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好聲量

我們常說，現代化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我覺得這只說對了一半，它是人心所向，但并不見得是大勢所趨。在人類歷史上，野蠻戰(zhàn)勝文明的幾率是非常之高的。

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論證現代性誕生于英國，這可以說是老生常談，但有趣的是麥克法蘭把這一說法推到了極端，他認為英國在十一、十二世紀，至少是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就已經現代化了。

麥克法蘭關于“現代化”的定義我是比較認同的。現代化當然和生產力水平，和人們的富裕程度有關，和產業(yè)結構也有關，但是我覺得僅僅是產業(yè)結構的變化和GDP的增長不等于現代化，現在很多阿拉伯石油國GDP和產業(yè)構成都是很現代的，但是誰也不把他們看做現代化國家。現代化是一種制度。甚至在我看來，所謂的現代化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種結合，結合了資本主義的個人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公共服務（或者是福利制度）。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現代化？現代化在什么意義上是普世的，在什么意義上是隨機的？我認為，現代化當然是一個普世的過程。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不管這個現代化最早是從哪里產生的，它一旦產生就有很強的吸引力。中國人十九世紀之所以接受西方的那一套，以至于中國出現強大的西化潮流，導致“三千年未有之變”，原因就在于覺得西方的一套價值觀契合于我們儒家的理想。很多當時的中國人跑到西方去以后最吃驚的不是什么船堅炮利，而是所謂“西洋國政民風之美”，所謂的三代盛世就是這個樣子。

儒家說三代最好，秦以后就禮崩樂壞，現在西方看我們就跟三代時我們看夷狄差不多。人們發(fā)現他們比我大清更“仁義”（當然是指內政），人家的政府對人民要好太多了，這就對中國人產生了很大吸引力。很多人都說中國學習西方是因為被強者打敗了，打敗了我們就說誰的拳頭硬，我們就學誰。其實漢族人是這樣的嗎？漢族人在歷史上被多少蠻族打敗過？羨慕過他們嗎？中國近代當然也打了一些敗仗，但要比起以前敗給蒙古人、滿洲人，也還算不上什么。歷史上漢族人輸得精光，全部領土都被人占領，敗到那個程度，但漢族人文化上服氣過嗎？還是覺得自己的文明程度更高。這與近代是不同的。總而言之，現代化包含很多普適的東西。這個普適的東西說來也簡單，就是人總是希望富裕，希望自由，希望公平，希望“得民心者得天下”。

但我另外一個觀點是，關于現代性的任何制度安排，任何具體措施的產生，是隨機性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guī)律。以前有一種說法，認為沒有西方的影響，中國也會緩慢地發(fā)展到資本主義。結果到了1980年代又興起另一種說法，那就是“文化決定論”，認為資本主義或者現代化基因天生就在西方（當然具體在哪里說法不一，有人說在古希臘，或者說在“兩希”（加上個希伯來），有人說在古羅馬，現在麥克法蘭又說在英國），故而能夠現代化，而我們沒有這個基因，天生就不能現代化。這樣的規(guī)律決定論或者基因決定論能夠成立嗎？

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應該是有可解釋的地方，如果僅僅說成是奇跡和偶然，顯然很沒有意思。我們認為歷史學的任務就是解釋，去解釋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如果不解釋歷史學就沒有存在的意義。所謂因果，是說由于什么什么，導致了什么什么。但是我們要清楚，歷史學所謂的因果性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因果性，它從來就只是一種概率性的因果性，我們可以說由于什么什么，就很可能什么什么，但是我們決不能說由于什么什么，就必然什么什么。這種概率性的因果，其概率值再大也不可能大于1。而人類歷史上的長過程通常都是由一系列的因果鏈組成的，而這個因果鏈的總概率是遞減的。

講得簡單一點，由A到B的概率如果是0.8，由B到C的概率也是0.8，那由A到C的概率那就只有0.64，如果從C再到D、E、F、G，那這個概率值就越來越小，乃至趨近于零。我覺得，直接的因果關系有很大的說服力，但是一旦把因果鏈拉長，它的說服力就很成問題，也就是說，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如果我們說產業(yè)革命造成了英國現在這個狀況，可信程度是比較大的。推斷是什么造成了產業(yè)革命，這個可信度也會比較高，因果鏈條還可以往前推，在這個過程中，也許每一個因果環(huán)節(jié)可信性都比較大，但是如果把因果鏈串起來得出一個總的因果說明，其成立的概率值就很低了，我覺得那幾乎什么都不能說明。因此，我不同意把解釋現代性的因果鏈條延伸到很長的一個范圍內。

解釋英國制度的起源，有兩個流行的說法，一是貴族起源說，一是市民起源說。有些人認為，英國現代化的動力應該是市民，由于他們反抗貴族，于是就有了后面的一切。而貴族起源說注意的是貴族對王權的制約，一個著名的表述是：1215年，由于國王打不過貴族，簽了城下之盟，這就是《大憲章》，從此王權受到限制，英國有了憲政制度的根基；由于有了1215年，于是就有了1688年（光榮革命）。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說法在英國史的書寫中一直并存，我們都知道，主張貴族起源說的基本上是托利黨人，主張市民起源說的基本上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史學家，馬克思就是主張市民起源說的，很多輝格黨人也是主張市民起源說的。這兩個說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單獨使用恐怕都難以解釋英國的歷史進程。中世紀英國，貴族勢力強大，確實對王權有制約，但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市民力量的發(fā)展。市民力量的發(fā)展其實是在王權強大了以后把貴族勢力壓制下去以后發(fā)生的（在歐洲很多國家都有此現象），人們認為，在英國這發(fā)生在都鐸時代。我們也知道，1215年《大憲章》制定出來以后，后來曾經被重新公布了20多次，原因就是實際上雙方都沒有怎么把《大憲章》太當一回事。后來的英國，一直沒有出現國王完全戰(zhàn)勝貴族，或者貴族完全擺脫國王的情況。在這種一會兒王權大，一會兒貴族強的循環(huán)中，英國的市民社會逐漸成長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市民一會兒利用王權擺脫貴族的控制，一會又利用貴族擺脫王權的控制，最終變得足夠強大，把英國帶到了全新的歷史階段。總之，這是一個非常漫長、復雜的歷史進程，很難化約為一個簡單的因果鏈條。

我們常說，現代化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我覺得這只說對了一半，它是人心所向，但并不見得是大勢所趨。在人類歷史上，野蠻戰(zhàn)勝文明的幾率是非常之高的。只是因為湊巧，很多技術都由那些比較文明的民族發(fā)明的，靠著這些技術，他們才在二戰(zhàn)中戰(zhàn)勝了法西斯，戰(zhàn)勝了納粹，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原子彈是納粹和日本人先發(fā)明的，那么現在這個世界將會怎么樣？那是很難想象的。所以我覺得，人心所向可能證明了現代性的普適性，但是現代化絕不是大勢所趨，在很多情況下它的確是一種偶然現象。當然，人心所向意味著一旦出現了大家都想學，概率就提高了，但仍然不是“必然”的。

來源/中華讀書報

編輯/量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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