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們，羊沒辦法賣著萌跟跟大噶打招呼了，因為下面我們要探討一個較為嚴肅的話題。 2019年12月18日，在世界范圍內引起震動的“日本之恥”性侵案，歷經四年，終于塵埃落定。

四年了，“不完美”受害者伊藤詩織，終于在2020年到來之前勝訴了。

正所謂三十而立，1989年出生的伊藤詩織剛好30歲。

被質疑的受害人，伊藤詩織

2015年，26歲的伊藤詩織遭遇了山口敬之的性侵。

從此，這個年輕的女性孤身一個與整個日本司法系統作戰。

施暴方山口敬之是誰呢？他可是個“體面人”。

他有很多“金光閃閃”的title：他是TBS（東京廣播電視臺）華盛頓分局的局長、首席新聞官、日本首相安培晉三的傳記作者。

據說山口敬之和安培晉三的私交甚好，是極少數可直接致電安倍的記者之一。

因為身份“特殊”，所以受害人伊藤詩織遲遲得不到公正的判決，甚至遭受到了很多質疑和阻礙。

更何況在日本，“彼此相知的人”之間如果發生了性侵案件，就幾乎不可能被認定為強奸。

在被山口敬之侵犯前，伊藤詩織已經和他相識兩年了。

2013年9月，在紐約留學的伊藤詩織為了賺取學費和生活費，在一家酒吧打工，遇到了山口。

當時詩織正修習新聞和攝影專業，剛好和山口的工作“對口”。

那時我恰好處于畢業前夕，翌年即將離校，已經有了些實習經驗，正考慮去紐約的新聞現場工作，有幸得到前輩的指教，感覺特別開心。

—— 《黑箱·日本之恥》

當時的山口敬之表現的極為正派且熱心，仿佛是個準備提攜后輩的行業大佬。

山口聞言爽快地回答：“我自己也是記者，能遇到你這樣懷有新聞理想的人，真的很高興！”

—— 《黑箱·日本之恥》

2015年3月，詩織聯系山口，急需工作的她想碰碰運氣。

對于當時詩織來說，能成為實習生就已經是走運了，但是山口拋出了一個讓她欣喜若狂的“誘餌”——制片人干不干？

伊藤詩織萬萬不會想到，她所期待職位是一個被布置好的陷阱。

而“求職”這一行為，讓她后來被攻擊“通過與人上床來獲得工作”。

2015年4月3日，山口敬之以談工作簽證為名，約伊藤詩織在酒館進餐。

而詩織卻在用餐過程中昏迷，等她醒來，她發現自己正在遭受山口的性侵。

在日本，女性是很難表達真正的情緒的。

女性面對比自己年長、位高的男性時，可以使用的平等抗議性語句，我卻無法自然而然地脫口而出。或許日語里原本就不存在這樣的語句。—— 《黑箱·日本之恥》

甚至當她們在傳達出“拒絕”的觀點時，外界往往會直接扭曲成“同意”。

如果有對日語有點了解的同學，應該知道日本的“臟話”是很貧乏的，遠遠沒有中文那么豐富多彩。

每當有人半開玩笑地請求“教我幾句日語的罵人話吧”，我卻總是回答“日語里沒有那樣的臟話”，并且對此深感自豪。—— 《黑箱·日本之恥》

因此，在詩織被侵犯時，她無法用日語制止山口的行為，因為那樣很像在取悅他。

于是詩織選擇用英語咒罵他。

但是山口卻用工作來“安撫”她，仿佛想用一個工作崗位來換取“性服務”。

日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色情廣告、黃色雜志是很容易被獲取的。這個社會氛圍折射出“男人物化女人是可以被接受的”。

而在街頭的色情刊物中，“被性侵的女性愛上強奸犯”是常見橋段。

很多日本的男性，就是從這樣的街頭讀物中獲得性啟蒙。在這樣文化氛圍的男權社會中，山口敬之很容易給自己洗白。

甚至，他有意無意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仿佛中了暗算。

《日本之恥》

詩織報警后的遭遇，對她而言無疑是又一次傷害。

上文曾提到過日本的社會氛圍，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男警官，很難設身處地的為受害女性著想 。

但日本女警官的比例僅有8%，大多也不會參與刑事案件。

“（強奸）這種事太常見了，立案調查有難度啊。”

—— 《黑箱·日本之恥》

警方調查的過程更加簡單粗暴：受害人要在男警官的“擺弄”下，重現被強暴的過程。

從官方數據上看，日本是個“強奸率”極低的國家。

聯合國藥物犯罪調查局在2013年公布的一組數據，統計了各國每十萬人口當中強奸案發生的件數，日本“表現亮眼”?。

但是紙面上冰涼的數據，并不能代表日本女性的安全程度格外高。

生活在日本的女性，對真實的社會現狀更有發言權。

無論是日本的社會環境也好、法律規定也罷，對于女性都過于嚴苛了。

比如說，法官需要看到受害女性有劇烈反抗的痕跡。

但研究顯示，70％的強奸受害人在遭受性侵時，身體會無法動彈，陷入一種解離狀態，稱之為“Tonic Immobility”（緊張性強直靜止）。

日本是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國家，但針對強奸的相關法律卻停留在1907年——那時候大清還沒亡（1912年清政府的統治終結）。

在詩織的案件掀起軒然大波之前，日本還有個“受害者親告”的規定：如果受害者本人不提起控告，是不可以立案的，性暴力的實施者就不會被問罪。

△一直到2017年，強奸的最低刑期短于盜竊，一百多年都沒有改變。

在詩織經歷種種磨難后，警方終于決定對山口進行逮捕。

但在關鍵時刻，行動被“上頭”叫停了。

“檢方已經批準了逮捕令，法院方面也簽發了許可，對吧？明明是確定好的行動，怎么能被輕易推翻呢？”

“叫停行動的，是警視廳的最高層。”

逮捕行動被叫停的當天，負責這個案子的警員和檢察官都不在了。

—— 《黑箱·日本之恥》

詩織面對的，是日本官方明晃晃的包庇。

詩織的反擊

2017年，幾乎走投無路的伊藤詩織決定召開一場新聞發布會，和大眾公開對話，為自己伸張正義。

有意思的是，在發布會開始前，日本官方“提醒”各大媒體，不要觸碰詩織這個選題。

“政府在官方主頁向各大媒體發布了提醒，說這個案子情節復雜不宜報道，奉勸大家謹慎自律，最好不要觸碰這個選題。”

伊藤詩織也不是日本國民心目中那個標準的受害人形象。

比如說：當她在面對鏡頭陳述案情時，沒有蓬頭垢面、苦大仇深，反而連襯衫最上面的那顆扣子都沒扣上。

詩織并不覺得受害者面對鏡頭就要擺個苦瓜臉，哭天抹淚。

這使她受害人的身份被質疑，被污蔑為“朝鮮間諜”或是“賣春婦”。

詩織本人甚至還多次受到死亡威脅，這也波及到了她的家人。

2017年9月，日本檢查廳再次做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訴”。

官方認定山口敬之無罪。

詩織并沒有認輸：“打刑事官司”是走不通了，于是她向山口提起了民事訴訟。

2017年10月，詩織依據自身經歷寫的《黑箱·日本之恥》出版，在日本內外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2018年6月，英國BBC根據伊藤詩織的事件，拍攝紀錄片《日本之恥》。

總之，事情“越鬧越大”，伊藤詩織儼然成為了日本“me too”運動的代言人。

另一邊，山口敬之也沒有停止反擊：他認為詩織侵犯了自己名譽，因此也提起了民事訴訟，要求詩織賠償自己1.3億日元。

因山口敬之和日本首相的關系“不一般”，最終詩織的案件被卷入日本的政治斗爭之中。

詩織的案件，仿佛成為了日本黨派斗爭的“素材”。

這也就可以理解，日本自由民主黨的女性議員，為什么要厚顏無恥地扯著塑料布遮羞，為山口洗地。

羊就默默地po張圖，同學們自行體會。也許有很多人誤以為伊藤詩織僅僅是個為自己維權的性侵受害人。

她也許還被裹挾在政治斗爭的漩渦中。

Survivor（幸存者），性受害者往往被這樣稱呼。但我卻想，我們每一天還都在求生的路上啊。

—— 《黑箱·日本之恥》

這也就能理解，為什么詩織那本《黑箱·日本之恥》的讀者，大部分其實是男性。

“有些男性說，他們無法想象性暴力是什么樣的，但他們能明白被強權控制是什么感受。”

—— 伊藤詩織

在這樣復雜的處境中，詩織一直沒放棄。

在日本2017年的刑法修訂中，“強奸罪”“準強奸罪”兩項罪名，已分別變更為“強制性交等罪”、“準強制性交等罪”。

“性交”的定義更加寬泛，經由肛門、口腔施行的侵犯行為也被視為定罪的對象。這是無數“詩織們”的堅持和努力的成果。

2019年12月18日，主審法官認定被告山口在詩織沒有同意的情況下發生了性行為，并判定山口賠償330萬日元，大約19萬人民幣。

好懸。

這是羊看完詩織的《日本之恥》后第一個涌上心頭的感覺。

其實詩織的勝利，很大程度上仰仗了她的新聞專業——她在給自己伸張正義的同時，多次顯露了她極好的專業素養。

而她在國外留學和工作的經歷，也讓她可以跳脫出傳統日本女性的桎梏。

在此之前，我曾游歷過大約六十個國家，也曾報道過哥倫比亞的游擊戰，探訪過秘魯種植可卡葉的熱帶叢林。

—— 《黑箱·日本之恥》

如果詩織沒有這樣的行業背景和人生經歷，還能否與山口抗衡？

但是，羊轉念一想：就算沒有伊藤詩織，早晚也會有其他人跳出來。

膿瘡總有被捅破的一天。

也許詩織的戰斗還沒結束。

畢竟山口敬之沒那么容易認栽。在審判后的記者會上，山口還在為自己辯護。剛巧，伊藤詩織以記者的身份坐在臺下，淡定地看著他，用行動彰顯著自己的力量。

詩織早已跳脫出自己的案件，把目光投向整個女性群體。

從Me Too到We Too，伊藤詩織的戰斗不可能結束。

今后等待詩織的道路絕不會多平坦，但羊知道，她不會放棄。

羊為了寫這篇推送，通宵看完了詩織的記錄片，還有她的《日本之恥》。

這樣的女性，值得最認真的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