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學武

編輯｜如 今

武俠電影分為兩支，一支是劍俠電影，源于1920年代上海時期的武俠神怪片，描繪古代奇幻世界，主人公仗劍走江湖，一招了是非，一笑泯恩仇，一人掃不平；另一支則是發祥于香港的功夫片，在近代殖民化侵略的語境下，主人公以“功夫”為語言，和這個世界對話。如新加坡學者張建德所強調的，從《精武門》（1972）到《黃飛鴻》（1991），民族主義的潛流始終存在于香港武俠電影之中。功夫與民族情緒混合編碼，用暴力自衛并反抗，同時輸出中華文化。

語言作為符號系統，必然借助對立性及相似性概念闡明意義，功夫電影中反復出現兩組二元對立的概念：強/弱、正/邪，和一組同構性概念：家/國。從2008年至今，導演葉偉信與功夫明星甄子丹組合，創制的《葉問》系列4部電影，塑造一代“詠春宗師”形象，隱約帶出南派功夫的海外傳播史，在新的歷史語境中，豐富甚至改寫了由黃飛鴻、陳真等形象遍遍重述的上述概念。

強/弱

陸弘石曾總結1920年代武俠片的四種敘事沖突模式為除暴（霸）型、復仇型、比武型、奪寶型。《精武英雄》開篇即是霍元甲命喪擂臺；徐克版《黃飛鴻》中，黃飛鴻要從洋人手中解救被擄的十三姨，分別對應“復仇”與“除霸”。但《葉問4》中，祛除校園霸凌場景采取擰鼻、扭耳、打屁股等懲戒模式，全無傷害的情緒宣泄；在“為兒子尋找美國學校”這一幾乎是裝飾性的敘事線上，安插的幾場對決事關名譽，以功夫強/弱定等級秩序。

等級存在于不同功夫派別中。葉問初到美國，與萬會長隔餐桌角力，起因貌似李小龍擅自將中華武術傳于洋人，但落點卻是“你們倆能代表中華武術嗎”？回到了“正宗”之爭的武俠敘事套路上。秩序也可與民族地位相關，與海軍陸戰隊有關的幾次擂臺相博均傳達文化焦慮，關乎變遷中的美國與東南亞關系，暗合中日之爭。畢竟空手道是由占領日本的美軍帶回，較早融入到美國文化中。甚至連若男學校中的啦啦隊選撥賽，雖以舞蹈替代武打，但同樣以身體的表現力決定隊長之位。

有趣的是，在以強/弱之爭中，“Fair Play”的概念只在民族內部有效，跨族裔比武時，它被原本提倡這一概念的西方人拋棄得干干凈凈。費孝通在《美國人的性格》中分析“Fair Play”指機會均等，應具備兩個基本要素，一是需有規則，二是“不欺弱”。相打的對手都有勝利的機會，旗鼓相當，才能在play中比個高下。操勝算的人是不該挑釁的。葉問手臂受傷與萬師傅競技時，萬師傅主動提出單臂比武，便是公義。但身高體大大的白人空手道高手挑戰完全不在一個重量級的華人拳師，便有失公平公正。

跨族裔比武的另一個潛規則是：強者才能制定秩序，公平只能由“弱者”在勝利之后吁請。因此，葉問成為強者的目的是“以武止戈”而非“以武犯禁”。不按規則得到的勝利是道德上的失敗，當美國被塑造成自取其辱的失敗者，面臨技能與道德上的雙重落敗。

正/邪

《葉問》系列中，通常有四種不同的功能角色：東方宗師、西方拳師、東西方文化中介人、被保護的普通群眾。葉問與西方拳師之間，無疑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關系。中西方中間人這一角色，在前三部中往往會經歷由走狗/幫兇回到正途的搖擺過程。如《葉問1》中為了養家甘當走狗的李釗，轉變為葉問的幫手；《葉問2》中洪師傅與肥波初為洋警司辦事，藉“以華制華”方式管治華人，最終洪師傅在擂臺上為民族氣節而獻身，肥波成為真正的守護者。這個轉變依然是在正義/邪惡之間的。

《葉問4》豐富了正路/歧途這一組對比概念。中華總會的職責，從片中看，當是相互守望，抵御外侮，充當華人社團與美國主流社會的橋梁。但是萬會長的態度很奇怪地與此職責相悖反。在需要抵抗時，他的關鍵字是“忍”，遇到霸凌不能反抗；在需要溝通時，他的方式是“封”——中華武術不能教給洋人，以免遭遇中山狼。這與葉問提出的“走出唐人街，和他們溝通”“文明交流互鑒”的觀點形成了對比而非對立，一是正路，一為歧途；一為促進世界命運共同體的形成，一是缺少文化自信的固步自封。 正/邪對立確立沖突的基調，但正路/歧途的對比建立在對文化主體不同層次的認知上。

家/國

傳統功夫片中，家/國這一系列概念通常包含三個層級：家、宗族、國家；葉問系列卻將其改寫為核心家庭/社團/文化的全新結構。從第一部開始，葉問被塑造為一個尊重女性、忠心不渝、維系核心家庭的新好男人形象，盡管這與歷史上的葉問大相徑庭（真實的葉問自1951年起就和發妻張永成分隔兩地，后在香港納妾生子）。到了第四部，葉問面臨兒子青春期反叛，最終決定尊重兒子選擇——教習與傳播功夫。對兒子獨立人格的尊重最終還是落回父之畢生事業的繼承上。

宗族在“葉問”前幾部中已被替換成社區或社團，在第二部中是洪師傅把持的“行業協會”，在第三部中是一間小學周邊的社區。到了《葉問4》中，中華總會這一社團是華人移民走進美國社會的通道與擔保。反華法案被廢止之前，華人移民往往只身前往美國，妻兒老小留在家鄉，美國華人社會更像是“單身漢社會”。華人社團代行家的職責：保護、情感撫慰、經濟互助，并以整體的形象面對美國主流社會。社區或社團的成員之間沒有血緣關系，是靠共同文化與經濟利益維系的共同體，更具備現代社會特征。

江山社稷的概念，在《葉問4》中尤為明顯地替換成了文化。片中引發一系列爭端的導火索，李小龍所著《基本中國拳法》的副標題“自衛的哲學藝術”正是全片張揚的文化概念：功夫的宗旨是強身健體、磨練心智和保護自我。這與葉問提倡的理念：不會主動出擊，但是敵人來犯，必須自衛并反抗還擊如出一轍。而順應對方的勁力，而非與之相抗，也是其中所有的武打設計的核心。

盡管《葉問4》豐富了功夫片的精神內涵，但不得不指出，它在面對兩個挑戰時存在敘事縫隙。挑戰之一是故事講述的時代，之二是講述故事的時代。

在塑造故事講述的時代時，影片有意忽略了和現代性的對話。1964年主人公來到美國，應面對種族歧視與現代性的雙重挑戰，但后者卻被有意遮蔽了。葉問在美國沒有遇到科技/社會制度上的震驚。無論是移民局官員，還是海軍陸戰隊的軍官，都毫不顧忌社會規則意識和行政流程，以不受約束的權力和蠻荒武力來對付華人。文明社會應有的社會契約被棄置一旁，舊金山被塑造成法外江湖。但1943年底，美國已經廢除延續60年之久的《排華法案》，故事發生時的1964年，正是新的“移民法案”出臺的前夜。

從《葉問4》故事世界中也可看出，學校秉承著契約精神，選拔啦啦隊隊長，教練強調事先的規則，并對若男一定程度上保護。然而霸凌行為發生時，雙方都主動回避了文明調解的可能性，以暴力解決爭端。這個設定方便劇情展開，并最終得出“外國的月亮也并不都是圓的”結論，但是放棄了傳統和現代性之間的對話。

而在講述故事的時代，對身體在極致狀態下的感官呈現，已經與現代軍事戰術結合（《戰狼2》），個人英雄和團體精神相呼應《紅海行動》）。《葉問4》為了塑造超凡主人公形象，強化技擊難度和宗師地位，卻將“英雄”與普通人割裂，有意使葉問無論在文化還是身體上都超拔于其他華人。開篇黑人徒孫來香港送機票，因語言不通和葉問徒弟交手，直到英文熟稔的葉問出場才平息風波。但悖論的是：不懂英文的徒弟，表達“困惑”的身體語言卻是攤手聳肩，全然西化。

這讓人心生疑惑：在官方語言為英語的香港，若干年輕人中怎會沒有一個能聽懂簡單的日常對話？結尾葉問痛擊空手道教官與美軍軍官，將美國文化歸于野蠻，把空手道功夫降為低端，但之前空手道黑帶教官不費吹灰之力便重傷幾位師傅，依然讓人質疑群體的身體質素。如今運動精神已不再是爭奪金牌，回到“我運動，我快樂”基于個人身體的表達，影片依然以一位絕世高手拉高集體素質的平均數，反襯出其他人的不堪一擊。

尷尬的語境使《葉問4》文本頗多縫隙，解構苦心建構起來的功夫法則。也許，傳統功夫電影變革的節點已經到來，新的文本必須尋找新的敘事契機和身體呈現方式。

（作者為暨南大學藝術學院/珠江電影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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