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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的春運期間，丟了火車票可能比丟了錢包更讓人難過。現在這樣的情況不存在了，因為我們憑借身份證，順利通過閘機登上回家的列車。

但是，如果去看一場演唱會，你好不容易弄來的票遺失了或者忘帶了，那就很糟糕，因為現場保安和驗票員會始終將你拒之門外。

事實上，在技術上我們早已經能夠實現電子票通行，如火車票、飛機票，地鐵公交等，我們早已經享受了無紙化的各種好處，然而，為什么時至今日，在現場演出行業，我們還必須攜帶紙質票核驗入場？

用戶便利了，他們卻很尷尬

今年8月，一位在上海的潘瑋柏粉絲，其家人誤將演唱會門票當垃圾扔了，最后全家在物業的幫助下，用了3小時翻了3噸干垃圾將票找回。

感謝上海垃圾分類，微博用戶 @略略略略略哥 終于找回演唱會門票

國內現場演出的作業還處在落后的階段，包括劇場在內，主要以手撕票的形式為主。整個商業模式還處在十年前就已有的紙票的玩法和流程。

事實上，在現場演出領域，游展類活動已經開始有了大面積無紙化入場的嘗試。今年的 ChinaJoy 采用大規模無紙化入場，購票用戶無紙化入場比例達到90%，3個展區89臺閘機，雙向進出設計，人均1秒以內完成核驗，整體入場速度較紙質票提升兩倍。

但在大部分現場演出，換票排一次隊，入場排一次隊，無紙化入場沒有大面積普及，還保持著原始的交易形態——票是主體，人只是附屬。

這是為什么呢？從主辦方到劇場方，再到票務平臺，這個產業鏈上的每一個環節，都有自己的考量。

相較展會、演唱會等活動，劇場演出的開票時間長，從開票到開演，演出票的變數較多，部分觀眾還有收藏票據、贈票、團體組織觀看等多元需求，為無紙化入場增加了難度。

北京天橋藝術中心運營副總經理江濤曾表示，國內的票務系統情況比較復雜。在北京地區，國家大劇院、天橋藝術中心、保利劇院等擁有自有票務系統，可以實現無紙化票務。

但是，全國大部分劇場沒有獨立的票務系統，多家票務系統并行。對于這些劇場來說，統一票務規格、檢測方式，來實現無紙化入場，是一項十分浩大的工程。

很多綜合藝術中心，因為不是單體劇場，入場時有二次檢票甚至三次檢票的情況，大多數演出又會有中場休息，一些場館因為座位固定，還設有專門通道。在這樣復雜的場景中，劇場方認為，無紙化入場不僅無法實現便捷，反而會增加檢驗負擔和程序。

閘機的鋪設會增加劇場的成本

無紙化入場一個必要的條件是閘機的鋪設，它首先需要場館另行購買或者租賃，其次在日常的運作中，閘機還要有專門人員來運維。在不減少現有人力成本的前提下，這無疑加大了劇場的成本。

看上去利潤最高的演唱會，卻是最難攻破的環節。

作為票務平臺的代表，大麥網無紙化項目負責人高初在接受鈦媒體采訪時說，“ 無紙化入場最難啃的骨頭是演唱會”。

與其他現場娛樂形式相比，從規模上看，演唱會涉及到更高的現場安保的需求，同時，演唱會的入場和退場時間相對集中，也對應著更大的人流的峰值，因而更為考驗現場驗票的能力。再加上，大型現場的不確定性更高，尤其是需要保障在弱網或者無網核驗的正常。

在國內現場演出市場，對于主辦方來說，無紙化入場可能會帶來另一層“不可說”的顧慮。

鈦媒體了解到，每舉辦一場大型演出，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除了部分可售票之外，主辦方必須留有一些“非可售票”。非可售票流向了公安、消防、文化主管部門，也可能是媒體、商業贈送等，這部分最高可占整場演出的30%。

這加大了演唱會大規模實現無紙化入場的難度。但是如果使用紙質和電子票混合執行的方式呢？對于劇場來說，又要設立兩種檢票機制和設備，無紙化反而成為了雞肋。

無紙化就能終結“黃牛”嗎？

對于用戶來說，最關心的問題莫過于，推行了電子票之后，我們就能徹底擺脫假票和黃牛的煩惱嗎？

“如果推行電子票入場，可以100%杜絕假票的現象發生。”高初告訴鈦媒體，即便紙質票已經采取了非常豐富的防偽措施，但是不法分子的制假能力也在不斷上升，因而推行電子票是當前打擊假票的最有效手段。

在推行無紙化入場的過程中，通過數字鏈路全程監控、跟蹤，追查做到了可視化。同時，電子票擁有動態二維碼加密、動態防偽條等技術保障票品安全。

對于一部分轉贈的需求，電子票轉送能力的開通，可以實現票的流轉可追溯、轉送次數可配置；驗票入場環節，與核換驗系統有機結合，保障唯一性核驗和實時狀態同步。

當防控功能得到提升后，“黃牛”的成本會大大增加。

但是這能徹底杜絕黃牛嗎？一邊網上破口大罵黃牛黨，一邊暗地里高價購買黃牛票，這可能是中國的現場演出最奇特的景象。

熱門演唱會門票的供不應求，催生了大批黃牛黨，形成了繁榮的生態。傳統黃牛黨屬于資源性，通過各種灰色地帶可以拿到部分非可售票源。

而新型的黃牛黨的作業方式，大多數是雇傭人搶票，進而加價收購，或者演出前在現場收票。但在線上票務平臺的監測和打擊下，他們的已經處境較為艱難。

即便如此，實際上，在中國，黃牛與主辦方也已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共生關系。鈦媒體了解到，在動態票價尚未推行之際，黃牛在中國演出票務市場扮演的是一個“調價中間商”的角色。

在黃牛手中，各方根據需求定價，可能高于或者低于票面價格。遇到票房好的演唱會，主辦方可以加價給黃牛，獲取更高的收益；若是票房不行，就低價給黃牛，轉移風險。

對主辦方來說，黃牛是一個有效的銷售渠道，通過不透明的渠道去管理票的銷售，從而獲取更高利潤。黃牛得了好處，還幫主辦方炒火了演出市場，雙方關系如此微妙。

但是，從長遠來看，大小黃牛哄抬票價賺取差價，終究損害的粉絲的熱情和利益。

這也倒逼演出市場進一步在管理科學化、技術智能化提升。

對于 B 端來說，電子票的好處在于數據沉淀，從而讓現場演出行業進行數字化改造成為可能。

比如說，某位明星決定在全國開辦巡回演唱會，傳統的方式是，主辦方與藝人經紀團隊依據經驗判斷選擇適合城市，估算票價等。但是經過數字化的手段，可以通過用戶畫像、城市特點等科學測算，避免人為因素帶來的誤判。同時，也讓主辦方沉淀私域運營的受眾，當再次舉辦同類型演出時，可以迅速觸達到核心用戶群體。

“原來我們只認票，在未來，我們要做的是，人是主體。”高初對鈦媒體說。

（本文首發鈦媒體，采訪、撰文｜李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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