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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戰國四公子中的其他三位——孟嘗君、春申君和平原君，信陵君無論從國力還是權勢上都不能與他們匹敵。不但魏國相比于齊、楚、趙三國國力虛弱，信陵君個人也從未獲得過其他三位公子那樣的當國宰相地位。
但是最弱勢的信陵君卻成為了歷史敘述中招賢納士的經典人物。究竟信陵君的傳奇是實有其事還是有人刻意宣揚？如果是后者，那么刻意宣揚信陵君的那個人又會是誰呢？
平原君的門客太多碌碌之輩，而信陵君門下卻盡是能員干吏。可平原君所擁有的政治條件明明是遠勝于信陵君的，為何乏人可用的竟會是平原君呢？對這個問題，我們須得認真做一番考證，因為《史記》的相關記載舛誤、紕漏實在太多。
《魏公子列傳》載：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史記·魏公子列傳》
《史記·六國年表》顯示，魏公子無忌是在魏安釐王即位的那一年被封為信陵君的。魏安釐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76年，時當秦昭王三十一年。此時秦國的丞相仍是穰侯魏冉而非應侯范睢。范睢取代魏冉為相，要遲至公元前266年，也就是信陵君受封的10年之后才會發生。
但是以《秦本紀》的相關記載為參照，下面這個事實卻可以得到印證，那就是從魏安厘王登基的那一年開始，秦國的確連續不斷地向魏國發起了攻勢：
（秦昭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
（秦昭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75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
（秦昭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
——《史記·秦本紀》
魏安厘王二年，秦相魏冉率兵伐魏，兵鋒直指大梁。兩年后，大將白起擊破魏、趙聯軍于華陽之下（《史記》將華陽之戰誤系于公元前274年，實際上華陽之戰發生在公元前273年，詳參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給兩國造成了高達15萬人的戰場損失。
魏國在戰敗的危機中越陷越深，促使信陵君不得不做出一番思考：怎樣才能重振魏國的聲勢，抵御秦國日甚一日的蠶食呢？而他給出的答案便是禮賢下士，求人襄助。《史記》載：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余年。
——《史記·魏公子列傳》
魏國已經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信陵君不得不放下身段，招賢納士。但要說三千門客集于麾下，便足以威懾秦國在此后的十余年中不敢向魏國用兵，這就淪為小說家的夸張了。因為信陵君的謀主侯嬴曾經坦言，用這些門客去對付秦國的虎狼之師實在是螳臂當車：
“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
——《史記·魏公子列傳》
秦國在公元前274之后逐漸減弱了對魏國的攻勢，并非由于信陵君那三千門客的震懾，而是秦相魏冉的失策所致。魏冉此時的私欲膨脹已經愈演愈烈，為了擴大自己的封邑定陶，他錯誤地策劃秦軍越過韓、魏的領土，遠征齊國，攻取剛、壽。
雖然這次軍事冒險僥幸獲得了成功，但勝利的果實卻全被魏冉裝入了自己的私囊。至于秦國，并未從中收獲任何戰爭紅利：
（秦昭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1年），客卿灶攻齊，取剛、壽，予穰侯。
——《史記·秦本紀》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此時已經抵秦的魏國謀士范睢在秦昭王面前對魏冉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于計疏矣。”
——《史記·范睢蔡澤列傳》
但遺憾的是，范睢的批評沒能立即修整魏冉的錯誤。就在伐齊的次年即公元前270年，秦軍又連續兩年向趙國的軍事要地閼與發動了進攻。只是這一回，運氣不再眷顧秦人。心存僥幸的秦軍在閼與遭到了趙國名將趙奢的迎頭痛擊：
二十九年（公元前270），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
——《史記·趙世家》
越人之國，遠征齊、趙，顯然不如步步為營，蠶食韓、魏來得扎實、穩健，正是穰侯魏冉在其執政末期錯誤地將進攻重點轉移到齊、趙，才讓魏國在連續的慘敗之后獲得了喘息之機。信陵君因此獲得了培植羽翼的10年時間，這也是他的幕府擴張最為迅速的時期。
但實事求是地講，就算信陵君愿意放低身段，禮賢下士，他也不可能僅憑這一點謙虛的政治姿態便吸引各方豪杰的迅速加盟。因為此時的他，相比于另外幾位戰國公子，吸引人才的條件實在不算優越。
我們就拿趙國的平原君來和信陵君做個比較：在這10年當中，魏國因為秦國積年累月的侵略與蠶食，已經奄奄一息，不復能競。而趙國卻因為閼與之戰等對秦戰爭的勝利而獲得了如潮的贊譽，甚至被世人視為唯一有能力制衡秦國的東方國家，因而歷史上才有趙國之強，使得“四十余年秦不能得其所欲”（《戰國策·趙策三》）的記載。
不但趙國的國力遠勝于魏國，平原君的權勢地位也是信陵君所不能匹敵的。因為《魏公子列傳》說魏安厘王出于畏忌，不敢授信陵君以國政，而《平原君列傳》則明確記載在趙惠文王執政時期，平原君已經登上趙國的相位了。一位是賦閑的王孫公子，另一位卻是東方第一強國的當國宰相，孰輕孰重，自是一目了然。
我之所以要進行這樣的比較，并非妄揣古人，在平原君與信陵君之間虛構競爭關系。史有明文，在這一時期，不但平原、信陵之間，甚至戰國四公子之間都在相互展開激烈的人才爭奪戰。
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自古以來，非君擇臣，臣亦擇君。四國公子的激烈競爭導致游士對主公越來越挑剔。《史記》說，只因為平原君的寵妃無禮地嘲笑了一位蹣跚汲水的殘疾人，而這種行為又受到平原君的縱容，便引發了平原君門下的集體不滿，導致過半數的門客辭幕而去。
在這種情況下，國力與資歷都不如齊、趙、楚三國公子的信陵君要想籠絡住一批文武之才，勢必要另辟蹊徑，就掄才標準和掄才策略做出一定的調整。
其實要理解信陵君的這種權變并不困難。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以兩位漢末梟雄曹操和袁紹的幕府組建來做一模擬。袁紹出身名門，四世三公；而曹操贅閹遺丑，比于袁氏自是相形見絀。要與袁紹競爭，曹操納賢只能降低門檻，久而久之，便走上了“唯才是舉”的路子。
信陵君的條件既然比不了齊、趙、楚三國公子，他要招攬賢才，擴充幕府就不能太“挑食”。除了那些有頭有臉的貴族與士人，信陵君也不得不將搜索人才的眼光投向平民布衣。
再加上魏國此時的危機遠比趙國深重，形勢更逼迫信陵君不得不務實地考察人才，最好來一個人就能有一個人的作用。像平原君那樣花費了大把的金錢，卻祗招來一幫伴食的游士充充門面，這樣的“豪舉”只怕信陵君消受不起。
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信陵君旅居趙國之時，為了爭取到毛公、薛公兩位隱士的加盟，不惜混跡于賭坊酒肆。雖然這種行為在當時被養尊處優的平原君瞧不起，卻陰差陽錯地成就了信陵君的身后之名：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史記·魏公子列傳》
信陵君辭世的40年后，布衣出身的劉邦因緣際會，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一個平民政治家大行其道的時代到來了。而那位著意從平民布衣中招攬賢才的信陵君正巧是劉邦發跡前的偶像。
于是戲劇性的一幕在漢代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史記》中發生了：戰國四公子中原本最弱勢的信陵君收獲了司馬遷最多的溢美之詞，粉飾一新后被塑造了新時代的偶像，而信陵君當年招賢納士的艱辛與坎坷反而淡忘在了歷史的記憶之中。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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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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