究與批評”，特此感謝！

文學史視野中的現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魯迅與胡風為中心

作者：金理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9月

金理

歷史的流變與現代重構：

現代名教的界定

◆ ◆ ◆ ◆

本章為“序論”：首先簡述“名教”概念的歷史流變，尤其自近現代以來，這一概念在使用過程中語義被重新構造；其次考察清民之際名詞膨脹的情形，這是誘發現代名教的重要成因；第三通過胡適與魯迅的意見來進入現代名教的具體所指：其危險、特征與表現形態，胡適與魯迅的思想觀念、學術取向、文學趣味大相徑庭，但對名教問題皆有敏銳洞察，他們作為個案將在后文重點論述。

一、“名教”概念的歷史流變

與現代重構

1.先秦與魏晉關于名實、名教問題的討論（略）

2.名教概念的歷史流變與現代重構

查閱文獻典籍與相關工具書可發現，“名教”一詞最早出現于《管子·山至數》：“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于天下。”“名教”在這里是指名聲與教化。

“名教”一詞得到普遍使用是在魏晉之后，在玄學語境中，代表儒家思想而與道家“自然”概念相對舉。比如：“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釋私論》）、“圣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晉書·阮瞻傳》）。在一般語境中，“名教”是指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三綱五常”是董仲舒總結從先秦至漢代倫理思想的結果，構成中國封建社會基本倫理道德體系。自晉以后，“名教”一詞內涵不斷擴大、泛化，韋政通在《中國哲學辭典》中說，傳統典籍在使用“名教”概念時，有時用其狹義——同于禮教；有時用其廣義——同于儒教[1]，統括建立在“天人之際”古典宇宙觀之上的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秩序的正當性。

直到1914年，辜鴻銘仍充分肯定名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功效。在他的理解中，儒學即名教——“孔子所創的以名分大義為主旨的國教” [2]。

有研究者指出，對“名教”內涵的理解須從名詞與動詞兩義上來把握：“作為名詞是指由儒家所倡導的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禮儀節文及其制度規范；作為動詞是指對社會各等級的人們所實行的安于自己名分和地位的教化。” [3]名教蘊含的實質正是圍繞正名定分并以之為教化來建立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秩序。上文所述孔子“正名”思想——通過對“名”的地位、作用以及名實關系的種種界說、安排來導出理想的社會秩序——正是“名教”的思想淵源。

近代以降激烈批判名教，較為顯著者是譚嗣同1896年撰寫的《仁學》。根據其批判我們可以剖析出譚嗣同對名教的理解，基本上有三層意涵：（1），名教即封建綱常禮教，此項已毋庸多議。（2），《仁學》吸收了道、佛兩家對分別名言、名相的否定思想，指出：“仁之亂也，則于其名。……名本無實體，故易亂。名亂焉，而仁從之，是非名罪也，主張名者之罪也。”在這里，“名”是指一切外在的形式與分別，譚嗣同強調“仁”是不受“名”限制的精神信念或“心力”，如果“仁”受到了外在的形式與分別的束縛，就會變質。但不幸“名”在人世間布下天羅地網，所以譚嗣同主張“沖決羅網”。這里，“名”作為一種束縛或障礙，包括了一切外在的制度、習俗，當然也包括了理論、概念等。（3），“以名為教”的過程是以“本無實體”的“名”來壓服人，“俗學陋行，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國憲而不敢議。嗟呼！以名為教，則其教已為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常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錮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自術，故莫以繁其名為尚焉。” [4] 上述譚嗣同對“名教”的理解，未必都是新見（中國歷史上每逢社會大轉變階段，幾乎都會關注名實問題），但是他明確地以“以名為教”來表述名教的實質并揭示其中可怕的命定論色彩對人實際生活與實踐的壓制，這是具有啟發意義的。而這也正是下文即將展開的反抗名教的論述重點。

1908年，章太炎在《排滿平議》中揭示“殉名”[5]的危害（此文對“夸大殉名之主義”的批駁——“凡所謂主義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摭拾學說所成，非冥心獨念所成，正以見有其事，則以此主義對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設一主義，則等于浮漚；其事已往，而曼引此主義，則同于芻狗”——與后來胡適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的思路一致），“殉名”可以理解為以身殉名教。此處不妨參考以賽亞·伯林討論赫爾岑時的措辭，“太多人渴求文字魔力”（即“符咒”），“將人類犧牲于文字”，于是，“社會真實單元所在的個人經常被作為犧牲而獻祭于某個概括觀念、某個集合名詞、某塊旗幟” [6]。此處“獻祭”，正可指向“殉名”、為名教所吞噬。同一年在《四惑論》中又批判“以論理代實在”，這一句恰恰點出了名教的危險實質，即名教世界通過種種“大理”而派生出來的對實在的敘事、編織，反而取締了實在本身。《四惑論》最直接的產生背景，“是對《新世紀》假借服膺于科學、順應于進化、尊重惟物及信奉自然規則等等名義來否定同盟會綱領及群眾實際斗爭的憤懣”、“為了回擊《新世紀》對《民報》和同盟會綱領的詆毀” [7]，遂有對《新世紀》諸人“時吐譎觚之語，以震蕩人” [8] 的描畫。“譎觚之語”正是指公理、進化、惟物、自然。“惑”既指這四者不證自明、“今人以為神圣不可干”的觀念學說（日本學者木山英雄先生稱其為“理念偶像”[9]），又被太炎用來形容深受“震蕩”者面對“譎觚之語”時的心靈狀態，這里沒有飽含豐富生存體驗的精神探索，而只是為“惑”所誘導，取消了獨立思考與判斷，轉而精神渙散、個性淪喪，只在思維世界中留下空白的“跑馬場”，供種種現代名教大行其是地加以填塞。而章太炎針鋒相對地指出，當心思與學說之間沒有發生必要的磨勘淬礪，學說就會淪為空洞的符號。而進化、惟物和自然等現代意識形態歸根結底是人為建構，如果將人們有限的認識絕對化，用新的觀念崇拜來桎梏人，就會造成精神枷鎖與強迫機制。章太炎顯然已經預感到了名教的實質、危害與名教運作機制中深藏的現代迷信與社會專制的認識論起源（詳參第三章）。

馮友蘭

1926年12月，馮友蘭在《名教之分析》中說：“所謂名教，大概是指社會里的道德制度，與所謂禮教的意義差不多。”這仍然是上文分析的“名教”的基本義，但馮友蘭同時指出：“在實踐方面，概念在中國，卻甚有勢力。名教、名分，在中國有勢力。名所指的就是概念。”進而將守節、殉夫這種中國歷史上“不合理的事情”，歸咎于“屈服于名、概念” [10]。兩年后，胡適在《名教》一文中將馮友蘭的意思理解為“‘名教’便是崇拜名詞的宗教”，進而直截了當地說：“‘名教’，便是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11]這里對“名教”概念的理解、對名教危害產生因由的分析，完全已與本著論題相合。本著依據“現代名教”這一概念展開，如果對此不作出清晰而有效的界定，則整個論述都無從建立，但此處并不是憑空抽象出一個概念。本著的論述起點是“名教”概念的歷史流變與現代重構。“名教”本來特指以正名定分為主的封建禮教。西漢武帝時，將符合封建統治利益的政治觀念、道德規范等立為名分，定為名目，號為名節，制為功名，以之教化。而近現代以降，譚嗣同、章太炎等人在具體使用過程中，一方面接續了古代名教批判中所針對的命定論色彩；另一方面尤其是到了馮友蘭和胡適這里，逐漸將“名教”表述為“崇拜名詞的宗教”、“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更為清晰地顯示“名教”概念被現代重構而加以使用的，是余英時先生所謂“新名教”的說法：“‘五四’時代徹底打垮了儒家的舊‘名教’，但一轉身我們又心甘情愿地陷入新‘名教’，我們從中國傳統的相對性的權威主義中解放了出來，但馬上投身于絕對性的權威主義。這是為什么？還不是因為我們迷信‘新名教’，‘革命’、‘進步’……都成了不容絲毫懷疑的‘名’。” [12] 按照湯用彤先生的解釋，“名教”是一個溝通了名、儒、法三家、帶有涵蓋性的概念[13]，與此處的“名”相關聯的語意包括名位、名分、名節、正名、與“實”相對……而胡適正是在與“實”相對的角度將“名教”中的“名”理解為名詞、概念等符號，而淡化了其中封建綱常禮教的意味。由此對“名教”概念的理解、對名教危害產生因由的分析，對立“名”為教過程中的思維邏輯（用胡適的話說即“奴性邏輯”，即現代中國對名詞、概念的空言與獨斷的俯首貼命，對人自由、豐富的精神世界與實踐的一種壓制）的揭示，正是本著的立論所據。

二、從“新語”到“名教”

清民之際新名詞大量出現，體現出中國人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的現代變革。但是其中也潛藏著危險，自清末以來持續的名詞膨脹正是誘發現代名教的重要成因。

梁啟超：《變法通議》，華夏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1.新詞語生成、輸入之盛

清季新詞的大量出現始于制造局之譯書，傳教士和新式報刊也起了相當作用。以個人貢獻而論，不得不提到梁啟超。1897年，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譯書》中指出“新出之事物日多，豈能悉假古字。故為今計，必以造新字為第一義” [14]。1899年，《汗漫錄》以新意境、新語句與古風格來揭起“詩界革命”，其中“新語句”主要是指運用“歐洲語”“新名詞”以體現“歐洲真精神真思想”。盡管后來出于對“革命”詞義潛在威脅的恐懼，梁啟超修正了“詩界革命”的批評標準[15]，但正是在他的倡導下，《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出現大量使用“新語句”——如“自由”、“民主”、“共和”、“平等”——的詩歌。或許梁在詩歌領域還略顯保守，但是對于散文的態度則更放得開，下筆多嵌入新名詞及外國語法，這正是“新文體”（人稱“啟超體”）的重要特色。1902年，《新民說·論進步》宣告：“社會之變遷日繁，其新現象、新名詞必日出，或從積累而得，或從交換而來。故數千年前一鄉一國之文字，必不能舉數千年后萬流匯沓、群族紛挐時代之名物、意境而盡載之、盡描之，此無可如何者也。言文合，則言增而文與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應之。新新相引，而日進焉。” [16] 同年黃遵憲來信告訴梁啟超正是在他的推動下，朝野上下對新名詞趨之若鶩：“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摺，試官之題目，亦剿襲而用之。” [17]

2.對新詞語的拒斥

當然，晚清民初士人排斥新語者亦不乏其人。據馮天瑜先生考證：“西洋新語入華，自明末以降，已歷三百年，然直至1896年以前，因力度有限，并未引起人們重視，……但1896年以后，隨著日本新名詞的成批涌入，使得視語文傳統為命脈的士大夫階層十分驚恐，遂起而抵制。” [23]

戊戌時期，葉德輝譏諷道：“更可笑者，筆舌掉罄，自稱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點。……論其語，則翻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西，東施效顰，得毋為鄰女竊笑耶！” [24] 在他與王先謙等人共同制定的《湘省學約》中，也對《湘報》好用新詞力加抨擊。

江庸：《趨庭隨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張之洞是游學東瀛和廣譯東書的重要倡導者，但是當游學和譯書的必然結果——新詞語及其負載的新思想大舉入華之際，張之洞卻心生抵觸，1903年底1904年初，在其主持制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中特列“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一條，對外來詞（尤其是日本名詞）大加討伐：“古人云：文以載道。今日時勢，更兼有文藝載政之用……凡通用名詞自不宜剿襲摻雜。日本各種名詞，其古雅確當者固多，然其與中國文字不宜者亦復不少。近日少年習氣，每喜于文字間襲用外國名詞諺語，如團體、國魂、膨脹、舞臺、代表等字，固欠雅馴；即犧牲、社會、影響、機關、組織、沖突、運動等字，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又如報告、困難、配當、觀念等字，意雖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閱者界說參差，于辦事亦多窒礙。” [25] 1905年12月，張之洞電告學政：“近時惡習，無論官私何種文字，率喜襲用外國名詞，文體大乖，文既不存，道將安附？” [26] 張之洞態度之迎拒適足反映其心目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規劃的限度，也表征了轉型時代中士人的典型心態。耐人尋味的是，據江庸《趨庭隨筆》記載，張之洞晚年任體仁閣大學士，兼管學部，決計利用職權抵制日本名詞在中國的泛濫，“凡奏疏公牘有用新名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曰：‘日本名詞’。后悟‘名詞’兩字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話’”。此外，當時學部擬頒一檢定小學教員的章程，張以為“檢定”一詞來自日本，欲更換而不得妥帖之語，猶豫再三，該章程終被擱置[27]。上引張之洞指摘“少年習氣”所襲用的幾例新名詞，大多已成為今人的習慣用語，再加上他嫌而難棄的矛盾情形，反證明新語輸入之不可阻擋。這也是我們下文討論反對名教的前提之一，反對名教絕非如舊人物一般厭惡、抵抗新語匯。

1907年，林紓在《拊掌錄》中的一段跋尾中表示：“老人英產，力存先英軌范，無取外國之名詞，以雜其思想。此語固甚恰余懷也。……吾中國百不如人，獨文字一門，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詞盡奪其故，是并文字而亦亡之矣。”[28]

1915年9月，辜鴻銘在北京大學的開學典禮上以諧謔的語調抨擊道：“現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們所用的名詞就不通，譬如說‘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你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么？你要改‘良’為‘娼’嗎？” [29]

新名詞頻繁見諸報端、試卷、甚至奏折，引起各方責難。報刊媒體紛紛刊載批評言論以維系傳統的文章秩序。《大公報》1903年3月1日、4月19日連續發表《國民文明野蠻之界說》《學魔》等文，批評“我中國今日有一種自詡文明者，不過多讀幾卷新譯書籍，熟記許多日本名詞，遂乃目空一切、下筆千言，襲西人之舊理論，作一己之新思想，以狡詐為知識之極點，以疏狂為行止之當然，以新學為口頭禪，以大言為欺人術，自高其格曰吾文明也”。《申報》1906年6月30日發表《論文字之怪現象》、10月28日又發表《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系》，指出“自新名詞輸人，中國學者不明其界說，僅據其名詞外延，不復察其名詞之內容，由是為惡為非者，均恃新名詞為護身之具，用以護過飾非，而民德之壞遂有不可勝窮者矣” [30]。不過，一方面是加以抨擊，另一方面眾多報刊又不得不使用新名詞以表達新內容、吸引新讀者。

有論者已從知識（類似“西學中源”的知識立場）、政治（懼怕與政治相關的新名詞助推革命潮流蔓延）、文化（抗拒“東瀛文體”）等方面來總結晚清在接納新名詞、新概念時的障礙[31]，而出于民族主義與保存國粹的抵拒態度則尤為值得一提。清季最后幾年，由于西方民族主義思想的引入，語言文字被視為“國粹”的當然組成，“合一種族而成一大群，合一群而奠居一處，領有其土地山川，演而為風俗民質，以成一社會。一社會之內，必有其一種之語言文字焉，以為其社會之元質，而為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國。一國既立，則必自尊其國語國文，以自翹異而為標致。故一國有一國之語言文字，其語文亡者，則其國亡；其語文存者，則其國存。語言文字者，國界種界之鴻溝，而保國保種之金城湯池也。” [32]有人指責新名詞輸入導致國民精神墮落[33]，鄧實更是以為“變易其國語，擾亂其國文”是今之“歐美列強所以多滅國之新法也” [34]，黃節同樣例舉英俄滅印度裂波蘭“皆先變亂其言語文字，而后其種族乃凌遲衰微” [35]。這其中章太炎的意見值得重視。“衛國性、類種族者，惟語言歷史為亟” [36]，從捍衛“漢種語文”的角度，外來的新語實足警惕。但他在比較中西語文短長之后，認為“漢土所闕者在術語”，“歐洲所完者在術語” [37]；“中國文辭，素無論理”，強調“科學興而界說嚴，凡夫名詞字義，遠因于古訓，近創于己見者，此必使名實相符，而后立言可免于紕繆” [38]。顯然章太炎并不全然反對創制新語，清末民初，借創制定義精密、概念規范的新語來改變中國人“含混閃爍”的思維習慣，得到很多思想精英的認同（比如王國維、嚴復，稍后的魯迅、周作人等）。對于“新事新物，逐漸增多，必須增造新字，才得應用”的說法，章太炎以為“這自然是最要”， 他的特異之處在于“遠因于古訓”一條，即創制的方法“但非略通小學，造出字來，必定不合六書規則。至于和合兩字，造成一個名詞，若非深通小學的人，總是不能妥當” [39]。支持“增造新字”，但須得“深通小學”。這是否提醒我們：在適應新的“現代性”需要而與傳統實現一定程度的“斷裂”時，應該保持對部分傳統（比如中式重要構詞法等）適度的尊重，這或許成為現代轉換的接引與契機。早在1890年，有著豐富翻譯經驗并且對西學東漸作出巨大貢獻的傳教士傅蘭雅總結翻譯過程中“創造專業術語的原則”，其中重要一條即是“新術語必須盡可能地與漢語的一般結構相一致” [40]。荀子曾鑒于戰國時代“奇辭起，名實亂”的情形而矚望“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于舊名，有作于新名”（《荀子·正名》），語言的穩定性與變異性正是在“循于舊名”與“作于新名”的融合中并行不悖。

3.新語輸入的合理與潛藏的危險

學人中不同時流而對新名詞有理性態度者，首推王國維。1905年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中，開宗明義肯定了新語入華：“近年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語之輸入是已”，“我國學術而欲進步乎，則雖在閉關獨立之時代，猶不得不造新名。況西洋之學術骎骎而入中國，則言語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勢也”。反映新器物的新名詞，自明末以來不在少數，人們較易接受；但表征新思想的新名詞，在“中體西用”占主導的格局中則每遭非議（如前文所例舉），而王國維正是在思想與語言的關聯中評價“新言語輸入”的意義：“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學術之輸入，限于形而下學之方面，故雖有新字新語, 于文學上尚未有顯著之影響也。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于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于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之文學界。好奇者濫用之，泥古者唾棄之，二者皆非也。” [41] 面對新詞語“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泥古者唾棄之”當然不智，“好奇者濫用之”亦復無益，王國維的這番評議發人深省。

順著王國維的思路，我們已可大致觸摸到新語輸入的必要性與意義、價值所在。語言學家薩丕爾說：“語言，象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 [42] 詞匯對于社會與文化、思想有著強烈的依附性與共變性（正是著眼于語言符號與社會文化之間的“共變”關系，陳寅恪才有“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43]的說法），尤其在轉型時代，隨著外來事物、思想的大規模入華，詞語的“侵入”、新變與增生是正常不過的事情，正如梁啟超所謂“社會之變遷日繁，其新現象、新名詞必日出” [44]。夏衍曾回顧中國語文史，發現“新字和新詞增加得最多的”是如下三個時期：“首先是從漢魏到隋唐這一段時期，開通了西域，從印度傳來了佛教文化”；“第二次外來語的大量‘侵入’中國，則是在鴉片戰爭之后，特別是戊戌事變到辛亥革命這一段時間”；“新名詞和外來語大量進入中國語匯的‘第三次浪潮’是在十月革命前后，經過半個多世紀，直到八十年代” [45]。以上三個時期，無疑是思想活躍、文化發展、時代進步的時段。

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中華書局2004年10月版。

馮天瑜先生將新術語“在學術文化層面”的作用羅列為三點：“塑模并規限近代諸學科的發展。造就新文體，推動白話文運動。提供新思想的語文部件。” [46] 經過這一“語文部件”所搭建的傳播平臺，中國人將現代文明的成果部分地轉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從“一般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正是那些看似在不經意間反復使用的表示新生事物與新思想的新名詞，在社會實踐中，既體現出中國人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的變革，同時又艱難參與、推動了這一變革過程，在潛移默化中重塑了中國人的“自我感知框架”（frames of self-perception）[47]。

對于本文的論題而言，概述以上這番情形——清季民初新語輸入之盛，拒斥者的不明智，以王國維為代表的理性態度以及新語輸入的必要性——的意義在于說明：首先，自清末以來持續的名詞爆炸確實是誘發現代名教的重要成因，這是胡適在1920年代揭起“名教”問題的背景；其次，以王國維為代表的理性態度可以規范本文的議論范圍，即下文論及反抗名教必須在語言學家陳原所謂“語匯學的辯證法”中具體展開。所謂“語匯學的辯證法”是指“語言的吸收功能和語言的污染現象”“互相矛盾而存在” [48]。一方面，“任何一種有生命力的語言，它不怕同別的語言接觸，它向別的語言借用一些它本來所沒有，而社會生活的發展要求它非有不可的語言”；另一方面，“當借詞達到超飽和程度”，“濫用外來詞”，就會引發“語言污染”[49]。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放下語文上的盲目排外與民族主義藩籬，對新名詞采取迎受態度；不過，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清末以來國人確如“久處災區之民”，求新者的饑不擇食中危險也暗中滋長，前引文中提及大規模輸入新詞所導致的曲解濫用、“僅據其名詞外延，不復察其名詞之內容”、“拾到一兩個名詞，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一回事，便立刻大驚小怪，煞有介事的鬧起來” [50]、“新名詞為護身之具，用以護過飾非”、甚至心懷叵測之徒利用新名詞兜售其奸[51]均非無稽之談。新語入華的力倡者梁啟超就有過這樣的反省：

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志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衛生良品足以為代。[52]

這正如嚴復總結的近代中國讀書人面對新說的兩種態度：“不為無理偏執之頑固，則為逢迎變化之隨波。” [53]上面這兩方面規約著我們討論名教批判的前提，還是借王國維的話說吧，面對著新詞語“以混混之勢而侵入”，首先與“泥古者唾棄之”劃清界限，然后仔細考察“好奇者濫用之”所含藏的危險，而名教正是其中危險之一。

本文節選自金理著作《文學史視野中的現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魯迅與胡風為中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版）。

注釋

[1]參見韋政通：《中國哲學辭典》“名教”條目解說，大林出版社（臺北）1981年6月。

[2]參見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精神》第49~55頁，黃興濤、宋小慶譯，海南出版社1996年4月。

[3]參見劉康德：《魏晉名教與自然論箋》，《孔子研究》1994年第2期；張造群：《名教源流的歷史探討和現代評價》，《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本節對名教概念流變的分析，主要參考了張文的論述。

[4]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第299、348頁，中華書局1981年1月。

[5]章太炎：《排滿平議》，《章太炎全集》（四）第27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

[6]參見以賽亞·伯林：《赫爾岑與巴枯寧論個人自由》，《俄國思想家》第106~110頁，彭淮棟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9月。“社會真實單元”一句出于赫爾岑《彼岸書》，轉自上引伯林一文。

[7]參見姜義華：《章太炎評傳》第104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12月。

[8]章太炎：《臺灣人與<新世紀>記者》，原載《民報》第二二號，轉引自姜義華：《章太炎評傳》第105頁。

[9]參見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第213頁，趙京華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

[10]參見馮友蘭：《名教之分析》，原載《現代評論》第二周年紀念增刊，1927年1月；引自《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11]胡適：《名教》，《胡適文存》（三）第46頁，黃山書社1996年12月。

[12]余英時：《中國近代個人觀的改變》，《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第205頁，許紀霖、宋宏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

[13]湯用彤先生指出：“王者通天地之性，體萬物之情，作為名教。建倫常，設百官，是謂名分。察人物彰其用，始于名目。以名教治天下，于是制定禮法以移風俗。禮者國家之名器，法者亦須本于綜核名實之精神。”參見《讀<人物志>》，《魏晉玄學論稿》第12頁。

[14]梁啟超：《變法通議·論譯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4頁，中華書局1988年9月。

[15]梁啟超在“詩界革命”后期強調“風格”、“意境”而淡化“新語句”，說：“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茍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為病。不爾，則徒示人以儉而已。”并對譚嗣同、夏曾佑等人“頗喜撏撦新名詞以自表異”不以為然。梁啟超：《飲冰室詩話》，《新民叢報》第29期，1903年4月11日。引自《梁啟超學術論著集·文學卷》第376頁。具體解說可參見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

[16]梁啟超：《新民說·論進步》，《新民叢報》第10號，1902年6月。

[17]黃遵憲：《水蒼雁紅館主人來簡》，《新民叢報》第24期，1903年1月13日。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冊）第336、337頁，張枏、王忍之編，三聯書店1960年4月。

[18]葉德輝：《郋園書札·與南學會皮鹿門孝廉書》，《葉德輝集》（1）第318頁，學苑出版社2007年7月。

[19]李寶嘉：《南亭四話》，轉引自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第5頁，中華書局2004年10月。馮先生此書是研究近代以降新語生成與輸入的代表著作，筆者在討論新語這一部分中多次參考了馮先生的論述，特此說明并致謝。

[20]參見摩西編：《普通百科新大詞典》，中國詞典公司1911年。轉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292頁，譚汝謙、林啟彥譯，三聯書店1983年8月。

[21]皕海：《基督教文字播道事業之重要》，《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第333頁，張靜廬編，中華書局1957年12月。

[22]徐珂：《清稗類鈔》（第4冊）第1724頁，中華書局2010年1月。

[23]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第510頁。

[24]葉德輝：《郋園書札·答人書》，《葉德輝集》（1）第324頁。

[25]轉引自羅志田：《種界與學理：抵制東瀛文體與萬國新語之爭》，《國家與學術：清末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第155、156頁，三聯書店2003年1月。

[26]胡鈞：《張文襄公（之洞）年譜》第243頁，《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五輯，沈云龍主編，文海出版社（臺北）1973年。

[27]江庸：《趨庭隨筆》第7頁，《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九輯，沈云龍主編，文海出版社（臺北）1967年。

[28]林紓：《<拊掌錄>跋尾》，《林紓文選》第39頁，許桂亮選注，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10月。

[29]轉引自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第319頁，三聯書店1984年12月。

[30]以上諸條報刊材料，轉引自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第294、295頁，中華書局2010年2月。

[31]參見章清：《知識·政治·文化：晚清接納“新概念”之多重屏障》，收入《思想與方法：近代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知識建構》，方維規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章清：《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下）第628~64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4月。

[32]鄧實：《雞鳴風雨樓獨立書·語言文字獨立》，轉引自羅志田：《種界與學理：抵制東瀛文體與萬國新語之爭》，《國家與學術：清末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第145頁。關于此段史實，羅先生討論甚詳。

[33]參見《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系》，《東方雜志》第12期，1906年。

[34]鄧實：《雞鳴風雨樓獨立書·語言文字獨立》，轉引自羅志田：《種界與學理：抵制東瀛文體與萬國新語之爭》，《國家與學術：清末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第145、146頁。據沈國威整理，當時批評、反對借用日本新名詞的人，其理由除開民族主義情緒之外，還包括：不雅馴（字無來歷，無法在中國權威典籍中找到出處）、新舊中外雜糅破壞文體統一性、譯詞界說混亂。參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第297~300頁。

[35]黃節：《國粹學報序》，《國粹學報》1905年第1期。

[36]章太炎：《重刊<古韻標準>序》，《章太炎全集》（四）第203頁。

[37]章太炎：《規<新世紀>》，《民報》24號，第29頁，1908年。

[38]章太炎：《論承用維新二字之荒謬》，《章太炎政論選集》（上）第242~244頁，湯志鈞編，中華書局1977年11月。

[39]章太炎：《我的生平與辦事方法》，《章太炎的白話文》第73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

[40]轉引自馬西尼：《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第80頁，黃河清譯，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3月。

[41]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王國維全集》（一）第127頁，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

[42]薩丕爾：《語言論》第173頁，陸卓元譯、陸志韋校，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

[43]當時沈兼士作《“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刊于《國學季刊》五卷三號，1935年），陳寅恪閱后大為贊賞，在兩人的書信往還中，陳寅恪發為此嘆。見《陳寅恪集·書信集》第171~173頁，三聯書店2001年6月。

[44]梁啟超：《新民說·論進步》，《新民叢報》第10號，1902年6月。

[45]夏衍：《也談新名詞和外來語》，《天南海北談》第235~241頁，花城出版社1992年8月。

[46]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第615頁。

[47]參見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收入康樂、彭明輝主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4月。王先生在此文中對新名詞成為塑造“自我感知框架”的資源有所提及。這個概念來自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茨，參見克利福德·格爾茨：《革命之后：新興國家中民族主義的命運》，《文化的解釋》第284、285頁，韓莉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11月。

[48]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第62頁，三聯書店1980年4月。

[49]參見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第49頁；陳原：《社會語言學》第287~288頁，學林出版社1983年8月。本著將名教的形態之一描述為“名”脫離實際導致“名”自行膨脹、名實不符，如果僅著眼于新詞語的生成及語言學角度考察，那么這正是一種“語言污染”現象：“在某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中——例如國土被占領、進行戰爭、或發生巨大的思想革命……等等——外來詞（借詞）會突然大量地滲入某一種民族語，而且大大地超過了這種語言所應吸收和所能吸收的正常程度，這時候，滲入的外來詞（借詞），有些確實是很必要的，有些是不太必要甚至完全不必要的，這就產生了濫用外來詞，由此引起了語言污染”（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第49頁），“當借詞達到超飽和程度（即超過了必要的程度），語言就會發生某種程度的污染（語言污染不限于借詞），這時就需要凈化”（陳原：《社會語言學》第288頁）。在近代以降持續的名詞爆炸過程中，亦不乏有識之士以審核、厘定術語的方式作出“凈化”的努力。早在1848年，徐繼畬就在《瀛環志略》的“凡例”中提出譯名的統一問題，此后傅蘭雅與徐壽等合作編制的《金石中西名目表》、《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等作出了統一科技術語的實績。20世紀之后，嚴復、梁啟超、趙元任、朱自清、鄭振鐸等都從事過審定名詞的工作（參見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第612~615頁）。以嚴復為例，他多次強調“科學名詞，函義不容兩歧，更不容矛盾”，“科學入手，第一層功夫便是正名。凡此等處，皆當謹別牢記，方有進境可圖，并非繁贅”（參見《嚴復集》（5）第1290、1247頁，王栻主編，中華書局1986年1月）。這些“正名”的努力都對遏制名詞無限制繁冗有所助益。當然，本著的主要論述并不是語言學方向的。

[50]袁中一：《三一八慘案之分析》，原載《清華周刊》第24卷第6號，1926年4月2日。轉引自《三一八運動資料》，孫敦恒、聞海選編，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

[51]《今日新黨之利用新名詞》，《東方雜志》1904年第11期，1904年12月31日。

[52]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80頁，朱維錚校注，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9月。

[53]嚴復致熊純如（1916年9月20日），《嚴復集》（3）第648頁。

蔣林欣

李劼人的現代轉型與海外傳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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