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文化講堂第8期 李修文：我和我的“江東父老”

主講人：李修文（作家、編劇、魯迅文學(xué)獎得主）

12月26日，閱文·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2019年十大好書獎在北京揭曉，“年度散文集”由作家李修文的《致江東父老》獲得。在本書中，李修文有力地拓展了散文寫作的邊界，將傳奇、戲曲、戲劇、電影、音樂、小說等技法雜糅，寫下所見所感，由此，他也被譽為當代散文創(chuàng)作領(lǐng)域的“新說書人”。李修文認為“散文是今天的一件大事”，它既承擔了某種中國文章的遺風，又能對我們今天的時代做出快速準確的反應(yīng)。

在《致江東父老》這部散文集中，他從落魄的民間藝人，寫到與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從過了氣的女演員，寫到生產(chǎn)線上的工人……這些典型的中國式面孔，經(jīng)過李修文的提煉，成為一個個文學(xué)人物；這些平凡之人也超出了現(xiàn)實意義上的“真實”，呈現(xiàn)出“荊楚文脈”所鍛造的美學(xué)。

本期搜狐文化講堂，帶你走近李修文與他的“江東父老”，望見他們背后的每一寸人間、山河、大地。

李修文 《致江東父老》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9年9月

以下內(nèi)容為文字摘錄：

書寫中國人最典型的生活情感和心意

《致江東父老》這本書寫了希望，也寫了失望，它寫了獲救，也寫了無救，它寫了花團錦簇，也寫了兔死狐悲，它寫了同是天涯淪落人，也寫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而這些東西恰恰就是構(gòu)成了中國人最典型的生活情感和心意，我一直希望自己行走在這樣一條去揭示這種獨特的中國性的道路上，大概就是這本書的一種基本的面貌。

每一個人的內(nèi)心里頭都有一場暴風，有一座深淵，也有一場暴雨或者暴雪。我們有沒有這樣一個能力，或者說我本人有沒有這樣一種能力，把這一場人心里的暴雪給它表現(xiàn)出來？某種程度上，一個作家是沒有辦法——就算他再有志愿——他沒有辦法去告訴今天這個世界的讀者，這就是中國，他需要更多的有志愿的作者來一起，認真地、專心地內(nèi)觀自己，重新感知今天這個時代。

正是基于此，（我）完成了這18篇文章。這18篇文章里頭寫了算是以我自己的遭遇，為一條最敏感的神經(jīng)或者為一條主要的道路，寫了這些失業(yè)的下崗工人，寫了我生命當中曾經(jīng)遭遇到過的一些編劇、演員，也寫了我的童年和我的親人們的遭遇。

但是我想它不是一部人物記，也不是一部僅僅只寫人物的作品。在這本書里頭，為了使我描寫的人物更加匹配地出現(xiàn)在我的筆下，對我來講，每一次最難的反而是如何去深入地思考，到底用一種什么樣的形式，使我所要描寫的材料有尊嚴地、匹配地出現(xiàn)在我的筆下。 所以每每思考一個人物、思考一篇文章的時候，對我來講最困難的反而是描述它的形式感，或者說是揭示它的道理。

比如說當我去寫一個童年回憶的時候，我會大量的去通讀《聊齋志異》，然后我從《聊齋志異》的語境里找到呼應(yīng)，找到某種文氣的籠罩，然后使自己陷入在一種虛實不分、是非難辨的一種氛圍里，再來去寫下我想寫的那樣一篇文章。

我相信這其實也是一本個人風格非常強烈的作品集，它也是將這種風格匍匐于真實存在的這樣一個人間、山河、大地的作品。它是一個當我們個人和世界遭遇的時候，一個人去十萬火急，去粉身碎骨，去泥流入海，去飛蛾撲火的這樣的一個過程，它講述了這樣的一些遭遇。

“我沒有刻意地為小人物樹碑立傳”

我一直對于魯迅先生所開創(chuàng)的文藝上的，我們自身的民族性去發(fā)問，一直對這樣一條道路非常執(zhí)迷。除了文學(xué)，我們看看戲劇、戲曲，像梅蘭芳這樣一批處在和魯迅先生同時代，或者前后差不多時代的這樣一批作家、藝術(shù)家，都不約而同地觸及到了一個問題：當我們的社會生活在進行劇烈變化的關(guān)口上，我們到底如何認識我們所存在的這個中國？我們到底應(yīng)該怎么樣把西方所謂現(xiàn)代的一些敘事上的專業(yè)精神，引入到我們本土的寫作材料里來，作為我們今天生活的一種可能的答案呈現(xiàn)給讀者。

在全球一體化的這樣一個進程中，在所有堅固的東西都粉碎了的這樣一個語境中，在我們的生活不斷碎片化的過程當中，我們哪怕流浪在任何一個細屑瑣碎之地，我們?nèi)绾蝸斫ㄔ炱鹨粋€我們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這就又要回到魯迅和梅蘭芳們面臨過的那樣一個問題，我們到底要改造我們身上的什么？我們到底要繼承來自于我們源頭和出處的什么？

我不認為我是一個能夠提供答案的人，但是我有可能是會行走在一條揭示這些問題的道路上的人。所以，與其說我迷戀小人物，更不如說我是在迷戀，此時此刻的中國人何以為中國人的獨特性。只不過因為我的個人遭際，我這么多年來一直江湖浪跡、游蕩，我也沒碰見過什么大人物，我一直都在跟這樣一些人物遭逢。

一開始我并沒有覺得他們有可能會成為我的寫作對象，但是許許多多的遭際，比如說我們出去拍戲，有的時候一場大風，有的時候一條夜路，有的時候一陣風從山林間刮過來，我覺得突有所悟，我是不是行走在一條和韓愈、蘇東坡和王安石共同行走過的道路上，我甚至覺得這樣的一些人所寫下的那些詩篇里頭，那種復(fù)雜、幽微、空茫、哽咽的情緒，是不是化為一種真實的遭際和命運來到了我身上。我突然感覺到了我和古人——和曾經(jīng)是特別典型的中國人——有了真正在心意上的連接。

這大概就是我身為一個作家的命運了，那我可能就應(yīng)該行走在一條這樣的道路上，所以我并沒有刻意地去為小人物樹碑立傳，我是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概莫能外的那種局促、不堪、傷痛、深淵，去嘆息，去傷感，去樹碑立傳，只不過說是因為我的遭際里充滿了小人物，所以可能我就總結(jié)這本書的基本面貌時，會容易得出一個是為小人物樹碑立傳的結(jié)論。

荊楚文脈：叩問死亡，向死而生

我們有很多熟悉的成語，朝秦暮楚、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國里頭的所謂的一鳴驚人、一飛沖天。這些著名的關(guān)于楚國的故事，大概都證明了楚人楚地的這樣一個基本特征，它決絕、向死而生，它不太以實力的權(quán)衡來開展自己的這樣一場人生。我開過一個玩笑，就是說典型的楚國人就好像終身都在為股無名火而活，所以我們才能發(fā)現(xiàn)屈原自沉江底，我們才發(fā)現(xiàn)楚國的后人，后面的西楚霸王項羽像孩子氣一樣，賭氣似的不肯過江東。

在楚人的心目當中，美學(xué)是極端重要的。當美學(xué)一打破，實際上我的故鄉(xiāng)、我的血脈就已經(jīng)全部中斷了，所以我們才會看見上至屈原，下至項羽這種典型的楚人的文化特征。楚人最早的文學(xué)傳統(tǒng)是一個什么傳統(tǒng)？楚人最早是一種焚火夜禱的文學(xué)傳統(tǒng)，就是每到了夜晚，我們所有的人在高臺上筑起一座火堆，然后圍著火堆環(huán)繞在一起，對上天發(fā)出需求，對上天發(fā)出禱告，就產(chǎn)生了楚人最早的詩歌形式，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詩歌形式上，屈原寫出了《楚辭》《天問》《山鬼》，這就是楚文學(xué)的源頭。

那么我們看見楚文學(xué)一直向下發(fā)展，從宋玉一直到竟陵派、公安派，除了像孟浩然這樣的少數(shù)的，以沖淡、淡薄的風格為他主要創(chuàng)作面目的一批楚人的后裔之外，剩下的大部分作家或者大部分的詩人，在他們的作品里頭無不充滿了直接對于死亡的親近，或者說是叩問。

我家鄉(xiāng)是湖北的荊門，下面有一個縣叫鐘祥縣，鐘祥縣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進京之前的藩王府所在地。所以在我們小縣城里頭居然還擁有一座正經(jīng)的明朝帝王陵，叫做明顯陵，埋葬著嘉靖皇帝的父母。中國有句老話叫“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所以我的老家一度成為了明朝的直轄市，和安徽的鳳陽、江蘇的南京一樣。小時候，我行走在一一座高墳大冢之間，走在去上學(xué)、去看電影、去看戲的路上，鬼火就在墳間穿行，我們也覺得習(xí)以為常，后來才知道這些科學(xué)現(xiàn)象都可以解釋。當我和弟弟、母親我們?nèi)齻€人一塊去走親戚的路上，那個時候草尖上已經(jīng)開始有了露水，夜幕還沒有完全的消失，鬼火還在我們的身邊穿行，而我們又走在一條去履行人間職責的這樣一條道路上，這個其實就是構(gòu)成了我的寫作的疆域——就是生與死。

村上春樹講過一句話，反而我覺得在我的老家得到了最多、最強烈的印證：“死并非在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于生之中。”

（編 / 俎燚楠，審 / 任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