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結合學界關于古代公文裝敘結構的研究成果，以光緒元年福建布政使葆亨的一篇咨文為例，對清代官府往來文書的裝敘結構進行詳細解析，研究認為，這種傳統的公文風格是當時條件下為解決在層層轉達的過程中信息遺漏或失真等問題形成的，也在客觀上為今人在歷史檔案缺失不全的情況下，通過一件檔案還原全案的基本情況、了解其行政過程提供了便利。
關鍵詞：清代文書；公文結構；套引
1引言
裝敘結構又稱裝嵌結構或套疊結構，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公文形式，在云夢秦簡《封診式》中即已出現，并一直延續至民國時期，其典型形式是A衙門撰寫公文時，先引敘（原文抄錄）B衙門來文作為發文依據，再引申出本官辦理意見等，因此B文被包嵌在A文中。而如果B衙門的公文又是以C衙門的來文為發文依據，則B文中肯定也包嵌著C文。如此，一件公文中往往會包嵌多個公文。
裝敘結構公文雖然歷史悠長，但寫作方法并不見諸國家律典，一些民間書坊刊刻的法律注釋書和官箴書也只是為學習者提供公文范文，不做寫作結構分析或介紹，幕友書吏的代代私相傳授成為主要傳播方式。直至民國時期書吏被公務員取代，裝敘結構才被作為重要公文知識進行普及和研究。
20世紀30年代徐望之的研究奠定了此后裝敘結構公文的研究基礎，他提出的公文三段式和引敘、自敘之說為很多后續研究所采用，流傳最廣。他認為公文大多以依據、引申和歸結三段結構而成，即先敘述發文依據，然后據以推導、引申出合理的處理方法，最后再加以歸結，提出行文目的或要求。發文依據可以是前案、先例、理論、事實，也可以是來文，敘述發文依據的方式之一為“引敘”，即照錄來文（徐望之稱為“述而不作，絕不參加己見”，后殷鐘麒進一步解釋為“可節不可改”，“可以刪節，不可以增改字句”[1]），裝敘結構公文即由引敘形成。如果一件公文是主動發文，或被動行文時引用某一個來文，則裝敘結構比較簡單，但如果一個案件引起一系列連鎖行文，其中的每一個行文都要敘明收到的來文，就會形成層層套引，導致裝敘結構公文變得繁復。徐望之歸納出的8類13種三段式結構圖示，非常直觀地體現出裝敘結構公文的形式，其中有些即顯示出十分復雜的結構（見圖1[2]）。
圖1 徐望之《公牘通論》中的“公文實質結構圖” 之圖五、圖六
但由于民國時期公文依然使用的裝敘結構為時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當時的公文研究書籍基本以歸納闡述公文結構和公文用語為主要方式，對裝敘方式不做具體解說。
1949年以后，裝敘結構式公文寫作方法被徹底廢除，相關知識傳播中斷，但其后又由于歷史檔案整理加工和史料研究的需要，促發了對裝敘結構的研究和知識傳播。1962年殷鐘麒著成《清代文書工作述要》，運用徐望之的三段式結構說，分別對清代題本、奏折和和官署文書的結構進行了分析；1983年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張我德、楊若荷等開設“清代文書”課程，以自編的油印本《清代文書》為教材，開創性地結合清代公文實例系統講授分析“裝敘結構”，并發表論文《怎樣閱讀民國時期公文》和《怎樣閱讀清代文書》[3]；此后，雷榮廣、姚樂野、劉文杰、王銘等[4]也有清代和民國時期公文裝敘結構的相關研究。1996年，《清代文書》鉛印本出版，并于2003年擴展為《歷史文書》[5]，書中結合公文用語對公文的裝敘結構進行了簡單分析。
近年來，隨著歷史檔案的大規模數字化整理，考古中公文型史料的屢屢發現，以及古文書學研究的興起，引起檔案、歷史、古文獻學等多領域對公文裝敘結構的關注和研究，侯吉永、韓雪松、申斌、冒志祥、邵天松、胡明波等[6]都發表了相關論文，且研究范圍從清代、民國時期向前延伸至明代、元代和宋代。另外，日本學者對此也有涉獵，田中謙二、萩原守、植松正、巖井茂樹、船田善之等人[7]利用《元典章》和黑水城文書，對蒙元時期公文的裝敘結構進行了專門研究。
但是由于古代裝敘結構公文的寫作方式沒有歷史記載，且自民國以來的裝敘結構研究少有結合文例的專門分析研究，部分高校檔案學專業開設的“清代文書”或“歷史文書”課程中雖然涉此內容，卻一直未形成科研成果進行傳播和充分交流，裝敘結構公文的解讀成為相關領域普遍的難題。為此，本文以一篇光緒元年福建布政使葆亨致琉球國中山王尚泰的咨文[8]為例，對清代公文的裝敘結構和引敘層次進行具體分析，希望引起同仁的更多探討。
2《葆亨咨文》結構分析
徐望之所言公文三段式的依據、引申、歸結，是指公文正文的三個部分，而清代官府往來文書中，公文全文實際包含的遠不僅限于此，《葆亨咨文》即包含九個部分（見圖2）。
圖2 《葆亨咨文》全文結構
2.1前銜
清代沿襲明代的做法，公文起首第一行須開寫發文人的職銜（一般是官員全部職銜，稱為全銜）及姓名，如果是上行文，在職銜下寫主管官全名；如果是下行文或平行文，則在官銜下只寫姓不具名，以顯示身份尊貴。光緒元年時，葆亨任署理福建布政使，同時兼任福建按察使，與琉球國王行文時使用平行文，所以官銜下只寫姓。
2.2事由
事由是大多數公文必須具備的項目，用以說明發文目的，多為“為……事”結構，如“為恭報大兵凱旋出境日期事”“為密報賊情事”等，也有只略寫發文性質者，如本文的“為知照事”，以及“為札行事”“為呈請事”“為令知事”“為移會事”等。
2.3依據
即徐望之所言三段論中的發文依據。本文的發文依據是光緒元年三月初二日奉到閩浙總督李鶴年發下的札文，以“光緒元年三月初貳日奉總督部堂李 札行”開始引敘（“札行”中的“行”為發下行文之意），札文原文自“光緒元年貳月貳拾陸日準兵部火票遞到禮部咨”開始，至“計粘單并寶詔一道”結束。
2.4引申
“所謂引申者，以依據為前提，說明種種理由，從而推論本案應如何處理，惟依據性質，是述而不作，引申之文，出于自己的意見。必須吐辭扼要，層次井然。”[9]《葆亨咨文》的發文依據是接到閩浙總督李鶴年的札文，要求他“立即轉行頒發該國王祇領”，從而引申出葆亨的辦理方法——發咨文知會琉球國王（奉此，合就移知）。
2.5歸結
“所謂歸結者，即本引申段述說的種種理由，以定所以如此請求、咨商、令飭，而達行文目的。” [10]《葆亨咨文》即因為引申的辦理方法是“移知（發咨文知會）”，所以發文目的是“備咨貴國王，請煩欽遵祗領施行”。
在裝敘結構公文中，依據部分雖然占篇幅最多，卻只是交代行文過程和發文背景，公文主旨實際是在其后的引申和歸結部分，所以在為歷史檔案擬制標題時，往往還需要從“引申”和“歸結”部分概括出“事由”，而公文起首的“事由”實際只能起輔助作用。
2.6結束語
清代很多官文書沿襲元明舊例，用“須至……者”結束正文，同時還有指明所用公文種類的作用，如“須至咨者”，即所用為咨文；“須至牌者”，所用即為牌文；“須至申者”，所用即為申文。
2.7附件說明
說明本公文帶有的附件。葆亨向琉球國王發咨文，以一份寶詔（蓋有“皇帝之寶”印璽的詔書）為附件。
2.8收文人
清代官文書一般將公文的收文人（受文人）列于文末日期之前。在“右咨”“右牌”“右札”“右關”“右移”等后一行，列寫收文人官銜及姓名，意為將前文（因為清代公文是豎行自右向左寫，所以“右”為前），咨（牌、札、關、移等）給某衙門某官，如果收文人為下級官員，即開寫全名，如果是上級或平級官員，則只寫姓不具名。
2.9日期
即本公文的成文日期，位于文末最后一行，并齊年壓月蓋發文衙門印章。
3《葆亨咨文》套引層次分析
這件咨文在裝敘發文依據時，一共形成三層套引：咨文中套引了閩浙總督李鶴年的札文，李鶴年的札文中套引了禮部的咨文，而禮部咨文又是以禮部儀制司的呈堂稿為主要內容成文。（見圖3[11]）
圖3 《葆亨咨文》三層套引示意圖
3.1《葆亨咨文》中套引閩浙總督李鶴年的札文
李鶴年札文的三段式結構清晰可見（見圖4）：首先引敘接到禮部的咨文（由兵部火票的方式遞到）作為發文依據；其次用“準此”引申出處理意見——行司（給福建布政使司發札文），最后歸結發文目的——“即便遵照將應頒琉球國寶詔一道該司立即轉行頒發該國王祇領，仍將接到及轉頒各日期敘詳請咨，均毋違延，速速。”最后說明札文帶有兩個附件：一為粘單（抄錄的禮部奏請頒發琉球等國并各省督撫寶詔、頒發將軍提鎮等謄黃的奏折），一為寶詔（準備頒發給琉球國王的詔書）。
圖4 閩浙總督李鶴年札文結構圖
3.2閩浙總督李鶴年的札文套引禮部咨文
閩浙總督李鶴年的札文中引敘了禮部的部分咨文作為發文依據，但引敘時，禮部咨文的前銜、事由、引申和歸結等均被略去，只保留了發文依據（儀制司呈堂稿）和附件說明（見圖5）。然后以“等因到本部堂”作為引敘結束。“本部堂”是李鶴年的自稱，清代中葉以后總督一般都帶兵部尚書銜，而六部尚書習慣被稱為“堂官”，所以往往以“部堂”稱謂總督，“到本部堂”指禮部咨文被送至本官（閩浙總督）處。
圖5 禮部咨文結構圖
3.3禮部咨文中套引禮部儀制司的呈堂稿
呈堂稿為六部衙門內各司擬制的文稿。各部公文均由相應的司承辦擬稿，然后呈送堂官審核批準，這種文稿稱為呈堂稿。呈堂稿被審核批準以后加上首尾就成為以本部名義向外發出的公文文稿，如題本、咨文等。以本部名義向外發出的公文文稿引述呈堂稿時，以“某司案呈”開始引述，以“可也”結束。
儀制司呈堂稿的裝敘結構（見圖6）為：首先敘述發文背景，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光緒登極頒詔天下后，本部（禮部）于正月二十二日奏請給琉球等國和各省督撫頒發寶詔，并給各將軍提鎮等頒發謄黃，奉到朱批“知道了”；進而引申出處理意見——將禮部所上奏折及奉到朱批抄為粘單，知照閩浙總督將詔書轉頒給琉球國王；最后歸結發文要求——將琉球國王奉到寶詔的日期報禮部備案，寶詔留存在琉球國不必收回（清代規定，蓋有皇帝之寶印璽的詔書要收回）。
圖6 儀制司呈堂稿結構圖
4結語
裝敘結構公文的主要特點是需要說明發文背景或依據，尤其以收到來文為依據時，要在本文伊始引敘收到的來文，以使受文者了解發文依據和緣由，由此形成將來文裝入本文的公文結構。而如果收到的來文也是裝敘結構，就會造成“套引”的情況，一樁公務行文路徑越長，套引層次就會越多，有的公文甚至可以有十幾層套引。
民國時期教育部長蔣夢麟認為，形成這種結構的原因之一是“辦稿者因為貪懶的緣故，不愿就來文中摘敘簡要的事由，而只用‘云云照敘’的方法，把來文全引在去文稿中”[12]，張我德認為，“這種方法有它的好處，單獨一份文件就可以把所要講的問題，從開始提出到各個處理環節，原原本本反映出來，節省了受文者查閱舊案的手續，也就節省了處理問題的時間” [13] （注：此處“舊案”應該是指本案中先前形成的被套引的公文）。
本文認為，如果僅是出于辦稿者貪懶，其結構不會被延續傳承兩千多年；而張我德所說方便查閱舊案也不是它被延續使用的理由，因為當時多個衙門間的往復公文分散保存在各衙門，中間環節的某個衙門并不可能去到前個發文衙門查閱文中提到的公文，公文的裝敘結構恰恰是為解決這個問題。
事實上，裝敘結構從秦漢時期被綿延使用至民國，成為中國公文傳統風格，根本原因是中國古代官僚機構一級管一級的直線職能制組織結構造成了逐級行文的普遍方式，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下達地方基層的任務，需要級級轉文下達，在無法查案的情況下，如果不做說明，基層衙門無從知曉其發端；地方衙門上達朝廷的公務，如果沒有中間衙門的裝敘結構公文，朝廷既不能詳知其來由，也無法得知中間衙門的態度。更重要的是，裝敘結構公文中的原文引敘，是當時條件下解決在層層轉達的過程中信息遺漏或失真問題的有效方式，可以防止隱漏、偷換、欺瞞等情況。
裝敘結構公文看似復雜，卻能夠使收文者詳細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這些對于收文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信息。一方面，可以據以判別收到的來文是否有充足的理據，另一方面，可以正確理解來文意圖并采取得當行動。以《葆亨咨文》為例，禮部為了證明向琉球國王轉頒詔書這件事是已經奏請皇帝同意的，專門將本部“奏請頒發琉球等國并各省督撫寶詔、頒發將軍提鎮等謄黃”的奏折抄單，作為給閩浙總督咨文的附件；而也正是因為有了一系列裝敘作為背景交代，福建布政使葆亨才能理解閩浙總督命其向琉球國王頒送光緒皇帝繼位詔書的因由，并知道“仍將奉到日期知照本部備案，所有用寶詔書存留本國，毋庸繳回”是出自禮部的要求，必須照辦。
這種公文結構還于無形中為今人提供了極大便利，即在歷史檔案缺失不全的情況下，研究者僅憑一件公文即可還原全案的基本情況、了解其行政過程。例如，《葆亨咨文》引用文例的套引層次，幫助倒推、還原出了光緒皇帝即位詔書從禮部發出至送達琉球國的全過程：
首先，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光緒皇帝登極，正月二十二日禮部上奏折，奏請“頒發琉球等國并各省督撫寶詔、頒發將軍提鎮等謄黃”，得到皇帝朱批允諾（“知道了”）。
其次，禮部將給琉球國王尚泰的“寶詔”遞交閩浙總督，請其“轉頒”：（1）儀制司承辦本部發給閩浙總督的咨文，擬寫文稿（呈堂稿）；（2）呈堂稿得到禮部尚書批準后，轉化為以禮部名義發給閩浙總督的咨文；（3）制備咨文附件：寶詔、禮部所上奏折的抄單；（4）禮部將咨文及附件交送兵部，由其遞送給遠在福建的閩浙總督李鶴年
再次，二月二十六日閩浙總督李鶴年收到禮部咨文，給福建按察使司葆亨發札文，命其將“寶詔”頒發給琉球國王。
最后，三月初二日福建按察使葆亨收到閩浙總督咨文，于三月初十日給琉球國中山王尚泰發咨文，并附送“寶詔”。
民國中期以后對引敘方式的簡化，以及后來裝敘結構公文的徹底廢除，固然使一般人閱看公文時不再感到繁復難懂，但裝敘結構公文固有的諸種作用也隨之消失。
需要說明的是，裝敘公文的三段式結構，是徐望之、殷鐘麒等人從清代及民國公文中歸納出的一種典型公文結構，不是前人撰擬公文的依據，就現有材料所見，當時公文并不全部是依據、引申和歸結三段齊備，而且清代題本、奏本、奏折等上奏文書的裝敘結構與官府往來文書的裝敘結構也存在一些差異，所以，本文所做結構分析不適用于清代的所有公文。
另外，清代裝敘結構公文中須以相應公文用語對公文的依據、引申和歸結等各部分進行起承轉合，但公文用語種類繁多，不能為《葆亨咨文》一文所能窮盡，而且自民國以來關于各類用語的名目及標點方式也存在多種意見，礙于篇幅所限，這些將在另文中做專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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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檔案學通訊 》2019年05月18日。
作者簡介：沈蕾（1965—），女，北京人，碩士，教授，主要從事檔案基礎理論研究，E-mail: shenlei@buu.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