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足湖南土地，不可不讀《湖南少年歌》。“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時危卻奈湖南何？”……楊度的聲音使每一位身居湖南的人都覺得自己正當少年，意氣風發，與湖南這片土地一道，還有無窮的希望，還有無限的光明。
翻閱近代中國史，不可不閱《少年中國說》，“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梁啟超的吶喊，為20世紀的國史譜下了救亡圖存在少年的基調。至今吟誦，仍不免血脈賁張。
楊度與梁啟超，在20世紀最初的10年，聯手呼喚中國的少年精神。而他們在1898年最初的相逢，也充滿著少年的意氣，洋溢著青春的精神。
一
戊戌年情人節前一天，楊度和梁啟超吵架了
正欲見識康梁學問的楊度遂火速拜會梁啟超，然而湘粵兩才子一見面，就吵了起來，且一直吵到天黑。為何剛獲知梁啟超到長沙的消息，楊度就急切想和他見面？為何兩位素未謀面的青年才俊，剛一見面，就吵了起來，絲毫不遵循“初次見面、請多多關照”的客套？一切只因1898年，時務學堂已成長沙城乃至全國矚目的輿論中心。
二
時務學堂很風光，連學生作業都被盜印
1898年春天，梁啟超的名聲在湖南如日中天。前一年年底，他在江標、黃遵憲、熊希齡等人三番四次的邀請下，來到時務學堂。作為維新運動的明星人物，梁啟超被聘為時務學堂總教習。他剛到湖南時，就與各界相處得如魚得水。1897年12月25日，江標交卸湖南學政，到時務學堂話別，梁啟超即與王先謙、皮錫瑞、易順鼎等人把酒言歡。
與此同時，眾多官紳大佬的加持，也讓時務學堂成為湖南人矚目的焦點。時務學堂招生初期，報考者已超過4000人。首批招錄的四十余名學生受到各界的特殊關照，連他們的課考作業（課藝）都被書商盯上了。在謀利的驅動下，1898年3月，長沙實學書局率先刊刻《時務學堂課藝》。然而書商刊刻的課藝乃是“隨意搜輯，雜以偽作”，其中錯訛甚多，如教習葉覺邁本是廣東東莞人，但書坊誤為廣東南海人。為防止謬種流傳，總理湖南時務學堂、鹽法長寶道黃遵憲即下令追繳雕版，予以禁絕。然而《時務學堂課藝》頗受市場歡迎，不久之后，市面上又流行起府正街叔記新學書局刊刻的《時務學堂課藝》。黃遵憲不得不在《湘報》第107號上刊登《學堂告示》，聲明“此后遇有本學堂課藝書籍必須呈由本堂鑒別其偽，核準批示，方許翻刻，不得復有假冒等弊，倘敢故違，一經查出，定將該書坊封閉嚴究，以示懲戒。”
楊度
但《時務學堂課藝》想必十分暢銷。不久，陳寶箴又在市面發現一種大字本，只好在《湘報》第130號再發告示，警告“省城書賈并刻字鋪店暨士庶人等”，“不得再行冒刻《時務學堂課藝》希圖射利……倘敢故違，一經察覺，即遵照憲札從嚴究辦，決不姑寬。”在利潤的驅動下，這類警告是否有效，我們不得而知。
我們所能確知的是：彼時的梁啟超和時務學堂正處于湖南輿論的中心。盡管梁啟超在1898年2月底便因葉德輝等人的驅逐而離開長沙，但葉德輝的名聲也得靠梁啟超而彰顯。通過蘇輿所編《翼教叢編》，葉德輝批駁梁啟超等人的言論流布湘中，其名聲也日甚一日。關于這一點，《湘綺樓日記》記載云：“葉煥彬聲名甚盛，以能折梁啟超也。梁之來此，乃為葉增價耳。”葉德輝因批梁啟超得名，正從側面反映出梁啟超當日身價之高。
三
初次會面，楊度說梁啟超“以《春秋》騙錢”
梁啟超和時務學堂的聲譽鵲起，引來了楊度的拜訪。但兩位才子情人節前一天的初次晤談，卻滿是唇槍舌劍。保存在《楊度日記》的談話內容，似乎沒有任何客氣。楊、梁二人單刀直入爭論起《春秋》和《孟子》這兩部中國古代重要的典籍。而這兩部書，正是梁啟超在時務學堂授課的看家本領。《劍橋中國晚清史》稱梁啟超講課“主要是依據西方的民權和平等這樣一些政治思想對儒家典籍《春秋》和《孟子》加以闡發。”而《春秋》一書，恰好也是楊度的老師王闿運的拿手學問。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稱贊王闿運“事變謀空返湘渚，專注《春秋》說民主。廖、康諸氏更推波，學界張皇樹旗鼓”。因此兩人一交手，楊度便嗅出梁啟超的學問淵源，日記中云：“其學蓋私受于廖平，而不曰王門者，欲為立名地耳。”廖平的《春秋》公羊學受王闿運影響，又影響了康有為，而梁啟超受《春秋》于乃師康有為。“大水沖了龍王廟”，楊度和梁啟超的《春秋》學問同出于王闿運，但梁啟超不說自己師法王闿運，難怪讓此時無限崇拜老師的楊度很生氣。
令楊度更加不滿的是梁啟超拿《萬國公法》來套《春秋》和《孟子》。楊度認為“《公法》之不合《春秋》者多矣，即以《春秋》正之，是非雖明，不能行于萬國，第欲明其是非，則不合《春秋》，豈獨《公法》一書哉。以此為學，是欲張其門面以騙館地耳”。對梁啟超挾西洋之書注中國之書、以西學混淆中學的做法，楊度深表不滿。談及《孟子》時，兩人也意見相左。故而整個談話過程火藥味極濃，“論辯甚多，詞氣壯厲。卓如初猶肆辯，后乃遁詞”。談話以梁啟超的支吾搪塞告終，故楊度自以為得勝，然而實際上兩人學術旨趣本不相同。楊度純從學理出發，而梁啟超則是借《春秋》和《孟子》大加演繹，本就是為維新主張張本。
盡管學術主張分歧巨大，兩人卻談興不減，一直談到天黑方散。楊度很佩服任公的“年少才美”，但對任公的講學，他則表示“乃以《春秋》騙錢，可惜，可惜”！楊度和梁啟超的初次會面并不愉快，但這次不打不相識的晤談，卻長久留存在兩人的記憶中。與楊度同鄉,且先后擔任梁啟超及楊度秘書的李肖聃在《星廬筆記》中稱“新會梁啟超卓如來主湖南時務學堂，以《公羊》《孟子》教授湘中子弟，晳子嘗至堂與梁辯論，各張師說，不相讓也”。李肖聃與聞其事，恐怕是從楊、梁二人出聽來的。
梁啟超
楊度不服梁啟超的學說，但梁啟超“通古人書從時務來”的維新精神，顯然觸動了楊度。在與梁啟超會面之前，楊度鉆研的多是中國傳統學問。在那之后，楊度對西學有了更多的關切。一年以后，他開始撰述《日本傳》。1900年10月，楊度甚至學習起英文26字母。
1898年春天那次會面的后兩天，楊度又造訪時務學堂，然而“卓如竟患瘧疾”，兩人未能再謀面。他們的再次相聚，要等到1903年，而地點，也從長沙換成了東京。
四
《湖南少年歌》因梁啟超而名聲大震
一個流亡異邦，一位負笈海外，當梁啟超與楊度在東京再度相會，昔日的青年才俊早已為世事滄桑改了心境。此時梁啟超立政聞社，主持《新民叢報》、《國風報》，而楊度立政憲公會，辦《中國新報》。同屬立憲派陣營，但楊度偏不肯依庇梁啟超，其特立獨行可見一斑。不過，日后令楊度名聲大震的《湖南少年歌》卻是受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刺激而作的，而它的廣泛傳播也離不開梁啟超的揄揚。
關于《湖南少年歌》的刊載時間，主編《楊度集》的劉晴波先生認為刊登于《新民叢報》第三八、三九期（1903年10月4日），唐浩明先生認為是光緒二年（1876）（顯是誤記），還有一些人認為是1904年或1902年的，實際上都弄錯了。查1903年出版的《新民叢報》，可清楚發現，《湖南少年歌》最早見于《新民叢報》第四十二、四十三號的梁啟超“飲冰室詩話”（191頁—196頁）中，時間則是1903年10月14日（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二日）。“飲冰室詩話”在抄錄《湖南少年歌》前，有一段梁啟超的按語：“湘潭楊晳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盧斯福演說，謂欲見純粹之亞美利加人，請視格蘭德，吾謂欲見純粹之湖南人，請視楊晳子。頃晳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見示，亟錄之，以證余言之當否也。”在《湖南少年歌》之后，梁啟超又云：“晳子復贈余一詩云：‘志遠學不逮，名高實難副。……噫吾新會子，夙昔傳嘉譽。德義期往賢，流風起頑錮。曩余初邂逅，講學微相忤。希圣雖一途，稱師乃殊趣（戊戌春，在長沙論《春秋公羊傳》，各主師說，有異同）。楊朱重權利，墨子尊義務。大道無異同，紛爭實俱誤（余嘗謂湘潭王先生援莊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人孔，實為今世之楊墨，而皆托于孔者也）。茫茫國事急，惻惻憂情著。……愿以宣圣訓，長與相攻錯’。”楊度仍不能忘情于在時務學堂的那次會面，但更表達了攜手共赴國事的心志。面對楊度的推許和砥礪，梁啟超慨然云：“風塵混混中，獲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覺其情之移也。”楊度的才華驚艷了梁啟超，而兩人共同救國理想，讓他們的友誼得以升華。
《湖南少年歌》猶如一部氣勢恢宏的湖南史詩，將“湖南歷史文物，概括無遺，大有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之勢，實足激勵湘人之氣”。經由極具影響力的《新民叢報》的播揚，《湖南少年歌》迅速傳遍大江南北。在湖南，更是“幾于無校不讀”。數十年之后的1970年，魯滌平之弟魯蕩平仍不無深情地在臺灣《湖南文獻》回憶：“《湖南少年歌》……余幼時早已讀熟，至今猶能記憶。自楊氏附袁勸進，湘人均不值所為，竟以人而廢言，此歌遂為人棄置不問久矣。”歷來學者多注意《湖南少年歌》的興起及傳誦的熱鬧，而很少提及這詩的衰歇。從魯蕩平的話來看，因楊度組織籌安會，湖南人不齒其所為，以人廢言，《湖南少年歌》也逐漸為人棄置。然而，從1903年問世，到1915年楊度組織籌安會，《湖南少年歌》傳唱十余年，推其原始，梁啟超的推舉之功不可沒。
1907年，被清廷授予憲政編查館提調的楊度上書保薦梁啟超，云：“逋臣梁某，學識才望，超越群倫，請旨特赦召用。”茍富貴的楊度并未忘記老友梁啟超。然而袁世凱稱帝，楊度的擁戴行為為梁啟超所不齒，二人從此決裂。1929年，梁啟超病重，楊度曾想前往探視，但為人阻攔。梁啟超死后，楊度所擬挽聯云：“事業本尋常，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楊度以文章自負，但對“言情”的文章，卻甘心承認“吾不如梁卓如”。1931年楊度逝世，未知九泉之下的梁任公會作何等挽聯。然而有一點不容否認：梁啟超無負于《少年中國說》，而楊度實有愧于《湖南少年歌》。有趣的是，楊度之孫楊友麒娶了梁啟超外孫女吳荔明，2017年他們合著出版了《楊度與梁啟超——我們的祖父和外祖父》一書。
文章來源：《文史天地》第264期
【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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