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與學生一起讀乾隆四十一年（1776）編纂的山東《淄川縣志》。

淄川的地盤不大，但在清初名人輩出。有個叫孫之獬的，在明末的時候被歸入“閹黨”而遭革職，清初被任命為禮部侍郎。傳說他曾主動請求剃發，滿族人都看不起他。還有個名人叫蒲松齡，這個人運氣極其不好，總是考不上舉人，但卻創作出了小說《聊齋志異》。

所以，盡管這個地方很有文化，但文化人活得并不容易。

《淄川縣志》的卷首是《御制志》，比如康熙的《圣諭十六條》、雍正的《訓斥士子文》、乾隆上諭等，縣志的編者大都是知縣，總不能因此丟了官，斷了仕途。所以《淄川縣志》的本任編者、時任知縣張鳴鐸就在序言里面感嘆：

修史難還是修志難呢？當然是修史難了，那個活兒既包羅萬象，又需要有價值判斷。不過修志也不易呀！我們這屬于兼職，不像董狐那樣的世代史官可以秉筆直書啊！修續志就更難了，對前任修的志能亂改嗎？只能做點拾遺補闕的事罷了。

讀到這里，我就特明白當代新方志為什么是那個樣子了。

《御制志》里挑選刊錄的基本上都是針對士人的，這當然有張鳴鐸的特殊用意，這個暫且不論。其中選錄了一篇乾隆皇帝寫的《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如果去過北京的孔廟和國子監，我們就會見到，這塊碑和《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御制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等，都在那里矗立著。

奇怪的是，太學或國子監是一所高等學府，朝廷在西部打了勝仗，干嘛要在要在“太學或國學”里立碑呢？

這又讓我想起了前段時間在媒體上吵得面紅耳赤的“新清史”。美國“新清史”發端于清朝是否“漢化”的爭論，概括起來，他們的主張是強調使用滿文、蒙文、藏文、察合臺文史料，強調滿族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全球史的視角。而一些中國學者則認為這種強調是對清朝歷史的曲解，否認滿族統治者對漢文化的接受不符合事實。

讓我們看看這篇碑文說了些什么。

在碑文的開始，乾隆皇帝說到歷代對于北方游牧民族或征伐、或和親，前者導致“民力竭”，后者造成“國威喪”，以致輿論認為這些羈縻之地“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不過接下來他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這個意思是說，我大清統治下的中國與漢唐宋明統治下的中國是不一樣的。在乾隆皇帝看來，清朝對中國的統治既是漢唐宋明的延續，又與它們有別。

乾隆皇帝接著說，自清朝建立，蒙古人這些“有元之裔，久屬版章”，但準噶爾蒙古這個“有元之臣仆”卻“終明世為邊患”，所以從康熙到雍正一直進行征伐。在用長篇文字描述了戰爭的過程后，他諄諄總結說：“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臥，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仆；自今伊始，安爾游牧。爾牧爾耕，爾長子孫；曰無向非，豈有今是？”他的意思是說，過去你們總是在打仗，是我給你們帶來安定的局面、平靜的生活。從今以后，你們不再是“準夷”，而是我大清的臣民了。這言下之意，就是準噶爾蒙古由此從“蠻夷”變成了“化內之民”。

從這篇碑文看起來，乾隆皇帝顯然是極為重視這些豐功偉績的，他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內屬視為與漢唐宋明的“中夏”最為不同的一個方面。但是，他也不時強調“皇清之中夏”“版章”“準夷”這些概念，又說明他把“皇清”與“中夏”視為一體，與尚未臣服的“蠻夷”相區分。所以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為什么強調了清代的特殊性，就必定會否認滿族人對漢文化的接受。

至于為何在此立碑，乾隆皇帝在碑文中只是簡單地說：“勒碑文廟，例也。”然后沒二話了。在立于同處的《御制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中，也寫著“勒碑太學，用遵成例”，同樣語焉不詳。當然，這樣的豐功偉業不止在這一處立碑勒銘，承德的外八廟甚至新疆、青海等地都有。但文廟和太學的意義不同，它們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與文廟一墻之隔的太學（國子監）是知識精英的薈萃之所，是培養未來的高級干部的學校。所以乾隆皇帝在后面這篇碑文中寫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其次立言，而德與功皆賴言以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之時義大矣哉！”皇帝的文章，主流意識形態，要以文字的形式讓知識精英知道、理解、接受，才能傳遍四方，傳之久遠。

文廟還有另外一層象征意義。有些學者已經研究過士大夫從祀孔廟（即文廟）的問題，后代的哪位儒者的牌位可以放進去，不是那么容易決定的，需要許多利益之間的博弈。所以，文廟是個不能小覷的地方，只有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才將其棄若敝屣。除了在內地設立州縣的地方都會設有文廟之外，在邊疆地區，一旦王朝勢力進入之后，文廟也隨之建立。

有學者發現，在清代的云南，許多設有祭祀地方神靈的土主廟的地方也往往設有文廟。所以，文廟對于邊陲或者“新疆”來說，代表著官方的意識形態，象征著此地已成為“化內之地”。

乾隆皇帝將他和祖、父用兵西北的功績昭示于太學或文廟，是想把他對清朝的看法通過知識精英向四面八方和子孫后代傳播，同時似乎也表明他試圖告訴這些士人：他將版圖擴大、把以往的“蠻夷”變成文明人（即化內之民）既給儒家學說的傳播帶來了更廣闊的空間，也賦予他們更重要的“教化萬邦”的責任和使命。清朝的皇帝固然對西北諸族有著特殊的立場和統治策略，但更重要的，是要把何為“我皇清之中夏”的觀念滲透到漢人知識精英的血液里。由此可見，在意識形態的領域里，乾隆皇帝對這群人高度重視。

至于乾隆年間的淄川知縣張鳴鐸為什么專門挑選了許多篇皇帝訓誡士人的文章放到縣志里，可能與這一時期這里的士子們的生存境遇變化有關，則是另外的、需要在地方史的語境里加以理解的話題。

（本文摘自趙世瑜著《眼隨心動：歷史研究的大處與小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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