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一場名為“跨越三個世紀的優雅：1740—2016塞夫爾制造局”的文物巡展在西安、成都等地相繼舉辦。本次展出的文物為法國塞夫爾國家陶瓷制造局在近300年制陶歷史中所制作的100余件精美瓷器，體現出法國悠久、精湛的制陶工藝。

此次巡展的眾多藏品中，有一尊乾隆皇帝素色瓷像格外引人矚目。與清代宮廷畫卷中威嚴肅穆的乾隆皇帝形象不同，這尊法國人塑造的瓷像，面靨微笑，憨掬可親。當人們駐足品鑒時，不禁心生好奇，這尊產于1776年的乾隆皇帝素色瓷像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它為什么會被法國末代君王路易十六珍藏于凡爾賽宮之中？

產于1776年的乾隆皇帝素色瓷像

更令人驚愕的是，這尊珍藏于法國深宮的瓷像并非孤品，它還有一個“孿生兄弟”，竟然被作為貢品進獻給乾隆皇帝本人。

歷史舊聞猶如塵封迷霧，遠隔重洋、相距萬里之遙的“鎖匠國王”路易十六與素有“十全老人”之稱的乾隆皇帝之間究竟有何“邂逅”？兩位至高無上的君王和他們主宰的帝國又有著怎樣的歷史宿命？

點擊回顧?當康熙“遇”上路易十四

凡爾賽宮里的“中國迷”

以奢侈揮霍著稱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五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留給兒子路易十六的是一個民不聊生、瀕臨革命邊緣的法國。路易十六登基時年僅20歲，他的新婚妻子是具有奧地利貴族血統的美艷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嫁給路易十六時也年僅19歲。兩人少不更事，治國無方，卻奢靡成性，聲色犬馬，置民眾于水深火熱之中。尤其是這位年輕漂亮的皇后，花錢如流水一般，后世譏諷其為“赤字夫人”。

瑪麗·安托瓦內特

事實上，法國波旁王朝的斑斑劣績絕非路易十六所獨創。他的祖父、素有“太陽王”之稱的路易十四，早年熱衷于開疆拓土、四處攻伐，致使財政日漸枯竭，加之強敵環伺，以致民怨沸騰。他的父親路易十五更是暴虐成性，擁有眾多情婦，“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就是他的名言。

路易十六即位時，先祖留給他的是一個竇弊叢生、滿目瘡痍的帝國。面對錯綜復雜的內政外交，年輕的路易十六缺乏基本的治國理政能力，遇事總是優柔寡斷。枯燥、乏味的政務使這位國王厭倦了朝政，一頭扎進自己鐘愛的制鎖工作之中，路易十六也因此被后人譏諷為“鎖匠國王”。

除了愛把玩各式鎖具、鐘表之外，路易十六還是一位品味高雅的藝術品鑒賞家，尤其對來自遙遠東方國度里的奇珍異寶和精美絕倫的瓷器格外鐘情。為此，他命令塞夫爾的工匠們廣泛搜購中國瓷器，然后仿制各類瓷品。除了瓷器和古玩之外，繡著龍、鳳和麒麟等異國風情的中國服飾也在法國宮廷內頗為盛行。被稱作“東方怪物”的新奇炫美的繡飾和剪裁別致的服裝飾品，被路易十六時期的貴族們視為摩登的象征。

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時期的建筑中也浸透著中國元素，國際奧德恩劇院就是典型代表。國際奧德恩劇院位于法國亞眠，建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設計和建造這個劇院的建筑師是法國著名的建筑學家盧梭。整幢建筑力透出古典主義和文藝復興風格，法國近代著名建筑學家約瑟夫稱贊此建筑是“目前法國最宏偉的建筑”，并發出了“使我不敢接觸”的感嘆。建筑內部除盡顯法國高貴典雅的氣質外，還大量運用中國元素和材質進行裝飾，粉刷所用的壁紙就完全源自中國。可見，這一時期在法蘭西已吹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中國風”。

紫禁城里的“法國印記”

入清以后，中法兩國高層交往最早可追溯至康熙年間。康熙二十年（1681），當時法國國王委派傳教士擔任使臣，覲見過康熙皇帝，并獻上了不少奇珍異寶。乾隆九年（1774），一名來自法國歐坦的年輕耶穌會傳教士蔣友仁來到澳門。日后他的所言所行，不僅使乾隆皇帝近距離了解到獨具意蘊的法蘭西文化，也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地理、天文等學科發展。

在欽天監監正戴進賢的推薦下，蔣友仁奉召入京。憑借超強的記憶力，他很快就掌握了滿、漢等語言，并勤學中國的儒學、歷法等知識。與此同時，蔣友仁還將西學成就介紹給乾隆皇帝及其臣僚，并在乾隆年間繪制了《坤輿全圖》，編纂了《地球圖說》，為中國人帶來了哥白尼的“日心說”以及開普勒的“三定律”等歐洲天文學最新研究成果。

乾隆皇帝對蔣友仁繪制的《坤輿全圖》大加贊賞，專門委派中國學者參與修改潤飾，并開始對世界地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蔣友仁的日記中，乾隆皇帝每日宵衣旰食、日理萬機，忙于朝政事務，他是天底下最偉大的君主，也是清帝國中最負盛名的文豪。

在與蔣友仁的交談中，乾隆皇帝對遙遠的西方充滿好奇，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諸如：在歐洲各國中，是否有一個可以主宰沉浮的霸主？歐洲哪些國家的女子可以繼承王位？歐洲有多少國家和軍隊，作戰的方式及謀略又有哪些？法國與俄國之間是否有外交關系？地圖上標注的“新法蘭西”“新荷蘭”和“新西班牙”，這些新國王指的是誰？

在法國進獻的眾多貢品中，乾隆皇帝對《法國最漂亮的建筑景觀》一書中的凡爾賽宮噴水池產生莫名好感，決定在圓明園內建造“大水法”（噴水池）。然而來華的眾多傳教士中，竟無一人懂得噴水池的設計原理，人們便將這一夙愿寄托在蔣友仁的身上。當時，蔣友仁來華不久，他按照西方人的慣性思維，設計了很多全裸的人體噴泉。但深受儒學思想影響的乾隆皇帝無法接受這種露骨的設計方案，于是蔣友仁決定采用十二生肖獸首銅像作為噴泉，并安置于海晏堂的泉池兩旁。

有關圓明園的“大水法”和“海晏堂”，近代法國漢學家保蒂埃在其同治元年（1862）發表的《乾隆皇帝的避暑宮殿—圓明園游記》一書中，詳細記載了遭英法聯軍洗劫前的圓明園勝景。他在書中記述，圓明園內專門有一個房間用來生產并展示戈布蘭工藝的掛毯，這些掛毯都是法國進獻的貢品。這個房間的前面，有一處建筑（大水法）。建筑物前面有10個窗口，與閣樓并列，兩座建筑物的兩端也向前突出。這三個部分的大門是用壁柱裝飾的，分列于前門兩側，順著兩邊的樓梯一直延伸至庭院和花園。每一個樓梯的兩側均有噴泉，沿著噴泉的輪廓擺滿了盛開鮮花的花瓶。

這些樓梯邊的噴泉與凡爾賽宮的景象如出一轍，與凡爾賽宮的祥云展現出同樣效果，只是這里的噴泉池壁上刻著部分龍的圖樣。三角形的水池兩側排列著12種動物，每排6個，中國人稱其為“十二生肖神”。人們可以根據這些動物來判斷時間，因為一年四季中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個小時，這些動物在水池中都呈現出不同的倒影。

大水法復原圖

凡爾賽宮噴水池

除了鐘情法國的科學和藝術之外，乾隆皇帝還對法國的工藝品十分感興趣，乾隆年間的宮廷藝術品也盡顯“法國風韻”。當時，官窯內大量燒制琺瑯彩瓷器。琺瑯彩，在中國也被稱為“洋彩”，是由法國傳入中國的一種工藝鍛造技術。這一技術并非由法國人發明，而是康熙十九年（1680）由荷蘭醫生安德烈·卡修斯所創制，因其質感細膩、光彩奪目，很快風靡歐洲。隨著傳教士的到來，琺瑯彩這種工藝也逐漸傳入中國。乾隆年間，由景德鎮官窯燒造出來的素胎瓷器運抵北京內務府造辦處后，再由法國傳教士指導工匠繪制琺瑯彩。以琺瑯彩來裝飾瓷器，已成為乾隆時期內廷工藝品中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震撼乾隆皇帝內心的末代君王慘劇

出于對法國的好感，乾隆皇帝非常重視與法國之間的外交關系。法國傳教士錢德明在給友人的信中坦言：“中國十分看重法國，并將法國置于其他歐洲國家之上。”他在書信中這樣描繪乾隆皇帝的大內庫房，“用來裝飾皇帝房間的機器、工具、珠寶或其他珍貴的東西，要么是法國制造的，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國工匠之手”，就連皇帝閱兵時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國制造”的。

乾隆皇帝還決定效仿祖父康熙皇帝，派遣外交使團出使法國，外交使團的重要成員之一就是法國神父錢德明。與此同時，法國政府也積極做好迎接使臣的準備。就在外交使團準備成行之時，乾隆五十四年（1789），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爆發了，使得乾隆皇帝派遣使團前往法國的計劃付諸東流。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如同中國的隋朝一樣，路易十六的祖父路易十四去世時，他給子孫留下了一個繁榮昌盛的法國。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強盛的王朝，怎么在短短的74年后，就土崩瓦解、灰飛煙滅了呢？事實上，親手葬送帝國的正是路易十四本人，波旁王朝的幾代君王大多驕奢淫逸、揮金如土，早已把法國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在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政府連年財政赤字，只能依靠借貸度日，百姓大多怨聲載道。瑪麗·安托瓦內特皇后也絲毫沒有規諫之意，反而有過之而無不及。她以凡爾賽宮為圓心，將周圍40千米圈為皇家禁苑。據傳，她本人直到革命前夕逃離宮苑時，也未能踏出這個圈外。她每天在此舉辦沙龍、派對、宮廷舞會等社交活動，僅出席舞會的一條項鏈就高達20萬銀幣，然而對巴黎城內的窮苦大眾卻冷漠無情。

為了能夠維持皇室的高昂開支，路易十六不斷攤派征稅。為了加征賦稅，路易十六決定召開由三個等級代表出席的所謂“三級會議”。出席“三級會議”的三個階層代表分別是：第一等級的教士，他們終生為國王祈福；第二等級的貴族，他們用利劍為國王服務；第三等級的普通民眾，他們用辛勞所付的捐稅為國王服務。

除少數的教士和貴族階層之外，當時法國的絕大多數國民都屬于第三等級。因此，占人口97％的民眾要為不到3％的人服務，這種極不平衡的貧富差距和心理失衡，促使民眾強烈反抗。革命前夕，法國已遭受天災，農業歉收，餓殍遍野，百姓連最基本的食物——面包都極為匱乏。面對如此窘境，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竟向路易十六諫言：“讓民眾們都去吃蛋糕吧！”

當然，有歷史學家指出這一說法純屬子虛烏有，乃是革命者對王室的污蔑，但王后的奧地利背景確實使其成為法國民眾憤怒的焦點。因為當時在歐洲爆發的“七年戰爭”中，法國緣于與奧利地的政治聯姻，決定與英國、普魯士相抗衡，導致法國失去了加拿大、印度等眾多海外殖民地。這一無窮無盡的政治旋渦，王后確實難辭其咎。對于這一結局，瑪麗·安托瓦內特皇后的兄長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早已料想到了，他在給妹妹的一封信中感嘆道：“我真為你的幸福及安全擔心，除非你現在就采取預防措施，否則終究不會有好的結果，甚至還會引發一場殘酷的革命。”

對路易十六本人而言，更致命的弱點是他根本不具備見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把問題消弭于萌芽狀態的能力。就在1789年7月14日法國大革命爆發的當天，路易十六只在自己的日記中淡然地寫下了“無事”兩字。然而，正是7月14日這天，巴黎市民奮勇沖向巴士底獄，向專制王權宣戰。直到第二天，路易十六在聽完大臣關于巴士底獄被攻陷的匯報后，才遲疑地問道：“怎么都造反了?”茫然無措的路易十六很快就從天堂墜入到了地獄，從“國王”變成了“亡國之君”。

1793年1月16日，路易十六被法國國民公會判處死刑。1月21日，法國巴黎協和廣場上人潮洶涌，路易十六被押上斷頭臺，頃刻間人頭落地，人們振臂歡呼，一個時代就此終結。路易十六就這樣結束了他“瀟灑”的一生，年僅38歲。直到臨死前，路易十六仍堅稱自己是無辜的。沒過許久，路易十六的愛妻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也命喪黃泉。令人唏噓的是，對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行刑的斷頭臺，正是路易十六本人所發明的，只不過，以前是絞殺反叛者，現在自己成了刀下之人。

路易十六上斷頭臺

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就在路易十六被處死后的數月，一艘滿載英國使臣的商船來到中國，為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喬治·馬戛爾尼伯爵。他們以祝壽為名覲見乾隆皇帝，并提出開埠通商等諸多訴求。在與英使的交談中，乾隆皇帝獲悉了路易十六被民眾處死的消息，內心無比震撼，并一度陷入難以解脫的惶惑之中。

按照乾隆皇帝的慣性思維，巴黎所發生的革命完全就是犯上作亂的“弒君行為”。為了防止這類事件在中國重演，乾隆皇帝加緊了對民眾的控制，把隱患消弭于萌芽狀態。在他的朱批中，隨處可見嚴懲刁民、頑民等字樣，“此等刁民，即鳴槍傷一二何妨”。此外，面對日漸枯竭的國庫，乾隆皇帝慣用起“重農抑商”的政策，迫使商人提供各種名目繁多的報效，使商人的經濟實力大為削弱，資本主義始終處于萌而不發的狀態。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廷對白蓮教進行大肆圍捕，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9年、波及數省的白蓮教大起義，揭開了清帝國急劇衰落的帷幕。

透過歷史的櫥窗，乾隆皇帝作為一名統治億萬子民的君王，卻竭盡全力要將中國留在中世紀。而此刻的世界，卻正昂首闊步邁入近代化的進程之中。乾隆皇帝在世的時代，是一個群星璀璨、偉人輩出的時代，羅伯斯庇爾、富蘭克林、杰弗遜、華盛頓、拿破侖等人相繼涌現，從西歐到北美掀起了一場又一場劃時代的政治革命，一個嶄新的時代正屹立于世人面前。然而相隔1.6萬多千米之外的中國，卻依舊沉寂于晨鐘暮鼓之中。

就在乾隆皇帝去世的那一年，經歷大革命陣痛的法國選擇了拿破侖，肇啟了歐洲歷史上新的畫卷。就在乾隆皇帝逝世41年后，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咄咄逼來，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用武力撬開了中國的大門。數年后，法國的七月王朝也趁火打劫，脅迫清政府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

就在乾隆皇帝逝世57年后，法蘭西第二帝國伙同英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闖入“萬園之園”的圓明園內燒毀了乾隆皇帝的“凡爾賽夢”。路易十六的波旁王朝雖然被推翻了，但卻滌蕩了封建制度，使法蘭西快速崛起；與此同時，乾隆皇帝的清王朝茍延殘喘，卻使中國不斷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