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克里特時期，居住在愛琴海沿岸的居民們就開始相互進行貿易了。尤其是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島。由于塞浦路斯是地中海地區的重要銅產區，因此，整個古時代這里都是地中海地區金屬貿易的重要集散地。
一、貿易催生了克里特文明的迅速發展
通過與塞浦路斯及特凡黎地區的大量貿易往來，也催生了克里特文明的迅速發展。在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的筆下，前15世紀以“米諾斯”所命名的克里特文明受到了極大的贊譽。被修昔底德等人描述成愛琴海南部的征服者。
雖然從今天的眼光來看。修昔底德等人的描述有些夸大的嫌疑。但是，考古證據卻表明了在當時愛琴海活動的商人團體中，來自克里特島的商人們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公元前18世紀馬里的石碑檔案中，曾記載國來自克里特和卡里亞的商人在烏加里特翻譯的幫助下收到了一船錫。克里特島上還出土過同一時期的巴比倫圓柱形印章。這些都說明了克里特文明在當時愛琴海地區貿易鏈條中占有重要的一環。
二、邁錫尼時期，愛琴海地區已經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商業中心
克里特文明在終結之前，其文化遺產傳承到了邁錫尼文明手中，這個因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邁錫尼城而著名的文明。雖然與克里特人相比，都是以粗鄙不堪的形象展現在文字作品中。但是從公元前15世紀開始，邁錫尼人建立的貿易網絡就覆蓋了愛琴海地區。
從安納托利亞沿岸地區，到塞浦路斯，埃及，特凡黎地區。這個巨大地貿易網絡一直持續到前12世紀。區域間的貿易和交流開始出現了衰落，直到公元前8世紀才再度恢復。這一時期的貿易形式并不是單純的運往某個港口或者某個商人，而是一種新的形式—水運。這是一種建立在商家訂單的基礎上而形成的貿易形式。船只只是做為各個港口之間運送貨物的流動市場。
考古發現可以很好的幫助我們了解這一現象：20世紀80年代一名土耳其潛水員在烏魯博朗角水下40米處發現的殘骸為我們揭示了可能是青銅時代最大的海難，雖然從殘存的船只碎片我們無法判斷這艘船的大小，但是，其所攜帶的貨物則為我們展示了邁錫尼在愛琴海地區的巨大海上貿易。這艘船攜帶了10噸塞浦路斯銅塊和一噸錫礦石。是此前近東地區發現的銅塊總量的2倍多，其他的貨物還包括產自邁錫尼和塞浦路斯的貨物。
從船上的配件以及水手的個人物品的產地來看，這艘船是由特凡黎駛向克里特或者希臘本土的。20世紀50年代在蓋多利亞角發現的另一艘沉船。該該船長8-10米。船上至少攜帶了1噸青銅和錫。還有大部分的青銅農具、武器和家用品等。
由這些東西我們可以看出，該船是由安托利亞海進入愛琴海，其沿途停靠的最后一個港口是塞浦路斯。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邁錫尼時期，愛琴海地區已經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商業中心。
三、希臘城邦興起，不斷開拓新的貿易路線
邁錫尼文明之后很長一個時期，由于“海上民族”對于地中海沿岸民族的入侵和掠奪，導致了整個地中海地區航海活動整體進入了一個低谷時期。
這一長達幾個世紀的“黑暗時代”隨著希臘城邦的興起而標志著結束。在此后，地中海上的航海活動迅速的得到了發展。甚至超過了邁錫尼文明最繁榮的時期。
這一時期商人們的眼光已經不再局限于一個區域，而是開始放眼整個地中海地區，開始不斷開拓更為復雜的貿易路線。同時，商業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以希臘人為例，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他們開始向愛琴海沿岸地區進行殖民活動。到了前7世紀，殖民活動開始向北非，黑海等地逐步擴大。到了公元前5世紀左右，希臘已經在地中海沿岸形成了大規模的殖民城邦。
四、商業的多樣化，催生了新行業的誕生
從文獻上我們可以看出，公元前4世紀時期雅典的商業活動是生機勃勃的，雖然和前一個世紀一樣，雅典人處于保護市場和資源供給的主要目的，締結了各種盟約。但是從市場運作上看，這一時期的商業模式是多種多樣的。商業的多樣化，催生了新行業的誕生。
船主或商人們在這一時期為了獲得海上貿易所需要的準備資金，開始了一種新的融資形式—海事貸款，所謂海事貸款，就是船主和商人以自己船舶或貨物作為抵押，向資金持有人貸入資金。一般借貸期限以航行日期為限。如果船舶安全的到達目的地，那么債務人就用貿易所得來支付本金和利息。但如果遭遇海難的突發情況，造成損失。債權因抵押物的損失而消失。則債務方不必支付一切債務，由債權方承擔。
這里我們并不深入去討論關于海事貸款的具體運作手段。我們只從其帶來的結果出發，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一行為無疑就是金融界所謂的風險投資行為。但這一風險投資對于整個希臘的對外貿易反而促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
一方面對于船主和商人來說，海事貸款這一項不僅增加了他們的資金來源，提高了他們的融資能力。同時也降低了他們進行海上貿易的風險。對于資金持有人來說。高風險意味著高利潤，當時海事貸款的利率并不固定，最高的利率可以達到22.5%。對于資金持有者來說。這種風投極大的加速了他們的財富積累。
此外，對于整個雅典來說。海上貿易的增加帶來了兩大好處：一造船業的迅速發展以及港口的日益繁忙。以比雷埃夫斯為例。從希波戰爭之后，那里一直是希臘最繁忙的港口。通過阿里斯托芬所著的喜劇《阿卡奈人》中，我們可以窺見當時港口的繁忙：
海草的氣味、貨物和船只的氣味、笨重的貨物、船槳和繩索等各種東西在航行時所發出的碰撞聲，伴隨著人們的合唱聲。碼頭上人群熙熙攘攘，人們紛紛向商人們購買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并分類付款。
這樣的場景也從側面反映了一個問題。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希臘人的商品市場日益豐富。而隨著海事貸款這一新興融資方式的出現，商人和船主們的貿易并不集中在愛琴海沿岸地區，他們開始逐步的向地中海其他地區擴展自己的貿易航線，由此使得希臘人的市場變得逐漸豐富起來。
五、海上貿易的快速發展，也引發了希臘社會的巨大問題
雖然整個希臘世界依賴著水手給他們帶來面包，財富和抵御外敵的方式—在希臘只有富人才能擔任戰船的指揮官，他們需通常需要自己裝配自己的戰船，招募水手和士兵。換句話說希臘各城邦的海軍實際上掌握在船主手中而非政府手中。
但是，這并不代表這些船主和水手在人民之間受到歡迎，事實上，以雅典為例。盡管從公元6世紀末期開始，雅典就日益依賴水手，船主，投資人和造船者。并且發展出了一個擴張式的海上貿易系統。但是商人和水手并沒有受到很高的重視。盡管薩拉米斯海戰使得商人水手與傳統土地貴族的關系有了一段時間的緩和，但是后者依然十分輕視水手以及他們的世界。
在他們心中，希臘人抵抗波斯人的關鍵時刻不在薩拉米斯，而在馬拉松平原從當時最出色的著作家身上我們能明顯的感覺到這一矛盾的尖銳性，柏拉圖曾經指出：“他們（水手）為自己丟下武器并毫無顏面的逃跑，準備了貌似真實的借口，這些說辭是從船上雇傭手持武器的人的正常結果。他們所要求的東西并非無限的褒獎，而是恰恰相反。”他認為接受水手的方式還不如選擇死亡。同時他還認為，城市的位置應該選在距離海洋至少15公里的地方，以防止海上貿易中必然出現的腐敗現象。而另一位出色的著作家亞里士多德，與他的觀點相似，他認為“擁有中等實力的海軍對城市無疑是有利的”，但同時“國家人口沒必要增加太多，因為沒有必要讓水手都成為公民”。
從這些言論我們可以看出，雅典人依靠著商人和水手為他們提供物資和防御，但是在社會等級上，水手依然處于雅典社會的最低端。
不僅在希臘，公元前4世紀地中海的其他地區，多存在著對水手的輕視和偏見。希羅多德曾經寫到：“我已經觀察到，色雷斯人、斯基泰人、波斯人和呂底亞人，都認為手工業者和他們的后代在社會等級上比那些與手工工業沒有聯系的人要低一些。”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盡管希臘世界依靠他們的水手和海員們遠遠不斷的帶回財富和提供軍事防衛，然而對于多數希臘人來說，水手們依舊是可疑的。雖然隨著地中海地區的貿易越來越開闊和復雜，商人們的財富也隨之日益增加。但是他們依然處于社會的邊緣地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其經濟地位并沒有轉化為與之對等的社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