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沙特王室自身問題重重：兄終弟及的政治生態使沙特政權長年處于老年化狀態，政策制定和執行得不到有效保障，改革時常遭遇保守力量阻擾，不能很好地深入；與什葉派之間的教派斗爭遠高于治國理政的其他問題，“任性”發動油氣價格戰沒有逼退什葉派及其支持者，卻很快傷及沙特自身的國民經濟基礎，龐大的財政赤字迫使沙特不得不動用外匯儲備；王室揮霍、高福利開支，支持瓦哈比主義內穩外擴的根本經濟基礎在動搖；王權即將移交至第三代繼承人手中，王位繼承能否順利實現以及王室家族內部政治改革與權力分享已提上議事日程王室統治之下社會碎片化、高失業率、民眾貧困、底層伊斯蘭覺醒等潛在危機，都預示著沙特的國內問題將比來自外部的威脅更為嚴峻。

伊本·沙特

以伊斯蘭意識形態、石油經濟和美沙聯盟為基礎的外交是沙特成為海灣強國的三大基石。就當前世界格局而言，后兩者不足以對沙特構成威脅，而伊斯蘭意識形態瓦哈比主義（Wahhabism）使沙特王室政權面臨著內憂外患。從1744年，阿拉伯半島上最大的部落首領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為贏得整個半島的統治權與瓦哈比教派聯盟至今，沙特王室及其祖輩與瓦哈比教派結成的政治宗教同盟已達270多年。

興起于18世紀于1932年被沙特阿拉伯王國立為國教的瓦哈比教派，是沙特實現國家統一、維護王權的精神武器，同時也被認為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早期形態。在伊斯蘭世界，原教旨主義是一支分裂性力量。

一

瓦哈比主義，或稱瓦哈比教派，由生于阿拉伯半島中部地區宗教世家的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ibn‘Abda1-Wahhab,1703-1792）創立。瓦哈比教派自稱為“認主獨一派”（Ahl-twahid）或是“認主獨一者”（Muwahhidun）。當代瓦哈比教派自稱為薩拉菲主義者（Salafiyun），即遵循前三代穆斯林先賢之道的人。瓦哈卜自幼隨父學習遜尼派四大教法學派之一的罕百里派宗教知識，成年后外出游學，其足跡遍布大馬士革、巴格達、巴士拉和波斯等地。期間，瓦哈卜目睹了多神崇拜的阿拉伯半島部落割據、社會分裂，親歷了外族入侵破壞伊斯蘭社會制度和文化而造成的民族之間矛盾激化，震驚于什葉派在巴士拉的興盛。游學結束后，瓦哈卜開始著書立說，他繼承和發揚了伊本·泰米葉（14世紀著名的伊斯蘭教法學家）的思想，反對蘇菲主義和外來文化對伊斯蘭教的影響。他在其著作《一神論》中提出“一切回到《古蘭經》中去”，強調恢復伊斯蘭教早期的純潔性和嚴格性。除“認主獨一”、回歸經訓、凈化宗教、強化一神信仰等核心主張外，瓦哈卜思想的顛覆性體現在定叛（Takfir）、圣戰（Jihad）等觀念上。瓦哈卜根據穆罕默德的預言即“伊斯蘭最初以陌生面目出現，還將以陌生面目回歸”，提出社會已經重新墜入蒙昧時代，正道已被多神崇拜、以物配主和異端信行歪曲得面目全非。瓦哈卜將矛頭直接指向穆斯林中的“叛教者”將蘇菲派、什葉派和其他遜尼派穆斯林統統斷為“卡菲爾”（Kāfir，不信道者），甚至認為穆斯林拜謁先知穆罕默德陵墓的行為都是大逆不道。瓦哈卜繼承了伊本·泰米葉的圣戰思想并降低了圣戰的門檻，主張對于那些聽聞正道召喚卻不肯順從的人，都可發動圣戰。瓦哈比主義強烈的宗教情懷和宗教使命感得到阿拉伯部落酋長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的贊同和支持，兩人迅速達成協議并結成政教聯盟，其核心內容是沙特家族為瓦哈比教派提供保護和支持，支持瓦哈比教派宣教和傳播；瓦哈卜（謝赫）家族從伊斯蘭法學理論上為沙特家族的統治、擴張和圣戰提供合法依據；瓦哈卜向伊本·沙特效忠，旨在建立獨尊安拉的伊斯蘭國家。

瓦哈比教派的最大成功是協助沙特家族先后建立了第一代、第二代和現代沙特阿拉伯王權國家。首先，瓦哈比教派主張“一神信仰”，維護伊斯蘭教的正統性，從而為沙特家族在幾次建國歷史上發動圣戰，掃除阿拉伯半島多神崇拜的不同族群和“不肯順從者”提供了必要性和合理性。其次，瓦哈比教派崇尚遵循先知和正統哈里發的傳統 主張效仿他們統一半島。在瓦哈比教派的號召下，瓦哈比派士兵視圣戰為伊斯蘭教的最高原則和義務，他們英勇尚武、渴望勝利。第三， 瓦哈比教派的各種清規戒律約束了阿拉伯半島上的游牧民族使他們逐步有了國家觀念。瓦哈比教派強調信徒之間應互相友愛、摒棄部落之間的門第觀念，使不同宗教部落的游牧民最終凝聚在瓦哈比教派“認主獨一”的旗幟下。第四，伊本·沙特及其子孫，大力宣傳“伊斯蘭教是定居者的宗教”，發動沙特歷史上著名的“伊赫萬運動”，通過“希吉來”建立“伊赫萬”農墾區。“希吉來”意為“遷徙”，即讓游牧民族從沙漠地帶遷徙到墾殖區定居，從事農業。同時，墾殖區還是瓦哈比教派的傳教點，并建立了軍事組織。這一運動成效顯著：阿拉伯半島原有游牧部落迅速消亡，現代沙特王國的主體民族融合，“希吉來”方式為沙特家族提供了后勤保障和精銳部隊，瓦哈比軍征戰節節勝利直至1932年現代沙特阿拉伯王國建立。瓦哈比教派極具宗教政治動員力和凝聚力，同時與沙特家族由來已久并延續至今的政教聯盟也彰顯了其極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沙特王室清醒地認識到瓦哈比教派為立國之本，必須堅持以其為國家意識形態。

瓦哈比主義意識形態深入人心為現代沙特王權的鞏固夯實了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古蘭經》對正道有這樣的論述：“這是真主的正道，他以它引導他所欲引導的人。假若他們以物配主，那么他們的善功必定變成無效的（6：88）。”瓦哈比主義推崇回歸伊斯蘭教正道，在“認主獨一”思想的引導下，現代沙特國父阿卜杜·阿齊茲從希賈茲統治者手中奪回麥加和麥地那兩大圣地。法赫德國王登基四年，國王取消對他“陛下”的稱號，改稱“兩圣寺的仆人”，沙特也以“兩大圣地守護者”自居，其內涵是國王是效力于獨一真主的仆人。此舉大大提高了沙特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讓宗教學者和虔誠的穆斯林認為，沙特國王更符合宗教領袖的身份。因此瓦哈比主義對現代沙特民眾最直接的影響是忠君愛國。民眾時刻謹記保持自身純潔的信仰以及對國王的忠誠，將對部族的一致性認同轉化為對國家社會的一致性認同，以保衛部族的精神來捍衛自己的國家主權以及君主的至高統治。即便是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后，大多數沙特民眾也拒絕參與反政府和君王的政治活動，這從側面反映出忠君愛國的思想已深深根植于沙特民眾心中。在此基礎上，瓦哈比教派在宗教教育、宗教法律、品德修養、行為規范等方方面面廣泛地影響著民眾。在沙特瓦哈比教派宗教思想教育已經融入國民教育的各個階層《古蘭經》等宗教經典更是沙特大學生入學后的必修宗教課程。正是受到宗教思想的不斷熏陶，一代又一代沙特民眾堅持“認主獨一”愛國忠君，這種正統伊斯蘭教思想已然成為沙特民眾最基本的價值觀。此外，瓦哈比教派主張整肅社會風尚，凈化人們心靈。從沙特實行的沙里亞法體制中可以看到，偷盜、酗酒、私通、誣陷、搶劫、叛教等都被視為不容寬恕的重罪，必須施以“侯杜德”（Hudud，固定刑罰）。在沙特，雖然有諸如以沙特王子為代表的特權階層經常以財富和享樂示人的做法，但在瓦哈比主義影響下，總體來看，沙特民眾在不斷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質。

沙特王權是瓦哈比主義茁壯成長的最大保障。從伊本·沙特開始，沙特歷任統治者都非常重視倡導和改革瓦哈比教派，也正是在沙特王權的支持下，瓦哈比教派不斷被注入適應現代性發展的新鮮活力。沙特王權有三個堅持，即堅持政教聯盟、堅持政教合一、堅持以教治國。在沙特，宗教最高權威是大穆夫提（Mufti，伊斯蘭教法典說明官），他有權根據經訓解釋教法、法律，有權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有關司法方面的新問題提出“法特瓦”（Fatwah，教法解釋）。通常，沙特王國的這一職位由謝赫家族瓦哈卜后裔中通曉經訓的教法學家擔任。雖然在費薩爾國王期間，沙特設立了司法部以適應現代國家民主法制的發展需求，但在1999年，法赫德國王又任命謝赫家族宗教權威阿卜杜·阿齊茲·本·阿卜杜拉·謝赫為大穆夫提，足見沙特王權對政教聯盟的堅持不渝。政教合一本就是伊斯蘭教的傳統，最早穆罕默德及圣門弟子以麥地那為中心創立的烏瑪（Ummah，穆斯林公社）就是穆斯林最早政教合一的政權。現代沙特王國歷任國王在任期間均身兼教長，是世俗君主，又是“信士的伊瑪目（教長）”。費薩爾國王曾說過：“人民擁戴我做伊瑪目先于擁戴我做國王”；“國王的稱號只在與外部世界聯系時才使用”。國王對內以教長名義發布敕令、詔書。在治國理政方面，沙特以《古蘭經》為憲法實施沙里亞法，充分遵循伊斯蘭教理論，以伊斯蘭教名義執政。費薩爾國王就曾表達過：“我認為王國的憲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憲法，就是仁慈的《古蘭經》。”按照《古蘭經》“天地萬物都是真主的（3：84）”，沙特歷任國王制定的各項政策都以是否符合經訓為標準，以王室改革派著稱的費薩爾和法赫德國王也始終把大政方針界定在體現“伊斯蘭教律的不朽、偉大的目標”上。沙特充分利用王室地位和王權，始終高舉伊斯蘭旗幟，從體制、制度的各個方面將瓦哈比主義精神落實到國家建設的每塊基石上為瓦哈比主義發展壯大提供了堅實保障。

沙特王權積極支持瓦哈比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傳播。特別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沙特王室以“圣地護主”自居，憑借國家政權和巨額石油財富大力資助瓦哈比教派的全球擴張和發展。在官方外交中，沙特借助派往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傳播瓦哈比主義，如向聯合國、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等派駐代表，向外國首都派駐大使。沙特駐外使館都設有一名伊斯蘭事務專員，負責領導傳教人員，華盛頓使館由一名王子出任該職務。在國際事務方面，沙特建立了眾多國際性泛伊斯蘭組織，構筑伊斯蘭國際網絡，如穆斯林世界聯盟、世界穆斯林青年大會、伊斯蘭會議組織等。這些組織從創立開始，沙特政府及瓦哈比教派宗教領袖就是領導人。在海外援建方面，沙特全資或部分投資興建的清真寺和伊斯蘭中心已散落世界各地，這些中心由瓦哈比信徒領導，已經成為開展宣教、政治活動的中繼站。在精英教育方面，沙特王室設立伊斯蘭事務部，主管傳教、布道和伊斯蘭高等教育。沙特與埃及穆兄會共同創辦麥地那伊斯蘭大學和阿卜杜拉·阿齊茲國王大學，實現了穆兄會和瓦哈比派的結合。沙特資助、控制在穆斯林世界具有權威性的愛資哈爾大學，后者發布的“法特瓦”對伊斯蘭國家政府精英和烏里瑪（教法學家和神學家）都有極大影響。在民間交流方面，沙特充分利用麥加、麥地那這兩個世界穆斯林朝覲的圣地，在全世界穆斯林朝覲期間大力傳播瓦哈比主義，讓朝覲者在圣地直接接受瓦哈比主義思想，并在世界各地發揚光大瓦哈比主義思想。除此以外，沙特政府庇護、支持和資助世界性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如穆斯林兄弟會著名人物穆罕默德·庫特卜和賽義德·庫特卜都曾到沙特避難。巴基斯坦伊斯蘭促進會創始人和精神領袖賽義德·阿布·阿拉·毛杜迪深受瓦哈比學說影響，其組織長期接受沙特資助。一直以來，沙特王室以“世世代代都將是伊斯蘭遺產的維護者和伊斯蘭圣地的守護者”自居，積極推動瓦哈比主義在全球的傳播，使沙特在世界上構建了具有鮮明瓦哈比特色的三層外交圈，即以沙特為核心將瓦哈比主義輻射阿拉伯國家進而輻射至伊斯蘭國家。在此基礎上，沙特不僅在本土更在世界范圍內確立并鞏固了其王權的合法性，在圣地和伊斯蘭世界確立并鞏固了自身伊斯蘭宗教領袖的地位。

瓦哈比教派是沙特的國教是沙特的立國基礎。沙特是以政教聯盟為基礎建立現代國家，王權和教權之間相互合作、共贏發展。瓦哈比教派從最初政教聯盟的基礎逐步過渡到既受王權尊崇保護又受王權控制、監護。教權在王權的控制下在處理國內政治社會事務上逐步弱化，而在王權的支持下在全球意識形態領域和外交事務上影響日增。這是當今世界格局下，沙特王權和教權之間一個有趣的里應外合的變化，其目的仍然是讓政教合一的沙特王權和瓦哈比派教權統一體利益更大化，甚至最大化。

二

歷史表明，瓦哈比主義是沙特國家統一、維護王權的重要意識形態武器，是沙特王室維護政權穩固的秘訣之一。然而，2011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延續至今的中東變局，展現的是民主與自由反對專政和獨裁，強調權力分享，這些直接挑戰沙特王室保守的君主體制。宗教勢力作為重要的參與力量，在政治動員民眾推翻集權體制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宗教勢力以這種方式復興，大大出乎沙特王室的預料，并直接挑戰沙特瓦哈比教派所倡導的忠君愛國思想和民眾服從君主的說教。中東變局有待沙特回答的是：形式上已是民主體制的埃及、突尼斯尚且會發生革命，那么什么才是更保守的君主體制政權的合法性，沙特依靠什么來保障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這是政教合一的沙特王室及其親密盟友瓦哈比教派當前面臨的最大內患。

2011年沙特在國王阿卜杜拉的領導下與諸如如突尼斯本·阿里、埃及穆巴拉克、利比亞卡扎菲等阿拉伯世界倒臺的獨裁強權政府形成鮮明對比：一些人希望“阿拉伯之春”在沙特開花，但互聯網上呼吁民主改革的種子卻并沒有在現實的土壤中生根發芽，雖然沙特阿拉伯東方省、吉達市及首都利雅得等地也曾經出現過示威抗議活動。沙特王權利用瓦哈比主義、強有力的安全部隊以及經濟施舍，簡單、直接有效地扼殺了還在搖籃之中的運動。首先，充分發揮宗教領袖作用。時任沙特最高宗教權威、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齊茲多次發布“法特瓦”，譴責“阿拉伯之春”中反政府的街頭示威號召民眾“站在國家領導人和宗教學者一邊”。阿卜杜勒·阿齊茲指責埃及、突尼斯等地的動蕩是“伊斯蘭敵人破壞阿拉伯世界穩定的陰謀”。他譴責街頭示威是“非伊斯蘭行為”。他說：“伊斯蘭外部敵人利用游行示威鼓勵民眾反對領導人，破壞烏瑪的團結，摧毀烏瑪的宗教、道德及核心價值，進而控制伊斯蘭世界。沙特人民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嚴格踐行《古蘭經》和圣訓，才能得到真主庇佑，維護國家的和平、穩定和安寧。一切聽從領導人指揮、反對騷亂和離經叛道的行為是伊斯蘭信仰的重要原則。”大穆夫提在發布“法特瓦”的同時，眾多教職人員在周五聚禮中反復向民眾傳達“法特瓦”的精神。其次，充分發揮宗教部落的作用。在沙特，一個名叫穆哈馬德·瓦達尼的年輕人曾在優圖（YouTube）上發布視頻，聲稱“人民希望這個政權垮掉”。2011年3月7日，瓦達尼出現在利雅得市中心的拉吉清真寺，身邊還有一批追隨者。可不久，瓦達尼所在部落的部落長老趕到利雅得，宣誓效忠沙特國王，并宣布部落與瓦達尼斷絕關系。瓦達尼遭到部落驅逐，無法獲得部落的支持和保護。這種做法立竿見影，瓦達尼就此銷聲匿跡。第三，積極采取嚴打措施。沙特政府動用坦克、裝甲車、直升機等重型武器維持國內秩序。沙特內政部宣稱，諸如游行、示威和靜坐之類、“與伊斯蘭教義和沙特社會價值相悖、有損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會引起動蕩、流血沖突及財產損失”的活動都應禁止；如果有人違反禁令，安全部隊將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公共秩序遭到破壞。在國家機器的嚴厲打擊和震懾下，由網絡發起的2011年3月11日“沙特憤怒日”和3月20日“沙特革命日”等活動相繼流產。第四，積極采取各種惠民措施，用“鈔票換平安”。如，向居民派發現金、給公務員加薪15%、在軍隊和安全部門新增12萬個就業崗位、新建50萬套住房、增加政府無息住房貸款、撥2億美元獎勵包括宗教警察在內的宗教機構、向國內學生和失業者提供政府補助等。沙特政府撥款達1300億美元，從而成功安撫了大部分反對派。

沙特王室平息阿拉伯世界動蕩帶來的沖擊迅速有效，但并不能掩蓋國內暗流涌動的各種“民主”勢力，不改革就不會保持長期穩定。正如沙特前國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齊茲所言：“部分領導人不了解發生的事，更未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短視，只想保住自己的權勢、財富和名望，他們害怕改革，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沙特面臨的國內政治民主的最大壓力來自于宗教力量，這股宗教力量按照宗教立場和觀點又可分為內源性力量和外源性力量。內源性力量來自于同樣是與瓦哈比教派有關的民間宗教力量，它們經常被官方瓦哈比宗教精英稱之為宗教自由主義以覺醒派為代表。覺醒派是在海灣戰爭期間登上沙特政治舞臺的，其宗教政治觀包括傳統的瓦哈比主義和現代穆斯林兄弟會的思想，它質疑沙特王室的合法性，批評沙特政府的立場，反對美國。覺醒運動促進了沙特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的政治覺醒，在諸多社會層面引起共鳴，對沙特王室和政權的穩固形成了極大的政治壓力。客觀上，隨著沙特石油經濟的發展，沙特已成為世界富裕國家，新的社會階層如律師、醫生、工程師和企業家等階層正在形成并不斷壯大。新興階層對君主制度產生了質疑，一些政治敏銳人士已經開始渴望打破沙特王權和教權對國家權力的壟斷。“9·11事件”后，在美國的壓力下，沙特政府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改革，沙特王室主動與民間宗教領袖溝通并吸納其意見。覺醒派最初的政治主張也較溫和、節制。2007年覺醒運動獲得沙特政府資助，覺醒運動領導人薩勒曼·阿烏達進入國家宗教機構擔任職務。雖然王室和覺醒派之間達成協議，但有資料顯示，沙特年輕人和覺醒派成員在2011年至少發起三場請愿活動，呼吁改革。覺醒運動在知識、宗教精英層帶來的現代政治意識啟蒙將會持續深刻影響沙特民主化進程。內源性力量還包括源自沙特的圣戰主義運動它們以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為代表，強調早期的瓦哈比主義宗教理念，否認沙特王室的合法性，抨擊沙特王室實行獨裁統治背離了伊斯蘭教的信仰，呼吁將所有異教徒逐出阿拉伯半島，對沙特王族及西方世界發動全面圣戰。

外源性力量則來自于什葉派以及被瓦哈比教派排斥在外的其他遜尼派，這部分力量是沙特的宗教政治反對派。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受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的影響，沙特宗教政治反對派制造了1979年“占領麥加禁寺事件”和“東方省什葉派事件”。參與這些事件的人甚至認為：“如果有一個人，能夠擊敗沙特的統治精英，發動任何政治運動，參與國內政治討論，這個人就會被全體沙特人民頂禮膜拜”。海灣戰爭后，沙特的宗教政治反對派變得更加激進，它們向沙特政府提交更加明確的政治主張和具體的政治要求，包括國家體制、法律制度、外交政策和宗教問題等等，其目標直指沙特政權和現行政治體制。雖然沙特王室逐步開始注重什葉派的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改革只是面向沙特民間宗教力量，對宗教政治反對派，沙特政府依然采取行高壓手段。主要聚居在產油區的沙特什葉派已經淪落為沙特的二等公民，沙特境內的什葉派幾乎與遜尼派沒有交集。只要沙特的這種宗教歧視政策依然存在，沙特政府的宗教政治反對派就會頑固對抗。20世紀90年代，沙特境內出現了更加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一些沙特宗教反對派走上更加極端和恐怖之路。沙特王室雖然在“阿拉伯之春”中保全了政權的穩定性，但在什葉派聚居的東方省還是相繼發生了示威抗議活動。沙特王室看到這種顛覆其政權的外源性力量，非常警覺地認為遜尼派與什葉派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權之爭要高于能源經濟、全球反恐、社會民主和民生等其他問題，因為同樣處在中東變局中的伊朗在這場變局中崛起，并聲稱這場變局是伊斯蘭覺醒,鼓勵民眾推翻威權統治，這在實行君主體制的沙特看來明顯是針對自己的。沙特認識到，有必要繼續鞏固瓦哈比主義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時刻警惕什葉派利用“自由、民主”推翻其政權。

與國內“花錢買平安”的措施相呼應，沙特王室迅速調整對阿拉伯世界的外交政策以應對“阿拉伯之春”及中東變局帶來的挑戰。在巴林，沙特聯合科威特、卡塔爾等國打著海合會半島盾牌部隊（GCC Peninsula Shield Force）的旗號對巴林采取強硬手段，平息巴林國內的示威游行活動，并接管了重要地區的警衛工作。同時，沙特刻意在巴林問題上渲染伊朗的威脅，意在轉移巴林國內矛盾，而將人們的關注點轉移到教派斗爭上。沙特在巴林可謂用心良苦，因為在巴林統治的哈利法家族與沙特家族同屬瓦哈比教派，無論從歷史關系上還是從地理位置上看，兩大家族的關系是唇亡齒寒、息息相關，保住巴林就能建立一條意識形態隔離帶，進而保住沙特王權。在也門，沙特盡量利用其弱點制造分裂，花大量資金建立庇護關系網絡。如今也門陷入內亂，沙特仍試圖繼續扶植傾向沙特的分裂勢力以保住自己勢力范圍。對突尼斯，沙特為下臺的本·阿里提供庇護。在埃及，沙特政府投入大量資金扶植塞西軍政府。歷史上，雖然沙特曾為推翻軍政府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提供過保護，但正是在后者的影響下，沙特境內產生了不利于王室的“覺醒的牧師”，而其強硬派更是啟發了“基地”組織，直接挑戰沙特王權。因此，沙特政府認定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為恐怖組織，并對其進行不遺余力的打壓。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曾在《民主》上發表文章稱：“阿拉伯之春”后，沙特對外政策顯得十分激進并帶有某種非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的、防御性的色彩。看似穩定的沙特在整個中東變局中并不平靜，其實這種穩定是靠從內到外采取的系統、目的明確的主動措施來維持的。同時，包括瓦哈比教派內極端組織在內的極端勢力，只要不煽動以沙特王室為目標的圣戰，沙特王權和教權都能予以宗教上的寬容甚至資金上的資助。因此，在沙特國內推行部分民主改革措施時，表面看瓦哈比主義的影響被弱化了，實際上沙特王權一直在加強和引導瓦哈比教權。中東變局的影響尚未結束沙特王室雖在此輪意識形態大潮中取得主動權，但未來如何進一步引導保守的瓦哈比主義適應現代性將是其面臨的一大考驗。

三

“認主獨一”的信仰本是伊斯蘭教純潔的信仰，但正因為“政教合一”的“烏瑪”召喚，“認主獨一”的信仰極易被政治化、擴大化。尤其當“認主獨一”成為思想斗爭武器時，符合政治利益和主張的就是“認主獨一”者，否則就是違背信仰。宗教因此而背離了宗教原本和平的屬性，從而走向激進、極端、暴力。瓦哈比主義就是這樣一把雙刃劍，和其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一樣是支分裂的力量。“9·11事件”后西方乃至阿拉伯國家的某些媒體把瓦哈比主義列為當今最主要的伊斯蘭恐怖主義思潮，經常將其與塔利班、“基地”組織掛鉤。這種做法雖然是將恐怖主義擴大化，但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瓦哈比主義這種分裂屬性。2015年11月14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發表聲明，宣布對13日晚震驚世界的巴黎系列恐怖襲擊事件負責。盡管沙特政府認為“伊斯蘭國”的極端宗教思想的內核源自哈瓦利吉派，與其信奉的薩拉菲主義不一樣，并強調自身也是“伊斯蘭國”的恐怖襲擊對象，但是“伊斯蘭國”自我標榜其組織源頭可追溯到本·拉丹，且其歷史雖短暫又與“基地”組織、拉丹家族交織甚深，甚至與沙特王子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這必將使瓦哈比主義難與“伊斯蘭國”撇清關系。事實上，西方國家已經將巴黎恐怖襲擊與瓦哈比主義相聯系，這些指責和壓力勢必會迫使沙特王室重新調適瓦哈比主義，迫使其更溫和。如果說“阿拉伯之春”暴露了沙特王權的內患，那么在全球“圣戰”運動再次崛起的背景下，恐怖主義將作為一項非常重要的不確定因素，為沙特王權的穩固帶來最大外患。沙特的王權與教權統一體或將被再次撕裂，需要重新調整。

沙特王室對瓦哈比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作用有較清醒的認識。早在伊本·沙特家族與謝赫家族開展“伊赫瓦尼”運動時，沙特就遭遇“伊赫萬叛亂”。1930年“伊赫萬叛亂”被平息，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國建立。“伊赫萬叛亂”使沙特家族認識到，瓦哈比主義存在分裂的特質，可能威脅沙特政權穩定。建國后，沙特家族便致力于將瓦哈比教派官僚化，讓謝赫家族等內志烏里瑪家族世襲宗教領導權，只為沙特王權提供宗教合法性。《古蘭經》只有宣教、圣戰、社會生活等內容，沒有天啟的治國理政明文規定。穆罕默德于630年建立第一個伊斯蘭國家后，僅兩年后便離世了，統治時間非常短，同時《古蘭經》降示過程即告結束。保守的瓦哈比主義雖然強調“認主獨一”、嚴格遵循經訓，但即使從經典中也無法得到治國理政的智慧和方法。事實上，從艾布·伯克爾開始，歷代哈里發都采取“以對外征服轉移內斗矛盾”的統治策略，即用軍事擴張來解決國家內部的長治久安問題。這也部分解釋了沙特王室支持瓦哈比主義在宗教、外交領域不斷擴張的理由同時也解釋了特別是當代完整接受過美國西方民主教育的沙特王子們為何在全球范圍內資助宗教極端勢力。擴張是瓦哈比主義發展的動力，而只有促使瓦哈比主義擴張，才能轉移保守的瓦哈比分子過多關注沙特王室腐敗、貧富差異等現實情況，才能解決瓦哈比主義適應現代性的問題。

“伊斯蘭國”的崛起使沙特王權面臨前所未有的來自沙特本身培養的遜尼派宗教極端恐怖勢力的威脅。據英國情報機構披露，長期以來，沙特和卡塔爾的資金源源不斷地資助著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遜尼派，而這些遜尼派則聽命于沙特。沙特之所以支持該地區的遜尼派，正如沙特班達·本·蘇丹王子（“9·11”之后曾任沙特駐華盛頓大使和沙特情報機構負責人）所言：“什葉派會非常害怕來自于伊拉克北部的力量。”而伊拉克則認為伊拉克面臨的最大軍事威脅來自瓦哈比教派狹隘支持者沙特。但是，與瓦哈比主義有千絲萬縷聯系的“伊斯蘭國”并不把目標局限于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教派斗爭，除了屠殺什葉派外，它還將許多遜尼派穆斯林視為異教徒進行迫害。“伊斯蘭國”將沙特列入“圣戰”目標，并已完全掌控原來聽命于沙特的遜尼派部落。“伊斯蘭國”揚言：“我們要接管沙特阿拉伯。”英國有評論稱，“沙特對其創建的‘伊斯蘭國’怪物正在迅速失去控制”。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于2009年直言：沙特向“基地”組織、塔利班等恐怖組織提供了關鍵資本，而沙特資助的恐怖組織將會成為沙特國內國外的威脅。沙特應該非常后悔曾支持“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伊斯蘭國”野心膨脹，不僅覬覦沙特豐富的石油資源，還要與其爭奪宗教領袖地位。沙特王室對自身曾支持遜尼派及其恐怖組織的政策進行反思，撤換了班達王子的職務，將“伊斯蘭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宣布資助該組織是大罪；同時，它極力撇清與“伊斯蘭國”的關系，稱“伊斯蘭國”信奉的是哈瓦利吉派，與瓦哈比主義、薩拉菲主義無關。2014年，沙特逮捕了不少“伊斯蘭國”的支持者和成員，并在邊境上增兵3萬人，嚴防“伊斯蘭國”的武裝力量和意識形態滲透。

在恐怖主義的壓力下越來越多的民眾認為嚴苛的瓦哈比主義尤其是那些極端保守的神職人員是沙特政權和沙特國內安全的威脅。于是，沙特政府也在進一步調整政策：一是積極譴責激進伊斯蘭主義，譴責“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的極端恐怖活動；二是解雇在沙特清真寺里傳播極端思想的神職人員，并以服務王國經濟發展為目的，晉升具有現代思想的神職人員；三是促使高級神職人員委員會向宗教多元化方向發展，吸收罕百里教派中的非瓦哈比教派的其他教法學學者加入，切斷神職人員與瓦哈比主義中極端教法思想的聯系。與此同時沙特在諸如民族認同、教育、法律、技術等非宗教領域進行深入改革，改變神職人員在國家體制內的專屬領域。“阿拉伯之春”后，沙特政府計劃在紅海之濱新建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爭取10～15年制內新增100萬個就業崗位，同時推進國家經濟多元化。最近，沙特政府將瓦哈卜故鄉建設為旅游勝地向全世界開放。這似乎與瓦哈卜當年要求的嚴苛的行為規范不相符，況且來自什葉派、遜尼派非瓦哈比教派甚至是基督教、猶太教的信徒非但不認可瓦哈比主義，對瓦哈卜更是恨之入骨。沙特王室卻認為，瓦哈卜的聲譽被錯誤地玷污了，他是一個真正的、正確的和寬容的人，應該恢復他的名譽。沙特王室強調，現在正是沙特最艱難的時期，阿拉伯世界內亂局勢動搖了地區秩序，油價下跌不斷沖擊著國家預算，沙特不斷被指責為一個狹隘的伊斯蘭國家，因此政府有必要讓沙特人民重新回顧歷史，重溫寬容的思想和教義，重塑國家形象和地位。總之，從避免來自恐怖主義、宗教極端勢力的威脅出發，沙特王室需要更加溫和的伊斯蘭教，需要致力于將國家轉變成為一個更寬容的宗教君主治理的先進技術性社會。

毋庸置疑，瓦哈比教權和現代沙特王權會牢牢交織在一起，同生死、共存亡，任何意識形態大潮以及恐怖活動都沒有真正撼動教權與王權的聯盟。在近一個世紀的實踐中，沙特王室以在國內弱化、在國外強勢輸出瓦哈比主義為策略，在現代社會中似乎找到了一條兩者相得益彰的道路。但是，在全球化、現代化、信息化背景下，無論沙特王權如何加強國內互聯網、通信及社會輿論的管制，都壓制不住國內民間宗教及宗教政治反對派甚至是廣大民眾參與政治和社會管理的呼聲，王權和教權如何進一步適應現代化發展已迫在眉睫。與此同時，瓦哈比主義自身的保守要求和擴張態勢，以及自身被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勢力利用而迅速回流的“圣戰”分子，成為新的不確定因素，嚴重威脅著沙特王權的穩定。沙特王室面臨著源于古老的伊斯蘭教自身的挑戰，政教合一政權應走出與哈里發時代不同的道路。然而，沙特王室自身問題重重：兄終弟及的政治生態使沙特政權長年處于老年化狀態，政策制定和執行得不到有效保障，改革時常遭遇保守力量阻擾，不能很好地深入；與什葉派之間的教派斗爭遠高于治國理政的其他問題，“任性”發動油氣價格戰沒有逼退什葉派及其支持者，卻很快傷及沙特自身的國民經濟基礎，龐大的財政赤字迫使沙特不得不動用外匯儲備；王室揮霍、高福利開支，支持瓦哈比主義內穩外擴的根本經濟基礎在動搖；王權即將移交至第三代繼承人手中，王位繼承能否順利實現以及王室家族內部政治改革與權力分享已提上議事日程王室統治之下社會碎片化、高失業率、民眾貧困、底層伊斯蘭覺醒等潛在危機，都預示著沙特的國內問題將比來自外部的威脅更為嚴峻。如果沙特王權與教權協調一致，政治、經濟平穩過渡，將很大程度上確立真正意義的瓦哈比主義特色現代阿拉伯國家。否則，隨著第三次國際圣戰運動的到來，瓦哈比教派宗教精英層將會被撕裂，王權會動搖在中東變局中相對平靜的沙特或許將是最血雨腥風的國度其自帶的原教旨主義之劍,將刺向伊斯蘭世界甚至波及更大范圍。

（注釋略）

本文來源：《國際研究參考》2017年第1期；文章轉自公眾號：中東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