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狂，曾經讓作家阿城“驚得魂飛魄散”，還被說成是“反社會人格”的代表。他說除了每天的閱讀和寫作，“如果還有什么堅持”，那就是“不在乎”。

他的寫作也很狂，技法多樣，被貼上過后現代、魔幻現實等標簽，過去一二十年又不斷呼吁：我們到底是用漢字寫西方小說，還是在寫我們自己的小說？

臺灣作家張大春素有“老頑童”之稱，好故事，擅書法。今年4月，張大春大陸首次書法個展“見字如見故人來”在北京時間博物館展出，反響熱烈。最近，張大春的書《認得幾個字》由理想國再版。談起漢字來，張大春調皮可愛，而談起小說來，張大春也著實狷狂生猛。

《認得幾個字》，張大春 著，理想國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9年11月

采寫 | 新京報特約記者 徐振宇

即便是一次短促的采訪，我也為自己的提問是否會觸怒張大春而忐忑不安，據一位采訪過的記者所說，張大春驕傲、敏銳，厭惡千篇一律的提問，如果是一個笨問題，他會感到不悅。

另一個令人焦慮的原因，是如何描畫一個清晰的張大春？他同時被視為頑童、俠客和狂生，以小說家揚名，卻在電臺說書十多年從未停歇，直言自己對知識分子四個字高度懷疑，卻習慣在互聯網上批判時事：批評臺灣教育部“倒煤”“倒霉不分”“沒出息”；做電臺節目，與嘉賓一起痛罵民進黨前主席最終被告上法庭；面對讀者亦絲毫不讓，“讀者不是平白無故當的，他媽的他是消費者，花錢不見得就是大爺，他是要有文化準備的。”

張大春（1957-），臺灣小說家，祖籍山東濟南。喜歡將說書傳統融入到小說寫作中，著有《城邦暴力團》、《小說稗類》、《聆聽父親》等。

古往今來，還有何人敢做此事？

生猛的底氣或許是才學。阿城90年代在臺北結識張大春，看到他總是突然問朋友，例如，民國某某年國軍政治部某某主任之前的主任是誰？快說！或王安石北宋熙寧某年有某詩，末一句是什么？他的這個朋友善飲，赤臉游目了一下，吟出末句，大春訕訕地笑，說嗯你可以！大春也會被這個朋友反問，答對了，就哈哈大笑；答不出，就說這個不算，再問再問。見到此景，阿城說，“我這個做客人的，早已驚的魂飛魄散。”

除了狷狂，他的頑劣同樣讓朋友們印象深刻。據楊照文字透露，年輕時就素有頑童之名的張大春很喜歡惡作劇，有時候跟朋友一起看懸疑片，他看到一半甚至開頭就側身對朋友說，“我對你說，殺人兇手其實是男主角的母親……”張大春太太葉美瑤說自己如果出差，家里就會只剩下三個小孩。

當我和張大春說起這段往事，他聽了放聲大笑，似乎在這個時刻，那個頑童和狂生的形象才交織在一起。

不少人找他跨界合作。張大春早年當過電視節目主持人，參與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后來與王家衛合作

（《一代宗師》）

，不掛名不拿錢，權當朋友聊天，有次他正和侯孝賢吃火鍋，王家衛發來簡訊問宮二

（章子怡所飾演角色）

如果進樓怎么打，如果不進去呢？他干脆走到火鍋店門口逐條回復。

跨界還涵蓋音樂圈，2013年，張大春為周華健作詞《江湖》，周華健開玩笑自己不過是張大春的“聲妓”。在他的描述里，他羨慕張大春的生活狀態，認為他是“俠”。有時候他們在酒館聊完正事，張大春拿出紙筆，醉后就寫。這是一個太沒有耐心的社會，但張大春習字、寫古體詩，通過小說近乎肆無忌憚地釋放想象力。

與常見的宏大敘事不同，張大春的小說有諸多傳統敘事因素，在更早之前，他的寫作被貼上后現代、魔幻現實等標簽，被視為極具西方小說風格，但正是這位被梁文道稱為現代小說技法最齊全的小說家，過去一二十年不斷呼吁，我們到底是用漢字寫西方小說，還是在寫我們自己的小說？“這個問號要放在那，”他說，“我也不想再進一步。小說是沒有國族主義的。如果能夠不把西方現代小說的另一個套路，種種的套路當做是一個束縛，必備的束縛，我們就有可能更客觀一點，更寬容一點，看到已經被我們放棄很多年，很多世紀的中國本來土生土長的敘事故事。”

《春燈公子》里，張大春書寫另類知識，用民間故事說盡江湖事。到《城邦暴力團》，他干脆讓主角叫“張大春”，置身幫會恩怨、國族興亡，最后一章《我應該如此開始述說》，用元小說的寫作方式，讓敘述者交待了自己為小說寫的若干開頭，再一一評論它們。寫《大唐李白》，他替李白捉刀寫詩，與老來沉默的人不同，張大春狂，敢說，“有些詩我覺得要么是李白沒寫完，要么是后來編選李白詩集的編輯在胡編亂造。把他的詩改一改，也許兩百年后有人看了，會覺得我寫的還真不錯。”

古往今來，還有何人敢做此事？

《春燈公子》，張大春 著，九州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狂的背后是他對中國敘事傳統的承襲和現代小說技法的了然。文化傳承，剝落是常態，延續是機緣，在他的長篇小說里，時常能看到傳統書場敘事中偏離主題的跑野馬，許多離題片段，穿插藏閃，伏線千里，猶如流動不居的碎片在大背景下兀自燃燒，從庸俗紛擾的眾生相里峭然拔出。這些由筆記、說部帶來的教養正是古體小說命脈所在。

對中國傳統小說的承繼不僅體現在寫作上，張大春說書，從《江湖奇俠傳》《聊齋》《三言二拍》說到《封神演義》《水滸傳》《隋唐演義》《三俠五義》。寫《大唐李白》時，他早上寫完，下午就去電臺說了，電臺堅持了快二十年，一個當代說書場已然被重建。

《大唐李白》，張大春 著，理想國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年1月版

有時候江湖透進生活與現實相勾連：2007年臺灣竹聯幫領袖陳啟禮病逝，張大春受邀起草挽聯，『啟節秉乎天 人從俠道知忠藎 禮失求諸野 路斷關河望竹林』，一副嵌名聯，牽扯出一段逃亡和歸來的往事。

不過面對年輕人，他會自嘲：“我猜想，很多年輕朋友不見得認得我，我是寫小說的，不只是罵街的，現在大部分朋友會認為我只在臉書上罵人，接著變成報紙上第二天的頭條。”他接著說道，“那是我的副業。”臺下傳來一片笑聲。

（曾因在臉書上罵街，網友留言稱他“反社會人格代表”，他回，“反社會人格”中肯，“代表”不妥，因自己太獨特，代表不了任何人。）

這樣一位寫作者，還會堅持什么？“除了奉行每天的閱讀和寫作，如果還有什么堅持，不在乎吧。”

我不免好奇，他如何一步一步變成眼前這位狂生？秘密或許隱藏在他和父親的家族史里。

秘密或許隱藏在家族史里

很小的時候，張大春就看世界不順眼。一次演講中他說起1970年自己在學校跟人打架受處分，被命令站在秘書室門口罰站，不知道站了多久，忽然之間聽到學校的墻外邊傳來一聲春兒。他模模糊糊透過墻洞看到父親騎著那輛28寸自行車，車前面杠子上放著兩桿網球拍。張大春仍記得騎車路上，背影后邊傳來了父親的話：“學校叫我來帶你逃個學。”還有一句同樣漫不著邊際，“打球可以解決打人的問題。”

多年以后，張大春問父親，“你記不記得，在我念初中二年級時，你帶我逃過學。”父親說，“恐怕不是這樣吧，是你帶我逃了半天班。”

父親的寬容還體現在成績上。到了高中，張大春數學零分，父親看著他的考卷，全是空白沒答題，卻說：“真好，在哪簽都行。”絲毫沒有斥責之意。后來張大春到南門市場斜對面補習，印象最深的是和人干架。那時候李小龍風靡，奉行戀愛可以不談，拳不能不練。張大春癡迷練拳，而且帶一批班上同學當徒弟，畫一套拳譜，告訴他們這是來自大陸的神秘拳法。

《聆聽父親》，張大春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關于張家父子，莫言記得當年張大春托父親帶一筆版權費到北京給他，莫言問，感覺您跟大春很親近，老爺子回應，“多年父子成兄弟，現在他是我哥。”這句話仍在時間里冒險：兩年前，張大春在臉書Po出中學生鬧返課網時寫下的錯字，被兒子反擊。第二天登上新聞頭條，張大春轉發，引用了父親的話，說自己和張容“多年父子成兄弟”。感嘆是兒子為自己解圍。

十多年前，他寫《聆聽父親》，給尚未出生的張容講述家史。如今，父親故世，他成了兩個孩子的父親，每天早上六七點起床為他們做早餐，比起寫小說，更重要的是陪伴家人。作為父親的張大春寬容，并且有些特別——他很早讓孩子們學會了麻將。

但狂生如張大春，有時候也拿兒女沒轍。2013年，女兒知道張大春幫周華健作詞后，說的一句話廣為流傳，“周華健已經那么老了，你還幫他寫文言文的歌詞，你不要害他了”。

不僅女兒如此，兒子同樣有話“直說”。有一天他問兒子，爸爸最好的朋友是你，你最好的朋友會不會是我？張容想了想，說，應該不會。

相似的提問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有一天，張大春問父親他最好的朋友是誰，父親說：“有三個罷，倒還有兩個沒出來。”“那還有一個是誰？”父親指著張大春鼻尖說，“就連我兒也一塊算上罷。”

父親留給張大春的印象是沉默。“我父親非常寂寞，所以非常珍惜友情，我常覺得他和母親之間的夫妻之情，還不如從愉悅而熱鬧的友情，來的滿足和快樂。所以他把生命中最熱烈的感情都給了我。”

這段話或許也是張大春與子女相處時的注腳。

——對話張大春——

你所有的所有，是意外的意外

新京報：當時是一種什么樣的沖動寫下第一篇小說？

張大春：應該說不是沖動。我高一就開始大量閱讀某一種類型的現代小說，已經不是小時候講的那些名著，也不再是我們常常接觸到的那種傳記故事。真正開始接觸現代文學，正好又碰到一種特別的啟蒙，就是朱西甯先生。

（注：臺灣作家朱天文、朱天心父親）

他嘗試去寫那種沒有一般性的悲歡離合情節。后來我受邀去參加一個小說評審，他就跟我說，“大春，有事的小說好寫，沒事的小說難寫。”這個對話忽然之間回頭復案了他對我的啟蒙。

對我來說，寫作沒有事的小說，不去營造很庸俗的愛恨情仇，真的是讓我少費事三十年。我起手開始學，不是從一般小說去琢磨，這種起手式，你也可以說它不太容易、你也可以說它不太討好，我覺得這是一個幸運。如果起手不夠敏銳，很可能一輩子只能寫某些東西。

新京報：你的寫作常把古代材料加入現代小說技法，比如短篇《離魂》改自清朝吳熾昌在《客窗閑話》記載的一則筆記，（阿城也曾改過），《春燈公子》也有這樣的痕跡， 你會有哈羅德·布魯姆所說的“影響的焦慮”嗎？

張大春：有時候發現這個說法很奇怪。歐美總是在講個人、個人，大概從T.S艾略特開始，講所謂的傳統，我認為哈羅德·布魯姆跟著這個路子在發展他的影響焦慮的論述。有趣的是，西方的作家特別喜歡強調個人，尤其是personality，他們卻認為小說或者是詩歌，好像是該跟著老前輩。我們今天的人聽這樣的論述，好像絲毫不懷疑，試問，所謂影響的焦慮，不是就在說明，越晚出的作者，越沒有個性嗎？越是受到龐大的前輩作家影響。那么，個別作者的創造性，跑哪里去了？《影響的焦慮》，我是三十多歲通過中國大陸學者翻譯看到的。 對不起，我從來沒有前輩影響的焦慮這個概念，或者從某些大的概念上去揣摩，我自己的寫作，一點都沒有。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做一個挑戰某個傳統的寫作者。

新京報：那在互聯網時代，人工智能似乎也近在眼前，你怎么看待小說或者小說寫作者的未來？

張大春：恐怕小說某些所謂的未來、渴望，這些我們對未來的譫妄，肯定不是建立在小說作者、小說傳統上，首先要丟開小說，比如今天北韓丟兩顆到美國，對不起，五十年沒有偉大小說了。不過必須要說的，你如果從人類文明發展未來揣摩的話，它不但不會消失，也不見得因為某些特定的需求更加蓬勃，也就是它就是這樣的。小說已死，法文里不知道說了多少年，還有說電影已經死了。這種東西對我來說，都是假問題。這種發問，也不見得是你的問題，是媒體的慣性，很希望從看起來有知名度，有影響力的人那里得到一個簡單答案。

新京報：朱天文老師曾說你的“小說沒有弱點，如此之找不到弱點，令其得意門生要好沮喪提問何以他小說里都沒有一個認真在悲傷的人？”，你自己怎么看？

張大春：他所謂的得意門生，是駱以軍。當年駱以軍上過我不到一年還兩年的課，我沒有手把手教。大學學籍制度湊合成了他坐在臺下，我坐在臺上，都說是師生，我真沒有教過。我真正承認我教過的，是有的，但不是他。

至于沒有一個悲傷的人，當然要歡迎對話。因為臺灣的小說，有個很著名的電影，我也有參與，《悲情城市》。臺灣把自己變成一個悲情城市，你明明小日子過得很好，假裝自己很悲傷。大家的悲傷都是裝的，你裝什么呢，小說里面，那些個認真悲傷的假人。

她

（朱天文）

大概覺得，我的小說，在技術上的打磨，是比較特別的。的確，很多人認為這種打磨包含了炫技。我也很納悶，你這個技不炫，如何成為一個被認知的技呢？如果炫技不成，最怕的是炫技不成，沒有說是怕炫技的。

新京報：那你小說的弱點是什么呢？

張大春：很多。第一個，俗世的愛情。盲點也好，缺點也好，俗世愛情一塌糊涂，完全不碰的。在大唐李白里面講了一個東西，從第一卷開始就有一個月娘，趙蕤的同修伴侶，李白的師娘。月娘在第三卷，被安祿山買了，成為他的第一個妻子，生了十個兒子，包括殺死安祿山的第二個兒子，長子做了人質，被唐玄宗干掉。其中有大段的兩三千字的新婚之夜的描寫，安祿山和月娘，為什么我花這么多篇幅去寫，這是不可理解，不可接受的，跟著這樣一個所有讀者都厭惡的

（角色）

，但是這里面有偉大的愛情。只有用最殘暴的手段，最強烈、激進的手段，處理你看起來不擅長的東西。

還有，我最不擅長的，我認為很多人都不擅長的：描述一連串的動作。對我來講，短時間內大量的動作，非常難，寫一個乒乓球賽，那個球打過來、打過去、打過來、打過去，是這樣嗎？這里面，可以琢磨的非常多。

不想沒有，想起來，整個寫作千瘡百孔。

新京報：怎么看待現在擁有的一切？

張大春：太多的人因為傲慢墜落。海德格，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說人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從這個角度，你所有的所有，更是意外的意外。

作者丨徐振宇

編輯丨小鹽、楊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