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rry Kaplan（杰瑞·卡普蘭）的創業經歷，可謂30多年前硅谷商戰史中最精彩的故事之一。
來源：科技行者
1987年，Jerry Kaplan旅途中一次偶然的討論：“市場對于筆記本形態計算機是否有需求？”這個看似簡單的訴求，直接促成了一家科技公司的誕生。
這家公司名叫GO（GO Corporation）。GO于1992年生產了平板電腦，又發明了操作系統PenPoint OS，前者是當時最早的一款平板電腦，后者是最原始的筆觸操作系統——Kaplan因此有了“平板電腦之父”的名號，早期的GO也成了80年代后期資金最充裕的初創企業之一。
然而創業終不是一帆風順的，羽翼未豐的創業公司普遍會面對挫折，GO公司的挫折尤其艱難。那一年，Kaplan尋找投資人，遇到了如今的一批行業巨頭，微軟、蘋果、AT&T……所謂無利不成商，當時“too young too naive”的Kaplan向掌舵微軟的蓋茨等人推銷技術，不但未獲投資，反而讓巨頭們更早認識到這個市場的重要性。在平板電腦的舞臺上，和GO共同比賽的是Palm Pilot，Apple Newton和iPad，Tablet PC，無一不是巨頭。所以故事的結局就難免讓人唏噓，GO最終因為現金危機，于1994年1月被賣給AT&T，無疾而終。
從此他得到一個教訓，冒險是創業常態，如何挑選正確的合作伙伴，對于創業至關重要。
不過依靠敏銳的商業嗅覺和扎實的專業功底，Jerry Kaplan依然是硅谷著名的連續創業家，在他至今35年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曾創造過許多“第一”，為當今廣泛使用的許多產品和技術創造了或做出了重大貢獻：Synergy（第一款全數字鍵盤樂器，用于電影TRON的配樂）；Lotus Agenda（第一位個人信息經理）；PenPoint OS（第一款平板電腦操作系統，以及世界上第一臺智能手機 AT＆TEO 440的系統）；GO計算機（第一臺平板電腦）；Straight Talk（賽門鐵克公司的首個自然語言查詢系統），產品稱為Q&A。他還是 Onsale，Inc.（世界上第一個互聯網拍賣網站，現在由eBay擁有專利）的共同發明人，以12項美國專利獲得提名；共同創立了Teknowledge，Inc.，這是最早將Expert Systems商業化的人工智能公司之一；與他人共同開發了Lotus Agenda，這是第一項個人信息管理器，也是微軟Outlook等程序的前身。這些厚重的創業經驗，還被杰瑞·卡普蘭著成《創業：硅谷冒險（Startup: A Silicon Valley Adventure）》，影響著創業維艱的年輕人。因此，說他是創業教父級的人物似乎并不為過。
現如今67歲的Jerry Kaplan，褪去了創業激情，還有一重身份——斯坦福大學教授，在斯坦福大學排名最高的“計算機科學系”擔任客座講師，教授人工智能的社會和經濟影響。
我們見到Jerry Kaplan時，他正應邀在2019湖南（長沙）網絡安全·智能制造大會上作主題演講，話題自然就圍繞人工智能展開。他說，人工智能不是機器擁有“人類般的智能”，“機器智能”和“人類智能”是兩回事，有些場景，機器智能甚至無法和人類智能共同工作。比如自動駕駛汽車，它們速度更快，車距更近，如果讓它和人類駕駛的汽車一起行駛，AI汽車只能降速遷就人類。所以，AI應用開發，需要破除人類固有偏見。
人類固有的偏見不僅存在于人工智能，當新技術引入社會生活，人們一開始會自然地基于過去的行為模式去理解它，但新技術往往不是舊技術的替代品，而是創造全新的場景。
我們需要把周邊的環境和流程重新設計，才能解鎖新技術的真正實力。比如取代馬車的不是更快的馬車，而是汽車，一樣的道理。
Kaplan認為，AI在工業界的應用前景同樣廣泛，比如建立一座智能工廠：首先是建立Distributed Sensors and Effectors（分布式傳感器），分布在整個生產環境中，與不同的機器或設備共享；其次是改造Assembly Line（流水生產線），如今機器取代了大部分人類，然而流水生產線的概念仍然是一樣的，其中要很多針對AI需要優化的空間。
而我們與他交流的話題，就從創業、人工智能開始。
對話：
發展放緩的市場中，小企業壯大的難度會更高
記者：從我們的觀察來看，現在好像讓人眼前一亮的創業公司變少了，大公司的話語權更重？
Jerry Kaplan：我覺得初創公司的重要程度并沒有降低。我們之所以總是聽說大型企業相關的消息，是因為他們的產品與服務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但是，成千上萬的小公司正在努力發展成為大企業，也可能被大企業收購或者為其提供配套服務。這就像是走進一片森林，首先映入眼簾的當然是那些年深日久的大樹；但小樹苗同樣有很多。當然必須承認，只有少數小樹苗最終能夠成長為參天古木。
記者：那么，初創公司或者說小公司如何打破巨頭們的天花板，成為參天古木？
Jerry Kaplan：相比于巨頭公司們，小公司的優勢在于，他們冒得起風險，而且行動速度也更快。在市場快速發展時，小公司的機會更多一些；如果市場發展緩慢，大企業擁有更完善的市場決策過程，這時候小公司要想生存下來且發展壯大，難度就會更高一些。
具體而言，大企業在上馬任何新項目時，必須得到每一位決策者的認可與批準。但在小公司里，整個討論過程可以由少數人快速完成。因此，小公司行動速度更快。這就像是大型獵食者與小蜜蜂之間的區別——前者可能更大、更強壯，但蜜蜂行動速度更快、適應能力更強。蜜蜂在體量上無法與前者相抗衡，卻有機會利用自己的毒針將其打倒。初創公司正是這樣一股力量。在大型企業真正意識到威脅并做出相應的反應之前，初創公司完全有可能快速行動，并一舉扼住大企業的咽喉。
記者：不過媒體的聚光燈往往放在大企業身上，而非小企業。
Jerry Kaplan：是的，對于大企業，它們的成功以及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影響是值得媒體關注的。因此，小企業充分發揮自己的獨特優勢才是重點，這是一個不公平的較量。
“任正非先生可以嘗試把雙方不信任問題引入商業討論”
記者：在您眼中，哪些中國公司獲得了您的關注，為什么？
Jerry Kaplan：我的生活環境與中國市場很遠，首先我肯定不像中國人那么了解這片市場；其次，我并不想用賭徒心態看待商業領域，因此我不會簡單地用贏家和輸家來做評判——特別是在自己對特定領域不太了解的前提下。
但我能感受到的是，中國有著一種非常活躍而且振奮人心的創業文化，甚至比美國的創業文化更活躍。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畢竟就連華為這樣的國際巨頭也是從小公司一步步發展起來的。
記者：您提到華為，我們注意到，您在不久前和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有過一次交流，您對任正非的觀點，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Jerry Kaplan：讓我感觸最強烈的是他的思想深度。任正非先生是個對未來極富洞察力與遠見的人。他提出的，關于如何通過高速、普惠的通信改善整個社會的想法，是一個巨大的啟發。這種啟發不僅適用于中國人，也同樣適用于整個世界。他有一股先知范兒，他的遠見不僅為中國，同時也為整個世界指明了發展道路。
記者：反過來，考慮到華為公司目前面臨的處境，您是否給過任正非您的建議？
Jerry Kaplan：有的，我談了一些。目前華為主要受制于國際沖突與分歧，我與任正非先生就這個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我認為，這種狀況對于中國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種不利因素。我告訴任先生，只有以信任為基礎處理這些問題時，雙方才能真正做到開誠布公、共同合作；但如果只追求所謂的純商業理性，或者說不以信任為前提的業務模式，那么解決問題的日子仍將遙遙無期。
可預測性非常重要，不同的企業及國家/地區完全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開展業務；各方唯一需要遵守的，就是了解通行規則，從而準確預測另一方的可為與不可為區間，以及能夠做出并踐行哪些承諾。
因此，我向任先生提出的一點建議，就是嘗試把雙方之間的不信任問題引入商業討論，探索如何以一種能夠使各方受益的方式進行互動與交流——這也許不是最為高效的首選商業交互方式，但在這樣特殊的背景下，恐怕必須如此。
無論對中方還是美方，中美之間的經濟交織程度與重要意義都遠超雙方的想象。過去幾十年中，美國市場一直向中國企業開放，這也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一點，在中國民間似乎還沒有形成這樣一種共識；另一方面，中國工商界表現出的奉獻精神、勤奮工作與聰明才智，也給美國帶來各種高質量、低價格的產品，成為美國保持繁榮的重要保障——沒有中國，美國民眾的生活水平與繁榮程度都將受到嚴重影響。
目前，我們雙方正處于經濟關系層面的重大歷史時刻，而誤解與民族主義傾向，將造成可怕的危害——國際經濟邊界可能會因此劃分成兩個產品不同、技術各異的影響力中心。這個結果對中美顯然都沒有好處。我們有必要維護這套兼容并包的生態系統，強調公平與共享的業務規則，保證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而不是堅持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話——這一點非常重要。
美國在貿易討論中的錯誤，主要是把不相干的因素混淆了起來，即把國家經濟利益與全球政治及安全關切混為一談。當美國向中國，特別是華為等中國企業發出指控時，其動機似乎令人懷疑。因為目前我們不清楚這些要求到底是出于國家對于自身命運的合理關切，還是單純希望通過威脅獲取商業利益。
在中國方面，中國不再是個崛起中的大國，而已經成為世界上的主要大國。這就要求中國從大國的責任出發，理解世界各地民眾的權利與習俗，確保以公平且可預測的方式進行貿易。不過，不管怎么說，過去幾十年以來，中國在快速發展時期內所享有的優勢，即中美之間平等相待的伙伴關系確實不存在了。
下一代通信設備將更低調，更具個性化
記者：華為正在做自己的操作系統“鴻蒙”，微軟、谷歌也在做下一代操作系統，您覺得未來的操作系統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特征？
Jerry Kaplan：每當計算或者通信領域迎來重大進步時，都需要配合一套新型操作系統，以最大程度發揮這些進步所帶來的獨特提升。因此，真正的問題，并不是新一代操作系統將會具有哪些功能，而是當下出現的新技術能夠帶來哪些新的優勢。這些優勢將與舊有技術不同，因此我們必須利用到其中的新功能。
我堅信，下一代計算與通信設備將顛覆我們的固有習慣。這些方案會相當低調，不再生硬干涉用戶，而表現出高度個性化的特征。例如，我覺得我們會迎來一套完整的操作系統，允許用戶通過語音完成與計算機之間的通信。我們甚至可能通過語音、意念或者其他新的方式替代鼠標。例如，我們可以動一動牙齒，把信號發送到入耳式設備處，而這臺設備不僅能夠像目前的語音助手那樣通過自然語言實現人機交流，同時也能隨時發出多種語言版本的聲音，用以提醒我們注意并快速交付與周邊環境相關的信息。
因此我認為，支持AR功能的常規/隱形眼鏡將會出現，為我們顯示當前觀察對象的相關信息——但這些內容只會被用戶本人所看到；另外，我們也可能長期佩戴入耳式設備，由其以簡短的語音為我們提供建議，或者快速解釋某些較為復雜的問題。總而言之，我們將能夠以多樣化的方式進行交互，而這一切都將以新型操作系統為實現基礎。
記者：我可以理解為這是一種新型人機交互方式嗎？
Jerry Kaplan：肯定是。我認為在下一階段當中，實體機器將逐步消失，人機交互將得到增強，最終告別過去那種粗暴打斷或者干擾個人習慣的交互方式。
記者：談到人工智能，很多人擔心人工智能會取代人類的地位。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Jerry Kaplan：這是種誤解。機器確實能夠處理不少以往只能由人類解決的問題，但這只是一種自動化，而且自動化長久以來一直在不斷發展。
幾十年前，中美兩國的大多數人口都還在務農，承擔著繁瑣且艱辛的日常勞動。但現在，大部分農活已經開始由機器接管，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都是被機器取代的人；但也因為自動化的普及，社會因此而發展，人們被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從事更多豐富多彩的工作。
機器確實會在某些領域取代人類的地位，但同時也讓我們變得更加富有，創造新的工作崗位，提升消費能力，讓人們擁有更好的謀生手段。相較于現在，過去大多數人都沒有余力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記者：最后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現在最關注什么課題？
Jerry Kaplan：我目前最關注的領域之一，就是“algorithmic bias（算法偏見）”。當下，我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利用機器獲取答案，幫助我們制定決策，然而，機器只能依據人類過去產生的數據做出決策，而這些數據當中往往包含著人類不愿意使用或者沒有意識到的偏見傾向。因此，系統在制定決策時可能會繼續保持這種偏見、歧視或者不公平的思維方式。
如果我們在機器智能系統的設計、測試與評估方面仍然不能做得更完善一些，那么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偏見將成為一大重要挑戰。
我們需要建立起一種能夠吸引所需人類價值觀，而非通過觀察人類過往行為自主形成價值觀的系統——因為很明顯，過往行為并不那么得體，其中可能包含一些我們希望克服的問題。
END
編輯|Bay 校對|堅果 視覺|牛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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