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轉載自：最愛歷史
▲大家先熟悉一下上面的地名，下面將會反復提到
湖南岳麓書院來了新掌門人，叫 袁名曜。袁名曜是本省寧鄉人，嘉慶六年 （1801）進士，11年后獲聘任岳麓書院山長。
一到任，門人就請袁名曜題寫書院大門聯。袁名曜說，我出個上聯，你們對出來就是大門聯。
“惟楚有材！”他說。
大家都在使勁想。這時，湖南貢生 張中階進來了，大家告訴他有這么回事。聽完，張中階應聲對曰：
“于斯為盛！”
哇，張中階這個對法很高階。袁名曜出的上聯典出《左傳》，張中階對的下聯出自《論語》，都很有文化，意思也很美好，先把湖南人狠狠夸了一下，再把岳麓書院往死里夸。
“惟楚有材，于斯為盛”，這副天下聞名的門聯至今還是岳麓書院的門面擔當，誰都可以到現場瞻仰一番。
歷史上有許多事，說起來很玄。
在這副門聯出現之前的漫長的兩三千年時間里，湖南人才不僅不盛，還慘淡得很。那個時候，袁名曜的朋友、湖南安化人陶澍在國史館參與編纂《嘉慶一統志》，一邊編書，一邊感慨，說我現在正在編輯儒林、文苑列傳，湖南除 王夫之之外，“得入者寥寥”。 家鄉歷史名人不爭氣，搞得陶澍很沒面子。
但是， 在這幅門聯出現后的50年內，湖南人開始冒頭，且一發不可收拾。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 整整100年里（大約1850—1950年），湖南人才輩出，權勢之重，功業之盛，影響之深，全國無出其右。
用大師馮友蘭的話說， 湖南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力最大的三個地區之一，不僅如此，湖南出的人才還都是大才，是“經綸治世之才”。
湖南人，到底是怎樣在近現代實現人才逆襲的？
陶澍感慨湖南歷史上沒人，戳到了湖南人的痛點。后來，他的湖南老鄉、湘潭人 毛潤之也說：
“元明歷清，長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極慘……四千年歷史中，湖南人未嘗伸過腰，吐過氣?！?/p>
同樣感慨湖南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沒有出息。
胡適的朋友丁文江，民國時期曾對“二十四史”列傳中的人物進行籍貫考訂，統計出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0多名，屬于湖南籍的只有50多名，占比不到1%。
比起雄霸前五位的省份——河南（912人）、河北（619人）、浙江（528人）、陜西（505人）、江蘇（505人），湖南的人才歷史簡直慘不忍睹。
湖南自古不出人才，其實也不能怪湖南人，要怪只能怪地理環境。 “地理決定論”在交通越不發達的時代，越能成立。
湖南地處內陸，不靠長江文明核心區，更遠離黃河文明核心區，連運河文明的末班車也沒搭上。這個地方 三面環山，一面臨湖，全省形成一個朝北開口的馬蹄形。自古便有“四塞之國”之稱，因而民性倔犟，風氣不開。
錢鍾書的父親 錢基博，曾經這樣評價湖南的地理氛圍：
“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于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
▲北面天塹長江，東西南三面崇山峻嶺，這就是湖南
也就是說，很長時間內，湖南人根本就是游離在中原文明之外。無論是貴族蔭庇，抑或科舉取士，哪一種人才選取模式，都輪不到又遠又窮又落后的湖南冒頭。
湖南無人才，怎么辦？
總得有人來帶頭。
悲傷的 陶澍站了出來。
他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發按鈕的第一人，雖然影響不及曾國藩，但是，他影響了曾國藩（這一點很重要）。
陶澍是安化人，歷任安徽、江蘇巡撫，官至兩江總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實學，認為“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主張“研經究史為致用之具”，強調讀經的目的是為了經世濟時，為現實所用。
在他周圍，團結著一撥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則是嘉道年間湘系經世派的首領，帶頭大哥。
▲陶澍，近代湖南人才第一人
長沙人 賀長齡，在江蘇布政使任上輔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編訂《皇朝經世文編》，后任云貴總督?！痘食浭牢木帯肥墙浭琅傻摹笆ソ洝?，推動晚清士人從務虛向務實的方向發展。
在袁名曜出任岳麓書院山長的第二年，嘉慶十八年（1813），書院來了個學生。
這名學生是邵陽人，之前參加縣試、府試，都考取了頭名，前途看好。他在岳麓書院待的時間很短，但這段歲月影響了他一輩子。
他就是后來編出《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的 魏源。魏源曾被陶澍、賀長齡延聘為幕僚，并代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可見，他的思想能領先同時代人幾個身位，是因為有經世派學風打底。
湖南這一撥人才，還有賀長齡的弟弟 賀熙齡，曾提督湖北學政，晚年任長沙城南書院山長；
賀長齡的女婿、長沙人 勞崇光，曾任廣東巡撫、云貴總督等職；
陶澍的好友、善化人（現屬長沙）唐鑒，理學大師，曾代理兩江總督；
陶澍的幕僚、湘陰人 李星沅，官至云貴總督、兩江總督兼河道總督……
這撥人，是近代以來湖南人才崛起的先聲。
陶澍對湖南的意義很大很大，因為他影響下的湘系經世派人才群給湖南留下了兩件“法寶”。這兩件“法寶”在此后湖南歷次人才爆發中，均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一件“法寶”就是，陶澍他們倡導的 經世致用之學，影響所及，“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經世之志”。
直白點說， 這種學風影響下的湖南人，讀書一般，但實踐能力強，動起手來就能改造社會，改變國家。曾國藩、譚嗣同、毛潤之等不同時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經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與踐行者。
另一件“法寶”則是，用實踐告訴湖南人一個真理： 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陶澍他們的主要活動，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內，而在省外。窩在省內，視野受限，空間狹隘，是沒有什么大前途的。
湖南人要吸納更新自己的知識體系，必須到京津、江浙等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去，比如魏源中舉后在江浙一帶任職，較多接觸了外國文化，這才有了他那些警醒世人的進步主張。
另一方面，湖南人要影響全國，在國家層面有話事權、話語權，也必定要走出去才行。太平天國時期，湘軍成批走出湖南，造就了湖南人在帝國軍政系統無可替代的地位。
毛潤之年紀很小的時候，就懂得這個道理。他抄改了一首詩明志：
“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p>
湘鄉人 曾國藩的科舉之路并不順暢。他第一次會試落第后，特意轉道金陵，去拜見前輩陶澍。他對陶澍極其佩服，曾細心研讀過陶澍全集。
這套《陶文毅公全集》，是益陽人 胡林翼送給他的。
胡林翼是陶澍親選的女婿，陶澍一度把他帶在身邊著力培養。在湘軍高級將領中，對于曾國藩來說，要論淵源最深、私交最厚、幫助最大的，沒有人能超過胡林翼了。
湘陰人 左宗棠，和胡林翼同一年進京趕考。胡考上了進士，左名落孫山。不過，他極力向老丈人推薦左宗棠，這樣，左宗棠得以與陶澍相識。
陶澍年長左宗棠33歲，但他同樣很欣賞這名晚輩，認定左宗棠將來必成氣候。于是，陶、左兩人從忘年之交，發展到結成兒女親家。
這樣， 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夜，圍繞在陶澍身邊，近代湖南真正意義上的人才爆發式群體——湘軍的主將，已經完成了聚集。
▲曾國藩幾乎重塑了湖南人的國民性
道光二十四年（1844），舉人出身的新寧人 江忠源，通過湘陰人 郭嵩燾的介紹，認識了在京城翰林院工作的曾國藩。曾國藩此時已經中了進士。
告別時，曾國藩出門目送江忠源，緊接著回頭對郭嵩燾說： 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人聽了都很詫異，不知道曾老師說得準不準。
這一晃，就過了七年。 整個帝國，沒有人想到一幫來自廣西的造反者，最終吞噬了帝國半壁江山。當時，曾任河南巡撫的李僡跟咸豐皇帝報告說，他在河南懷慶戰役期間，親眼看到黑龍江旗軍見了太平軍撒腿就跑。
清政府的主力部隊八旗、綠營都不頂用，挽救帝國危亡，只能靠新力量。新力量是什么？當時人心里也沒譜。
這時候，江忠源在老家已經募了一批新寧勇，搞團練，戰斗力不賴。丁憂在籍的曾國藩于是請求清政府同意他在湖南辦理團練。 最初的士兵來源，正是曾的老家湘鄉和江的老家新寧，這就是湘軍的雛形。
咸豐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已經官至安徽巡撫的江忠源，眼看著廬州城被太平軍攻破，投水自殺，應驗了十年前曾國藩對他的預言。
一年后，湘軍在湖口、九江被太平軍虐得潰不成軍，曾國藩氣得投水自盡。不過，他的命比江忠源硬，被部下救起來了。
郭嵩燾說，曾國藩之所以預言到江忠源的結局，不是因為他相人相得準，純粹因為兩人是同類人，都是湖南人，都有相當激烈的性格。
大難不死，遂有轉機。在與太平軍激烈對抗的十年中，湘軍的權勢如日中天。因軍功而獲保舉上位的湖南人，成為晚清各省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群人。
整個晚清70年，一共有375名總督、巡撫。這些封疆大吏，八旗占了97人，占比超過1/4，這是清政府的統治根基，不可動搖。 除此之外，誕生封疆大吏最多的省份，就是湖南了。
湖南以40名封疆大吏，高居各省榜首，占全國的10.67%。有句話說“中興將相，什九湖湘”，確非虛言。
在湖南省內，湘鄉縣尤其扎眼，一個縣就產生了9名督撫，比大多數省份一個省的督撫還多。湘鄉是曾國藩的老家，湘軍用人，喜歡用同鄉人，所謂 “同縣之人，易于合心”（曾國藩語）。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這一時期（包括后來的民國時期也不例外），湖南人才大爆發的主體在湘軍軍功，也就是在武力層面，跟文化層面關系不大。這從晚清湖南的進士人數，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清全國考中進士的人數大約7900人，按省份劃分，浙江、江蘇、山東名列前三， 湖南考中313人，人數大約僅為浙江的一半，排到了第14位，只比人才存在感相當弱的廣西多了十幾人。
我們來小結一下，湘軍人才群體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曾國藩是公認的領袖，地位無可撼動。
第二，地域相當集中，主要集中在湘鄉、長沙、寧鄉、湘陰、新寧等地區。
第三，高官居多，都是憑借軍功晉升帝國封疆大吏。
第一，曾國藩是公認的領袖，地位無可撼動。
第二，地域相當集中，主要集中在湘鄉、長沙、寧鄉、湘陰、新寧等地區。
第三，高官居多，都是憑借軍功晉升帝國封疆大吏。
湘軍集團的崛起，對湖南的意義怎么形容都不為過。最重要的一點，是改變了湖南過去那種 “未嘗一為輕重于大局”的狀況。
湘軍興起之前，在兩三千年的歷史中，湖南在中國的版圖中存在感極弱，可有可無。但湘軍興起之后，整個湖南對中國價值立馬躍升了好幾個檔次。
長沙人 楊毓麟說：
“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無所輕重于天下，亦幾不知有所謂對于天下之責任。知有所謂對于天下之責任者，當自洪楊之難（即太平天國運動）始。”
湘軍將才的發跡，順應了“亂世出英雄”的需求。楊毓麟的話，絕非溢美、自夸之辭。
順帶說一句，1911年，楊毓麟在英國聽聞黃花崗起義失敗，赴利物浦海邊，跳蹈海自盡，死在了民國前夜。湖南人那種卓厲敢死的個性，十分強烈地表露出來。
▲楊毓麟，跳海自殺的湖南人
湘軍走出湖南，使得 湖湘子弟滿天下，同時也表明 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
一個最明顯的變化，是湖南人心態和心氣的變化。
陶澍當年感慨湖南無人時，那種胸悶氣短，到了 譚嗣同、蔡鍔、楊度這群人這里，是難以體會的。 這時，湖南人的心態和心氣徹底變了，骨子里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氣，有一種拯救中國的使命。
邵陽人 蔡鍔曾經提出 “湖南民族主義”的構想，即湖南自立以對內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對外抵抗外國侵略者。
湘潭人 楊度的話，知名度更高：
“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后中國……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p>
這種地域自信，是其他省份的人所無法企及的。
盡管湘軍后來衰落了，但湖南這個人才庫，依然源源不斷走出一流的人物。緊接著湘軍人才群，就先后涌現出兩撥湖南人才：
一是光緒年間，以 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為代表的湖南維新志士。他們是全國變法維新運動的左翼激進派，在湖南建學堂、辦報刊、設學會、倡辦近代工礦企業，使湖南成為 “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二是辛亥革命時期，以 黃興、宋教仁、蔡鍔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是同盟會的核心，多次武裝起義的組織者、領導者。湖南是武昌起義后的首應之省，湖南人又是反袁護國戰爭的主要發起者和領導人。
一直到民國時期，湘軍集團對湖南人才密度和人才結構的影響，還在繼續。
湖南民眾自古以來習慣于農耕，較少外出經商和從軍。但湘軍興起后，許多普通家庭憑借軍功興旺發達，因此，不僅一些無業游民樂于習武從軍，就是許多農民也紛紛放下犁耙，走出田園，拿起刀槍，走上戰場。
楊度說，咸同之際，湘軍戰勝，湘人僥幸之心因而大盛，出現了人人樂于從軍的景觀：
“農夫釋耒只操戈，獨子辭親去流血。父死無尸兒更往，弟魂無返兄逾烈……只今海內水陸軍，無營無隊無湘人。獨從中國四民外，結此軍人社會群?！?/p>
從此，湖南人和軍隊結下了不解之緣，有 “無湘不成軍”的諺語，湖南人才也多為軍事人才。
黃埔軍校辦在廣州，但它的早期畢業生中，不是廣東人最多，而是湖南人最多。
蔣介石當年北伐統一全國的國民革命軍中，高級將領也是湖南人最多。
在全國范圍內，跟湖南形成最大反差或最互補關系的省份，是江蘇。江蘇在文教科技領域，全國遙遙領先，但在軍事領域，卻跌入谷底。 尚文與尚武，兩種民性的差異，恰好代表了中國的兩極。
湘潭人毛潤之年輕的時候，對晚清湖南籍中興名臣佩服得五體投地，不只佩服一個，是佩服三個：
他親口說過，近代人物里面，他最佩服曾國藩。這個大家都知道。
左宗棠，其實他也佩服，怎么個佩服法？左宗棠寫過一對聯子自況，上聯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毛潤之的朋友，則這樣形容毛：身無半文，心憂天下。呵呵，如有雷同，純屬膜拜。
至于胡林翼，則佩服到了為之改名的地步?！皾欀边@個名字，與胡林翼的號（潤芝）嚴重撞車。
可見，湘軍對湖南的影響，不僅深遠綿長，而且形成了 偉人影響偉人、一流人物影響一流人物的格局。
曾國藩之后，湖南總能出大人物，絕非偶然。 近一百多年來，湖南人的國民性，至少有一半是曾國藩影響和塑造出來的。他們的較真、韌勁、不畏死、崇尚武力等性格，都是曾國藩的“遺產”。
1955—1965年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授少將以上將帥1614名。湖南雖然排第三，落后于江西、湖北，但是其開國將帥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湖南有204名開國將帥，其中元帥3名、大將6名、上將19名、中將45名、少將131名。就全國占比來看，湖南籍元帥占了將近1/3，大將超過一半，上將占1/3，中將占1/4。中將以上將帥人數，湖南絕對全國第一。
這些湘籍將帥主要分布在湖南東部靠湘贛邊界的平江、瀏陽、茶陵、醴陵地區一帶。
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斗，但是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一個省也是如此，湖南人近代以來完成人才終極逆襲，正是靠這兩點。
湖南人個性堅韌，認定一個目標，就會死磕到底，有一種不信邪的騾子脾氣。青年毛潤之的名言“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最能說明問題。
有句話叫 “湘運之興，從湘軍起”。湖南“省運”亨通，真應該好好感謝曾國藩，以及影響了曾國藩的陶澍，還有被曾國藩影響的毛潤之。
從大歷史層面看，正是他們改寫了湖南，也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參考文獻：
陳旭麓等編著：《中國近代歷史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
王繼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王奇生：《中國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陶用舒：《論湖南人才的地理環境》，《湖南城市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何麗君：《晚清（1840—1912）政治領袖區域分布研究》，湘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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