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俄羅斯文豪費奧多爾 · 米哈伊洛維奇 · 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的生日。
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體也表示著。又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靈魂的深處并不平安，敢于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因此有些柔軟無力的讀者，便往往將他只看作“殘酷的天才”
陀思妥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想的境地，使他們什么事都做不出來。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癡呆，酗酒，發狂，自殺的路上去。有時候，竟至于似乎并無目的，只為了手造的犧牲者的苦惱，而使他受苦，在駭人的卑污的狀態上，表示出人們的心來。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
而奧地利小說家茨威格則評價說：對我們這一時代的文學和文化能產生深遠影響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存在主義的鼻祖克爾凱郭爾，另一個就是俄國的小說家陀斯妥耶夫斯基。
有意思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日，正是克爾凱郭爾的忌日。
本文系法國作家安德烈 · 紀德在老鴿棚劇院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紀德視陀氏為天才的小說家，而且是“所有作家中最偉大的一位”。
他永遠是最偉大的小說家
文 | 安德烈 · 紀德
圖 | 伊凡 · 伊凡諾維奇 · 希施金
女士們，先生們：
幾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還寥寥無幾，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那樣，最初的一批崇拜者都是精英，而且他們的人數在不斷壯大，以至于到今天，連我們這個老鴿棚劇院都顯得不夠大，容納不下所有那些人了。我今天首先要探討的是，為什么如今還有人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出作品那么反感。因為，要戰勝一種不理解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看成是出自真心的，并努力去理解它。
人們以西方人的邏輯出發譴責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主要是他筆下人物的性格，他們往往不合情理、優柔寡斷，而且幾乎總是不負責任。他們的形象因而可能顯得乖戾和瘋狂。有人說，他表現的并不是現實的生活，而是一些噩夢。我認為這么說是完全錯誤的。但是，我們不妨暫時接受它，還可以像弗洛伊德那樣回答說，我們的夢其實比白日的行為更真實。
不過，我們并不滿足于這樣的回答，我們還是來聽聽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怎么談論我們的夢的吧。他說：
我們的夢充滿了荒謬性和不可能性，但你們立即接受它，幾乎并不感到驚奇，即便在另一方面，你們的智力發揮著一種不同尋常的威力。
他繼續說：
為什么當你們從夢中醒來，又回到現實世界中時，你們幾乎總是感到，有時甚至還非常強烈地感到，夢在離你們而去時帶走了一個未被你們猜破的謎呢？夢的荒唐讓你們微笑，同時你們卻又感到，這荒唐的外表中包裹著一個想法，一個真實的想法，某個屬于你真實生命的東西，某個存在著的東西，始終存在于你們心中的東西；你們會認為，在你們的夢中找到了一種期待已久的預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夢的這一番話，我們將應用到他自己的作品中去，但這并不是說，我一下子就贊成把他的那些故事跟某些荒誕的夢境相提并論，而是說，當我們從他的書中醒來時，我們也一樣感覺到——即便我們的理智拒絕給予一種完全的贊同——我們感覺到，他剛剛觸及了某個“屬于我們真實生活”的隱秘點。
我想，這樣我們就找到了解釋，知道了為什么某些聰明的學者會以西方文化的名義，拒絕承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華。因為，我馬上就注意到，在我們整個的西方文學中，我說的不僅僅是法國文學，而是整個西方文學，小說——除了極其個別的例外——關注的只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激情的或者理智的關系，家庭、社會、社會階級之間的關系，但從來都不關注，幾乎從來都不關注個人與自己，或者與上帝的關系，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后的那種關系要超過其他一切關系。
霍夫曼夫人寫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記（據我所知，這是寫得最好的一部傳記，只可惜沒有翻譯過來），其中就引用了一個俄羅斯人的話，她認為，那句話能幫助我們更好地感受俄羅斯靈魂的一大基本特點，我也認為，沒有任何什么比這句話更能說明我想要說的話了。當那位俄羅斯人被指責不守時間時，他很嚴肅地反駁道：“是啊！生活是困難的！有些時刻需要人認認真真地去過，這要比按時赴一次約會遠遠重要得多。”在這里，個人的私生活要比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更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正好就在這句話里，你們不覺得嗎？它讓某些人覺得他是如此的偉大，如此的重要，而又讓其他許多人覺得他是如此的難以接受。
我絕對不是想說，西方人，法國人，完全地、徹底地是一種社會的生物，只是穿了社交禮服才存在于世的：帕斯卡的《思想錄》擺在那兒，《惡之花》擺在那兒，這些嚴肅而又孤獨的書也是法國人的作品，跟我們法國文學中的另外一些作品一樣。
但是，某種類型的問題，焦慮啊，激情啊，關系啊，則似乎應該留給倫理學家、神學家、詩人去解決，而小說根本就不必去過問。在巴爾扎克的所有作品中，《路易 · 朗貝爾》無疑是最不成功的；無論如何，它只是一篇獨白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創造的奇跡是，他的每一個人物——他創造了整整一大批人物——首先是依據自己才存在的，這些富有內涵的人物的每一個，都帶著各自特殊的秘密，為我們展現了他們復雜的內心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跡還在于，他的每一個人物所體驗、所經歷的，恰恰正是這些問題，我或許應該說，這些問題恰恰是依靠了每一個人物才得以存在的——這些問題互相碰撞，互相斗爭，形成了人的模樣，然后在我們的眼前走向死亡，或者走向勝利。
無論多么高深的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都敢涉及。但是，這句話剛剛說出口，我就必須馬上補充說：他從來不以抽象的方式來涉及它，在他的小說中，思想永遠是依靠了個體的存在而存在的；思想永恒的相對性就在于此，思想的威力同樣也在于此。
某個人終于想到了上帝，想到了天命和永恒的生命，只是因為他知道，再過不幾天，或者再過幾個鐘頭，他就要死了（《白癡》中的希波利特），而在《群魔》中，另一個人建立了整整一套形而上學的體系（尼采的思想已經在這個體系中萌芽），只是由于他要自殺，因為他必須在一刻鐘之后殺死自己。聽他這樣說話的時候，人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因為必須自殺才想到了這些，還是因為他想到了這些才必須去死。
最后，還有另外某一位，梅什金公爵，他最異常的直覺，他最神圣的直覺，只有在他癲癇癥即將發作時才能產生。從這些觀察出發，我現在根本不想得出任何的結論，而只想說明一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作為思想最豐富的一種小說——我本來想說的是書籍——從來都不是抽象的，而始終是我所知道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小說和書。
因此，無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多么具有代表性，我們卻從來看不到他們脫離人性，而成為所謂的象征。他們也從來不是什么典型，如同在我們的古典戲劇中那樣；他們始終是個人，跟狄更斯筆下最有特點的那些人物一樣特殊，與任何一種文學中的任何一個人物肖像一樣，被描繪得同樣有聲有色。請聽這樣一段話：
有那么一些人，我們一開始很難就說得出他們最顯著的特點是什么；他們正是那種通常被稱為“普通”人、群眾的人，而實際上，他們正是人類的大多數。我們故事中的好幾個人物，就屬于這個廣大的類別，特別是加布列爾 · 阿達廖諾維奇。
這確實是一個我們很難揭示其特點的人物。且看作者是怎么提到他的：
幾乎是從少年時期起，加布列爾 · 阿達廖諾維奇就時常為自己的平庸而苦悶，而與此同時，他還受到一種不可抑制的欲望的折磨，一心想證明自己是一個上等人。他充滿強烈的渴望，可以說天生就是神經敏感、易于煩躁的命，而且他還相信自己欲望的力量，因為它們十分猛烈。他那種一心想出人頭地的沖動有時會使他做出最輕率的冒險，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我們的這位主人公就變得過于理性，不能痛下決心。這一點簡直要了他的命。
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一個最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描繪。我們還必須補充說，其他的人物，近景中的大人物，他就不去描繪他們，而是讓他們在整本書的過程中自己來描述自己，而且，描畫出的肖像還在不斷變化，永遠沒有完成。他的主要人物永遠處在成型的過程中，始終難以從陰影中彰顯出來。
我順便還注意到，在這一點上，他跟巴爾扎克實在是太不相同了，巴爾扎克最基本的考慮，似乎永遠是人物的完美結果。巴爾扎克的描繪類似大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繪類似倫勃朗，他的那些畫屬于一種如此強有力的、而且常常還是如此完美的藝術，以至于在它們的后面，在它們的旁邊，是不會有太深的思想深度的，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將永遠是所有小說家中最偉大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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