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家”的問題隱然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哲學話題。應該說這純粹是一個中國哲學傳統的論題，檢視西方哲學的文獻，相關的哲學論述少之又少。為什么這個在新文化運動以后屢屢被作為負面現象的“家”，在經歷了一百年之后，又漸趨成為中國哲學界一個不可回避的論題？這遠不止是一個話題的再現，更昭示了中國哲學界對于自身文化傳統的一種新姿態。中國哲學已不像馮友蘭先生講的那樣，將中國歷史上的學問，以西方所謂哲學之名目者，選出而敘述之?！凹摇弊鳛橹袊軐W的一個自主論題的再次出現，意味著有了一種理解中國文化傳統的新框架。

“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扮演的角色，絕不是一個社會組織的概念所能涵蓋的。不僅像人類其他文明一樣，“家”是人類繁衍的一種基本機制；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家”具有一種本體論地位，基于“家”而延展出一種蔚為大觀的文明。因此，我們必須非常嚴肅地對待“家”，不回避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要讓哲學真正面對自己的生活，由此我們才能談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家”作為理解世界的一種基本模式才有可能站得住。這是我們重新理解“家”之問題的一個根本出發點。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在現代中國要全面回歸到傳統的“家”文化，現代文明尊重每一個“個體”的自由、權利與尊嚴，視每一個“個體”為自主的主體，“個體”成為人類表達對自身尊重的最基本單位；故而現代文明尊重人權有其歷史必然性，也是文明進步的應有之義。這是現代個體主義的積極意義，是不容忽視的。

在尊重“個體”的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人類的生存樣態遠遠不是個體性的，“個體本位”的種種“消極后果”在現代世界已展露無遺。單純“個體”的生存無疑會有一種自我萎縮，其意義體系則有一種塌陷的危險?！皞€體”需要自己的情感生活，需要自己的“倫理生活”，需要自己的“意義體系”。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支撐“個體”最源初的情感無疑是“親親”，經過一系列環節的遞進，最終達致“民胞物與”的境界。這既不是希臘式的“愛欲”（Eros），也不是基督教式的“圣愛”（Agape），而是生活中最普通的“親人之愛”，并由此推展出“仁民而愛物”，這也是中國文化傳統一向強調“道不遠人”的具體體現。

王國維在追問中國文化傳統奠基方式的《殷周制度論》中，以“親親”與“尊尊”來總結殷周之際的大變遷，以生活中最為切近的經驗“親其所親”與“尊其所尊”作為周以來中國文化傳統的兩大根本性原則。“親親”在現代世界中依然有其深厚基礎，有其頑強的生命力，而“尊尊”作為一種等級性觀念，在現代世界則失去了某種正當性?！皞€體”的“平等”原則，早已成為現代世界的浩浩大勢。因此，今天的中國，我們主張以“個體”與“親親”替代“親親”與“尊尊”。傳統文化以“親親”與“尊尊”的結合，形成古典中國的禮制文教。在現代世界則需要對傳統有所“損益”，以“個體”與“親親”相結合，形成現代中國的“公民文教”體系。因此“現代文明”與“文化傳統”構成了我們理解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的“雙重視野”，在其背后折射的則是“雙重本體”。這也正是王國維先生所說的，泰西通商以后，修齊治平之“道乃出于二”。雖然王國維認為由此“國是混淆，無所適從”，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文化傳統的再次復興絕對離不開現代文明的洗禮，在此聚焦的“家”概念也離不開現代“個體”的中介。由此，中國文化傳統才可能具有全球與未來之意義。這正是本書所持的基本立場。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以“親親”為基礎而衍生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系列條目，構成了我們生存的意義世界?！靶摭R治平”在現代世界轉化為“個體家庭國家天下”的結構?！皞€體”作為現代世界的基礎，關于它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隱含著“個體”前提的論述更是不計其數；現代國家是政治學論述的主題，它支撐起整整一個學科的研究；在現代國家之上則是所謂的“國際社會”，現代世界體系的研究流行于世，中國學者則提出“天下”的概念，新天下主義也正呈現出欣欣之勢。在所有四個環節中，唯有“家”的問題在學術界與思想界依然有些落寞，而“家”卻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支柱性觀念。只有敢于直面現代世界中“家”的問題，中國文化傳統才有可能在現代社會得以復興。

由“親親”而積淀為德性之始的“孝”，由“孝”而支撐起“家”，“在家”的溫暖是“個體”在世界之中存在最基本的保障，而“天下一家”更是人類生存最美好的愿景?！凹摇笔侨祟惔嬖诘幕痉绞?，是人類理解世界的基本路徑，“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意義非凡?！拔逅摹毙挛幕\動的興起是傳統“家”文化在現代中國衰落之始，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高揚“個體”而批判“家”的文化傳統?？瓷先?，批判的只是一種組織形態的“家族”，但掘斷的卻是一種根本性的價值形態。今年正好是“五四”一百周年，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細究學理，固然是兩個概念，但“五四”運動無疑更加重了新文化運動中的激進面向，并形成我們今天所接受的遺產，所以，我們還是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并稱。今天再來反思新文化運動的遺產，那就不應只是簡單地堅持抑或反對新文化運動；而是要在哲學上重思新文化運動的前提與預設，指出其合理性與局限處，重建中國文化自我理解的構架。我們要懂得以更復雜、更成熟的方式理解自己，理解歷史，理解現代。這本書希望以這樣的方式從哲學上紀念這場偉大的運動，在現代世界，重新為“家”正名；讓我們在新文化運動一百多年之后重新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