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熙年間到乾隆年間的一百多年的時間里，這一時期的清朝，在經濟上，獎勵墾荒、更名田、興修水利、禁止圈地、捐免田賦以及改革賦役等，使得農業、手工業以及商業，都得到了繁榮與發展；政治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勵精圖治、事必躬親，加強中央集權，使得政局基本穩定；軍事上，擊退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平定噶爾丹叛亂，平定大小和卓叛亂等。這一切表現，足以展示清王朝的強大。

在18世紀，正值康乾盛世期間，來往于中國和歐洲的傳教士們，將當時的中國地圖描述給當時的歐洲人，引來了當時的歐洲人對中國的強烈向往。在當時的歐洲出現了長達百余年的“中國熱”。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稱贊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

另人始料未及的是，這個被伏爾泰盛譽，被歐洲人所追捧被后來歷史學家稱為“High Qing”（盛清）的國家，卻在18世紀結束后的四十年時間里，走向了衰落，被曾經輕視的歐洲人所擊敗，開啟了近代百余年的屈辱史。那么，這是為什么呢？一個曾位于世界之巔的國家為什么那么快就成了只能被動挨打的“東亞病夫”呢？筆者認為可以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角度去進行分析。

首先，從經濟上講。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換句話說，經濟是基礎，而生產力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基礎。那么我們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上來分析就會發現，雖然在康乾盛世時期的清朝，國力鼎盛，人口眾多，GDP的總量長期處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橫向對比，我們會發現，早在18世紀之前，雖然歐洲的經濟總量還遠無法和中國相比，但是，其經濟增長的速度卻遠超中國。

15世紀末，為了繞過地中海的傳統航道（被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土耳其占據），歐洲以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等人為代表的航海家們，在政府的支持下，揚帆出海，尋找新的通往東方的航道。由此，歐洲進入了地理大發現時代。新航路的開辟所帶來的財富與勞動力，伴隨著罪惡的三角貿易（又稱黑奴貿易），為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的原始資本。這些資本的積累，催生了后來改變世界的工業革命。

18世紀中后期，歐洲的生產力不斷發展，為了更高的效率，一批改變世界的技術革新面世，而其中就包括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瓦特改良蒸汽機。蒸汽機的面世，為生產提供了可靠的動力來源，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也使得近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車、汽船隨之而誕生。歐洲的生產力得以解放，經濟飛速發展。而當時的中國，依然是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為主導，重農抑商的政策影響下，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在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在18世紀伴著康乾盛世發展到頂峰時，而西方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正在如火如荼的開展著。當然，民主與專制與否，并不是當時的中國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更為主要的是發展到頂峰的清朝君主專制制度在之后走向了腐朽，各種來自君主專制制度的弊端開始浮現，皇帝的權力達到了頂峰，而與此同時卻缺乏對于皇權的約束。這就導致在乾隆晚期，貪腐問題成風，而處理與否大部分情況下卻根據皇帝的一己之見。而在乾隆晚期，乾隆皇帝對于貪腐的懲戒已遠沒有繼位之初的時候那么堅決。有些貪官的貪腐甚至有乾隆故意放縱的原因，如和珅等人。

而西方在經過民主革命或改革后，步入了近代民主代議制，其法律制度也在不斷完善。這一過程使得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得以取代了以人治作為主要特點的封建制度，統治階級的集體意志代替了君主的個人意志，使得決策失誤的可能性得以下降，也使得君主無法通過個人的情緒影響整個國家的前進方向。法律的完善和法制建設，則使得整個社會以法律作為行為準則，官僚也更多地是以法律來行政而不是想著討好君主。

第三，則是在文化層面上的專制、封閉。在18世紀，中國的文化領域雖然也出現了《四庫全書》這樣的對過往的文化典籍進行總結的集大成之作，也出現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紅樓夢》；但在另一方面，中國當時的文化領域卻為文字獄所困，大量的知識分子被清廷迫害處死，這一情況在康乾盛世時期極為突出，出現了諸如明史案、南山集案、查嗣庭試題案等牽連多人的案件。

而文化的封閉導致的是對世界的變化一無所知，不論是新航路的開放還是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技術革新，都沒有影響到這個東方的古老帝國。讓它得以繼續以“天朝上國”自居，并鄙夷世界其他文化。但同時期的歐洲卻迎來了啟蒙運動，一批影響深遠的啟蒙思想家不斷涌現，為資本主義社會繪制了未來的藍圖，其中的“社會契約”、“三權分立”等思想影響持續至今。

由此可見，清朝從曾經的“天朝上國”走向衰落，被列強肆意凌辱，并不是在那短短地四十年里就造成的結果。乾隆之后統治者的無能。以及官僚集團逐漸腐化等內部原因只是一部分，更主要的是清朝在更早以前就已經落后于時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