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畫像

在秦代之后，幾乎中國每一王朝都宣稱要輕徭薄賦，減輕民眾負擔。但是事實上，幾乎每個王朝的后期，官員的橫征暴斂都會導致農民揭竿而起。

這是為什么呢？

講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區別，就是“名義賦稅”和“真實賦稅”。名義上，大部分王朝的賦稅都是很低的。比如漢初制定的稅率，是三十稅一，非常低，在全世界都是最低水平。但是漢代人寫的《鹽鐵論》卻記載，名義上對自耕農雖號稱三十稅一，但實際是按畝定額征收，加上“口賦更徭之役”，已是“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實際的稅率達到了50%。

明朝也是這樣，朱元璋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強調輕徭薄賦、減輕農民負擔的皇帝，他規定的稅率也是三十稅一。但是實際上，明朝中后期實際稅收是名義稅收的十幾倍，沉重的賦稅導致大量的農民破產。

為什么歷代名義稅率和實際稅率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呢？

那么，這些稅是怎么收上去的呢？國家規定的名義稅率那么低，這些超過名義稅率的部分，都是什么內容呢？

第一部分是隱性加稅，最典型的是明代。明代的稅率看起來雖低，卻從宋代的“貨幣化稅收”恢復到了“實物征收制”，農民要給國家交糧食，而且最要命的是要求百姓自己把糧食送到官倉去。這樣一來，實際稅率就翻了很多倍，因為運費很高。正統四年（1439年），于謙曾經上奏，說山西每年運往大同、宣府、偏頭關三邊的稅糧，道途之費“率六七石而致一石”。交一石糧食，運費要花六七石，相當于稅率一下子翻了六七倍。

最夸張的還是明代的白糧。明初定都南京，京官所吃的大米由附近江南五府（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農民交納。這五府離南京很近，問題還不大。但傳統時代的政策改革有一個規律，是“只改其不便君者，不改不便民者”，改革只改不利于統治者的，不改不利于百姓的。明成祖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后，仍然由江南五府負擔京官大米。這五府的民眾要千里迢迢自己把糧食運到北京，運費就遠遠超過糧食本身。李俊麗研究明代北方賦役情況的結論是：“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的輕徭薄賦政策并沒有被其后代君主堅持下去，到明太宗朱棣時期，各種賦役負擔逐漸增加。……北方地區交納的稅糧不但數額大，運輸費用也高，最低為所運糧食的1/2，最高能達到六七?倍。”

第二部分是交稅過程中的索賄受賄。

明代運費還不是農民最主要的負擔，更可怕的是官吏克扣，因為是實物稅，農民在把糧食交到官府的時候，官府的工作人員往往千方百計挑剔，說糧食質量不達標，太濕了，或者品質不好，要農民回家換新的來。上千里的路途太遠，不可能重新換，怎么辦？賄賂他，因為他實際上就靠這個活著。所謂“廠基之典賃，蘆葦之搜求，人工之費用，旗甲之盤剝，門吏皂快之需索，諸弊難以屢數”，里面的門道太多了，各種克扣，往往致使納糧者十戶而九都要“破家蕩產，鬻妻賣子”。連明代皇帝都對此種情況心知肚明，在圣旨中說過：“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費耗常十數倍，加以郡邑官鮮得人，吏肆為奸，征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意思是說各地官員素質不高，吏員更都是壞蛋，拼命多收稅，結果收上來的到國家這里不過20%~30%，而百姓的負擔卻比國家規定的多了十幾倍。名義上三十稅一，實際上也超過了50%。

這種腐敗還是比較低層次的腐敗，更高層次的腐敗是修改稅基。官員和吏員們利用信息不對等的優勢，幫助官員家族和地方大戶通過“洗抹涂改或者故意毀滅”的方式，修改稅收底冊，把豪強士紳負擔的部分分攤給平民百姓。更為普遍的操作方式是由于明代官員有免稅免役權，就是說官員的家庭不用交稅，也不必服勞役，所以大量百姓就投靠到官員之家，把土地投獻給官員，以求少交賦稅，這樣，又有很多負擔就轉移到剩下的百姓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